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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
作者:      时间:2013-01-11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编者按】:此文是吴老根据他自己 1977 年 5 月 5 日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发表于 1977 年《红旗》杂志第 6 期,《人民日报》 6 月 4 日全文转载,此文批判了“四人帮”搞“批儒评法”的反党阴谋活动,对深入揭批“四人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耀邦同志在 1977 年 6 月 4 日上午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就此文专门讲过话,他说:“今天早晨广播了吴江同志那篇文章的摘要,《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希望各个组各个教研室好好看。据我看,我们批判“四人帮”,从思想理论上肃清他们放的毒,远远没有肃清。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要好好清算“四人帮”在各个方面的反革命谬论。在批判他们的谬论中来提高我们自己。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修正主义的东西,立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一面学习,一面研究材料。学马克思主义,一面要研究收集资料,下苦功夫,一篇好东西,有说服力,是要下苦功夫的。“四人帮”搞的许多文章就是装腔作势,是吓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货色。吴江同志这篇文章据我看,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是下了苦功夫的。我们要从理论斗争、思想斗争的实践中间来批判错误的东西,提高自己,还可以挽救一些犯错误的同志。”

  当时,吴老下苦功夫写就此文,对拨乱反正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四人帮”继承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衣钵,但他们在玩弄阴谋的手法上却很有超过他们的同类的地方。“四人帮”的活动以耍笔杆子、造舆论见称,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可争辩的理论权威,而且,其活动花样百出,善于接过革命口号另搞一套。批林批孔时借“批儒评法”大做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搞“全面专政”、“打土围子”、“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时搞“宋江架空晁盖”,一九七六年又搞“阶级关系新变化”、“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民主派变走资派”等等。一九七六年,他们的活动达到最猖獗最肆无忌惮的程度,这是他们疯狂打击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紧篡党夺权步伐的重要时期。同这一时期公开露骨的反党活动比较起来,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们的“批儒评法”活动,则是一项阴险诡谲、迂回曲折、或明或暗、花样翻新的罕见的反党活动。这种活动形式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的。

  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窃取到中央的一部分重要职位,垄断了舆论大权,野心更加膨胀,活动能量大为增加,下一步目标就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下,陆续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同志,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在“四人帮”看来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阻力。所以在“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以前这段时间里,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排除这种阻力,首先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国内都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批林批孔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变成了批孔批周呢?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他们也明知道公开反对周总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决然通不过,于是就挖空心思,利用讲古代的儒法斗争,用影射比附的办法,来制造舆论,刺探舆情,搞乱人心。这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项反党阴谋活动。用讲古代史进行反党,宣扬修正主义

  观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四人帮”御用的史坛上,挂帅人物是罗思鼎、梁效,出力帮忙者有唐晓文等。他们搞了那么多批儒评法的文章,新语宏论,颇能吓唬一些人。他们搞的究竟是些什么名堂呢?这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学问,完全是在玩弄一种反革命政治手法。他们歪曲和杜撰历史,把古代史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塑造一番,想方设法把古代史现代化,用来影射说明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公开说明的问题。

  他们的主要手法是:人为地突出古代特别是秦汉时代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为此,他们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的时期尽量推迟到战国以后(毛主席和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是封建社会初期);在讲封建社会矛盾的时候,又使用一个法宝,叫做“奴隶制残余势力”,把这种势力的作用无限夸大,集中渲染奴隶制残余势力要搞复辟,“革命的”地主阶级进行反复辟。他们口头上也承认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实际上却把奴隶制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从战国到西汉末将近五百年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说,地主阶级专政,进行了五百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西汉以后,按照他们的说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突出的又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即革新集团(法家为代表)和保守集团(儒家为代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社会前进,其作用起码不次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甚至到了近代,在资产阶级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是这两个政治集团进行着生死的斗争。他们由此“总结”出一条所谓的“历史经验”,说要推动社会进步,必须“在中央政权中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把“因循守旧势力”镇压下去,象刘邦死后的“吕后政权”和唐代的“武则天革新政权”那样(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曾亲自督促梁效和唐晓文写“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这就是他们鼓吹“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今天”的奥秘所在。他们写了那么多文章,所谓的“新史学”理论,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点!

  一个剥削制度战胜另一个剥削制度,毫无疑问会有不同形式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但其情况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起来,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用强力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才创造出来的。被剥夺者决不会甘心失败,因此,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如果重新夺得政权,这种政治上的复辟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复辟,即最后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复辟(尽管在名义上也可以披上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外衣)。而新旧剥削制度之间的交替则是另一种情况:新剥削制度是在旧剥削制度的母胎内自发地成长起来,逐渐成熟,直至占据相当优势,接着才是政权的易手。新旧剥削制度之间往往有很大的继承性和妥协性。新旧剥削制度和统治权力的交替,自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反复的争夺。(⑴⑵)

  但一般说来,在新的剥削制度确立起来以后,旧剥削势力的复辟往往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复辟,一般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某些旧特权的恢复,这种复辟虽然也起着阻碍或破坏新生产关系发展的反动作用,但它极少可能恢复旧的剥削制度,相反,复辟势力往往最后同化于新统治者。列宁曾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的波旁王朝的复辟,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非共和制的管理形式的复辟”(《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9页),并非封建剥削制度的恢复。恩格斯在谈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指出那些分享政权的旧封建贵族,不仅无力恢复封建制度,而且自身也“早已向……‘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页)

  这种情形,越在古代,越是如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在很低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从奴隶制承袭下来的东西,较之资本主义从封建制承袭下来的东西,要多得多。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中,由于奴隶暴动的推动,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一部分势力,他们被迫从事改革,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其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改革中也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新封建制的代表人物。这和最初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抵出身自民间工商业者这一点大不相同。这是一个自发的、缓慢的、同时在一经发生变化之后便不易倒转的过程。从史料看,已经前进到封建制的古代社会,没有发生过倒退回奴隶制去的事(除非有落后的异民族入侵,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秦孝公、商鞅变法,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以秦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秦孝公死,太子即位,杀商鞅。但商鞅所行新法,除废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这一条以外,其余大都相沿不变,杀害商鞅的秦惠王,仍是继承孝公、商鞅变法事业推进封建制的一个有力人物。这是最足以说明问题的。而且,古代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中国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除了个别后进国家外,诸侯国的重大斗争大致已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尽管有些封建统治者本身还拖着一条旧奴隶主的尾巴。

  “四人帮”论客们对古代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不作任何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古代斗争现代化。他们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出整整五百年,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决胜负的时期,说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仍是奴隶主残余势力。这实在是一个最大胆的“革新”思想!这样一来,他们的“帽子工厂”的淫威就可以远播古域。他们不顾战国时代多数国家已经先于秦进入封建制这一历史事实(秦是后来居上),把战国以来许多宰相都说成是复辟奴隶制的人物,连张良狙击秦始皇也是为复辟韩国的奴隶制卖命。他们不仅把秦统一中国后六国旧贵族的谋复故国(这无疑是一种分裂倒退活动)扣上“复辟奴隶制”的帽子,甚至把汉高祖所封的几个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叛乱,也说成是“复辟奴隶制”。他们指这些“复辟者”为古代的“儒家”,另一方面,又把不少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帝王吹捧为反复辟、反因循守旧的英雄人物。

  江青说:“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他们讲古代的儒,是为了引出“现代的儒”。他们大讲古代复辟势力,是为了叫人们注意“现代的复辟势力”。你看,自古不是有“举逸民”一说吗?那就是被打倒的人重新上台,把权力夺回去,而且,这些人大多好行“韬晦之计”,据说是搞“地下活动”,甚至躺在医院里也要“找人谈话”、搞“串连”,实在危险得很。总之,在“四人帮”眼里,我们党一大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危险人物,不是“逆流”,就是“回潮”,统统属于“因循守旧”的“旧势力”,“克己复礼”的“复辟派”。因此,根据“历史经验”,必须用法家对付儒家那样的专制手段,能搞掉的就搞掉,一时搞不掉的也要挂起来,准备将来再搞掉。尤其念念不忘的是要搞掉“大儒”。

  “四人帮”批儒评法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这就是他们的主题。

  毛主席说过,象林彪那样讲政变,过去没有过。我们也可以说,象“四人帮”这样讲复辟,过去也没有过。阴谋搞政变的人,大讲“反政变”;阴谋搞复辟的人,大讲“反复辟”。不同的是,林彪的讲政变,虽然也举了古往今来的例子,但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根据;“四人帮”的笔杆子们,却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以论证反复辟斗争自古以来就是照他们所说的样子进行的。

  我们稍许回顾一下,批儒评法的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一是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是江青叫“好”的批了七八个宰相的那篇文章;另一篇是梁效的《孔丘其人》,此文及随后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查,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唐晓文提供思想资料、梁效执笔写成的),在恶毒影射攻击上达到一个高峰。六月,江青有天津之行,七月,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姚文元提出文章的锋芒要更明显地对着“现代的大儒”,“否则我们搞这么大的运动干什么!”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两个情况:一是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的帮派活动。一是这个时期他们的文章出了一些明显的漏洞,如有的文章竟把长城以外的疆土从我国地图上划掉了,成了真正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不少文章把法家人物的作用描写得超过农民斗争许多倍,其形象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高大;还发表法家人物小传、排名单等,形而上学的愚蠢实在过于明显,读者对此议论纷纷。

  鉴于这两个情况,他们不得不考虑在策略上有所改变,提出批儒评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是:第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第二,要突出农民斗争的作用。但是,他们实际做的,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些虚幻的论证,把阴谋活动“理论化”。到了八月,发表了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这是一篇挂帅文章(没有时间读反面东西的人,读这一篇也就行了)。还有梁效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九月,发表方锷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和唐晓文的两篇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驳儒家关于秦天朝灭亡原因的几种谬论》。十月,正当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又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央政权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这是第二阶段开始时发表的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一组文章。

  这组文章完全可以说明:利用讲古代史搞反党阴谋,也必然要修正和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搞现实问题可以宣扬修正主义,搞古代史也可以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为了弄清这一点,让我们从这些文章中抽出几个问题来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又肯定郭沫若同志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见解是对的。郭老把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就是说,中国的奴隶制从春秋中期以后开始转变,到战国时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现在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本来,古史分期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只要持起码的科学态度,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是允许不同意见争鸣的。但是,无论罗思鼎、梁效或唐晓文,都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借题发挥,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就把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时期推延到战国后期和秦汉之际,从而实际上否定了已有的科学论断。罗思鼎宣称,从秦统一中国到西汉王朝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的重要时期,而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晓文也说,“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他们拐弯抹角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说战国时期还不是封建社会。就这样,他们为了“突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从头脑中虚构出古代中国一个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的时期来,不惜采取实用主义手法,任意涂抹、捏弄历史。为了卑鄙的政治目的,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不必有任何根据,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蛮横武断,强加于人,这正是“四人帮”舆论工具的惯用伎俩。

  第二个问题:关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罗思鼎、梁效以及唐晓文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战国时代不必说了,就是从秦到西汉末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没有达到激化、对抗的程度。“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更为激烈”,“秦汉之际,当奴隶主复辟势力严重威胁封建制度的存在时,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为主要任务”。这就是说,在这个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专政的对象实际上主要不是农民,而是奴隶主残余势力。这可以叫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新兴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比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这两大阶级的对抗,当然地位作了颠倒。除此之外,不会产生另外什么对抗阶级。一切剥削制社会却不是这样。例如,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立即也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农民阶级。当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就代替原来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和旧奴隶主势力之间虽然仍会有矛盾存在(这种矛盾,由于奴隶主向封建地主地位转化,很快也变成了封建制内部的矛盾),但总的说他们是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剥削由奴隶变来的农民,而不是农民和新封建势力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奴隶主残余势力。如果说,战国时代虽然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因为当时七国争雄,读侯国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兼并战争可能冲淡了内部矛盾,那末,到了秦统一中国以后,说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不是随心所欲地给古人古事乱扣帽子,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在找不出秦汉时期有什么奴隶主复辟势力曾经严重威胁过封建制度生存的例证。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突出农民斗争的作用问题

  他们是怎样突出农民斗争的作用的呢?我们从罗思鼎文章中引一段话:秦统一后,“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把罗思鼎这个奇妙论点接过来作了更明白的表述的是唐晓文,唐文指出:“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主要力量。陈胜、吴广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推翻了赵高掌握的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政权,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汉初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这里有几个问题:有什么根据说,陈胜、吴广等人能够看清楚秦二世、赵高的政权在本质上不同于秦始皇的政权,他们的起义是因看到赵高复辟了奴隶主政权,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才振臂大呼,起来同值得尊敬的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并肩为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而战斗的呢?就是说,秦末农民起义不是为了反对秦王朝的封建压迫,而是为了拯救可爱的封建制度,为“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有什么根据说,赵高篡权不是封建统治者内部、封建制内部集权势力和分裂势力之间的争夺,而是复辟了奴隶主政权呢?显然,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瞎说。秦时,封建制度固然还处于上升时期,但农民已经开始用武力批判这个制度,动摇封建秩序。秦末农民起义宣告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不仅已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达到何等激化的程度,它的影响一直威胁着后世的封建制度,使这个剥削制度自始就不能获得象它自己以及为它操心的“四人帮”史学家们所想望的那种稳定性和巩固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再引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文中的一个论点,梁文说:“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唐晓文的文章也说:“在农民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七月以前,他们大都说“法家代表了农民的要求”。七月以后,换了个说法,叫做农民斗争的舞台推出了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唐晓文还“独立”提出一个论点,说由于农民和地主矛盾的影响,使“儒法斗争显出阶段性来”。什么“儒法斗争的阶段性”!这明明是为“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今天”的荒谬说法张目的。

  总而言之,在强调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冲突这个前提下,他们所谓“突出”农民斗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突出地主阶级的革命性,突出法家的历史作用,农民不过作为地主阶级的陪衬,农民斗争不过为法家这些反复辟英雄的出台呐喊助威而已。正好象“四人帮”的抬出工农兵,并不是真正看重工农兵的作用,不过是要工农兵为他们这个新“法家领导集团”抬轿子而已。

  第四个问题:关于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这是“四人帮”在批儒评法中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我们说,驳斥一些错误说法是应该的,比如说秦王朝灭亡是因为“焚书坑儒”,这当然是不对的;对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给以正确的评价也是完全应当的。但是,罗思鼎、梁效的文章一口咬定,秦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激化,而是因为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特别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江青不止一次讲:秦亡就亡在杀人太少上。梁效阐明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唐晓文也发表专文阐述这一点:“秦始皇只坑了咸阳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而对那些钻得很深、在背后进行复辟活动的危险敌人,则几乎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清除和镇压。”

  秦果然是亡在镇反不彻底吗?这当然不是事实。毛主席曾经说过:秦始皇坑杀四百六十个儒,比起我们的镇反来算得了什么!这是反击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并不是说秦王朝就亡在杀人太少上。而且,秦灭六国也决不止杀掉这点人。相反,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是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古人中间,例如柳宗元和贾谊也都说到酷刑苦役、竭其货贿、民不聊生,最后“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是秦亡的主要原因。(这两位都被“四人帮”评为法家,大概通得过吧?)当然,他们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有人说,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剥削怎么会残酷呢?矛盾怎么会激化呢?这也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不残酷吗?封建制承袭奴隶制而来,其超经济剥削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阶级那时还是“真老虎”,“真老虎”就不吃人吗?郡县制是进步的,但郡县官吏的勒索不残酷吗?“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这还是指的郡县制初期的情况。秦王朝在长期分裂战争之后,正当“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之际,集中搞那么多大工程,筑长城,造骊山墓,营阿房宫(秦始皇营阿房三年,二世复作阿房三个月),农民的劳役、赋敛能够轻得了?罗思鼎引用李斯的话,说秦王朝“缓刑罚,薄赋敛”,那并不是事实。那是“关东群盗并起”时,李斯等人向秦二世进谏“减赋税,省四边戍转”,二世并未采纳。后来李斯在狱中向二世上书陈情,又提到这件事,是自表功状,为自己辩解,不是秦王朝确办了这件好事,这应当是容易鉴别的。唐晓文照抄罗思鼎引用的这条史料,更见出追随者的盲目。罗思鼎也好,唐晓文也好,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及其经验,是那么蔑视,那么不以为然,但是在上述问题上,他们的反动和愚蠢之处,恰恰就在于没有一点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感情。如果他们有那怕是一点点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感情的话,就不至于对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说那么多的好话,倾注那么多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四人帮”在这个时候喊出一片“杀声”?《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特别对武周政权镇压顾命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所谓“守旧派”一事津津乐道。这种宣传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这只是为了讲历史而讲历史吗?“四人帮”对于被他们认为是“夺权阻力”的那些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不仅惯用笔杆子杀人,实行政治迫害和精神镇压,到一定时候也会用枪杆子杀人,这一点杀机在他们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中,已经明白地显露出来了。

  第五个问题:归结到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的作用问题

  我们从上面各点可以看出,这是“四人帮”的“新史学”理论的核心,是他们论证问题的主要支撑点。究竟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起什么作用?这种残余,有的(如无偿徭役、使用奴婢等)与封建社会共终始,这里不谈。单就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这种现象来说,中国是直到隋唐时,还大量存在,总的说来,它起着障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初期,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与其说它是封建制的敌对因素,无宁说它是封建经济的一种附庸或补充,如《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战国时代赵国的卓氏、齐国的程郑、魏国的孔氏等经营的冶铁业,就是如此。因为铁器之普遍使用于农业,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的一个标志。冶铁业的发展,无疑是促进农业中封建关系发展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以后,我们还看到,甚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也还需要创造出一种奴隶制形式来为它服务(如欧洲人在美洲曾做过的那样)。封建政权有时打击私人经营的工商业,主要是因为它们“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即对上争利,对下则使民流散趋末,包含有重农抑商的意思,反映了一点矛盾,并不是出于害怕复辟奴隶制。秦王朝迁徒赵卓氏等私人冶铁家,是把他们作为“六国”势力的一部分,称“豪富”,并不把他们看作复辟奴隶制的力量。秦王朝自己也不能不用奴隶劳动经营工商业,秦时设“铁官”,就是专组织奴隶劳动从事冶铁的,秦始皇还奖励过一些私人经营者(如为一个经营丹砂矿的女奴隶主筑“怀清台”)。封建制的基础是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并不决定社会的性质。认为工商业中的奴隶制残余能够把农业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封建关系拉回到奴隶制关系去,那是违反起码的经济事实和历史事实的。“四人帮”的史学权威认定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是复辟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说法其实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例如,他们把汉武帝、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的政策吹捧得非常之高,简直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差不多。但是他们忘记了,西汉时代官营盐铁业都使用奴隶劳动或半奴隶劳动(据统计,西汉中期朝廷所属使用三百个以上奴隶或半奴隶的冶铁工场,就有四十多处),按照他们的上述观点,这样做恰恰等于复辟奴隶制;这样一来,汉武帝、桑弘羊等自然也应当扣上“复辟奴隶制”的帽子才对。你看,这些暴发的史学家们的胡说乱道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

  “四人帮”史学家们从头脑中制造出一种具有扭转社会发展方向能力的“奴隶制残余”,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看成绝对势不两立,实际上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长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样,实际上得到的结果就是:第一,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性无限夸大,掩盖了封建统治的反动性质和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他们把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描写得十分高尚、圣洁、团结对敌,内部决无利害冲突,决无互相篡夺、互相残杀的“狗咬狗”的斗争;这些封建统治者坚决反对“奴隶制残余”,甚至比某些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还要严峻得多;排除了“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度简直比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美妙,如此等等。一句话,他们实际上把封建统治者说成是地主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者。这难道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吗?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革命仍须继续下去,直到阶级完全消灭。而剥削阶级的革命,则是一旦政权到手,革命也就完结,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点。宣扬什么地主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清官论”、“让步政策论”更甚。第二,如此夸大奴隶制残余的作用,很自然地,也就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农民阶级成了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中的得力助手,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亲密的阶级合作!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典型的“合二而一”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种最有毒素的谬论。

  我们从以上例举的问题,可以看出,“四人帮”这伙现代复辟派是如何杜撰古代变革史,来从事他们的阴谋活动,并宣扬修正主义观点的。(⑵⑶)

  他们仇恨社会主义的现实,力图颠覆它,因此也就不惜歪曲阶级斗争的历史,竭力搞乱它;他们蓄意颠倒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因此也就不惜颠倒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他们搞乱历史,是为了搞乱现实,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乱中夺权。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历史要为路线服务”。

  任何一类革命者,都要历览前史,研究历史经验。无产阶级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包括古代和近代革命的种种复辟和反复辟的经验,用以教育人民。“四人帮”的批儒评法活动使我们得到一条颇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注意有人以反复辟之名来搞复辟。“四人帮”的活动向我们透露了:他们不仅要以资本主义的面貌、而且要以封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用法家的地主阶级专政学说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所要搞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法西斯专政。难怪他们要如此热烈颂扬封建统治、封建帝王、封建法家人物!这一切正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复辟斗争的极端复杂性。我们除了正确地研究历史上和当代的反复辟斗争的经验之外,也必须注意研究眼前的这种以反复辟为名搞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例,增强识别能力,以利于当前的和今后的异常复杂的斗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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