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谈“实践的思想..
·党内民主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的..
·资本主义对政治..
·中国政治体制改..
·民营经济未必不..
·论发展中的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建..
·如何防止灾难性..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怀念吴江 >> 理论文章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作者:      时间:2013-01-11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吴老根据自己 1980 年 12 月在国家机关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加工而成,发表 1981 年《理论动态》第 262 期。

  胡耀邦曾就此文提出他的意见,并于 1981 年 2 月 9 日致信吴江,原信如下:

  “我在几个地方作了一些大胆的删改,只有一个地方因为工程略大一些,请你自己动手。但这些地方都只能作为我个人意见提供你斟酌的。如果你觉得这么更含蓄一点好。……现在人们思想特别敏感。中央现在的决策是:让人们在许多历史问题上冷却一段,集中精力搞 “四化”,“四化”上去了,那时再来回味一下历史,可能更好些”。

  举世瞩目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已经结束,十个主犯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这两件事标志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理已初步告一段落,能够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了。

  一场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历史会不会重演 ? 这样的灾难会不会再度降临 ? 有人仍然有这个担心。我们没有理由说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总的是向前发展,有时可能倒退,有时可能重演,当然不是在原来基础上重演。我们常说,历史每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要历史上提出的某一任务还没有完成,只要产生同类事件的历史条件或土壤依然存在,那么,历史的不同形式的重演,或者历史上发生极相似的事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着,像宦官外戚专权一类事就不可避免。法国革命历史上,雅各宾派一共出现过三次 (1789 年、 1848 年、 1871 年 ) ,旗帜和口号几乎相同。在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历史上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上,有些同类性质的错误也一犯再犯。例如,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曾犯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废除货币、商品交换等,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国 50 年代末也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我们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左”倾错误, 30 年代初期一次,进入 50 年代后连续犯错误,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达到顶点。我们国家在 60 年代初进行过一次经济调整,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来一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 30 年代起苏联共产党内发生的危害极大的个人崇拜, 60 年代、 7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再度重演。

  中国革命有两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十年。一个是辉煌胜利的十年,那就是从 1946 年到 1956 年。这是不断胜利的十年,其间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挫折。另一个是灾难性的十年,那就是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黑暗岁月。这两个十年是有某种联系的。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过分强调革命领袖的个人作用,因而造成某些导致后来遭受挫折的因素,这是一种联系;因为出现后一个十年而否定前一个十年,或者至少使其黯然失色,这是又一种联系。现在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分析前一种联系,但又必须警惕地防止后一种倾向的产生。

  有人说,造成历史的不幸往往是由于握有无上权力和具有特殊性格的领袖人物的存在,如果这样的人物已不存在,而且今后也难以再产生,那么,这种历史就算是过去了,不可能再重复了。这种看法,我以为至少失之于简单化,还是过分着重于个人作用,没有反映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是要记住恩格斯说的那句话:原因不能从领袖人物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中去寻找,而应当从总的社会状况中去寻找。

  当然,历史不可能照原样重演。“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再照样复制一个“文化大革命”。假定即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重新登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会披上新的服装,寻求新的方式和口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同于党内出现的一般反党集团,也不同于社会上出现的一般反革命集团。他们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进行活动的。他们并不像一般反革命集团那样具有自己独立的反革命组织系统,而是依附于党和国家的;他们也不像一般反革命组织那样有自己的独立的反革命纲领,他们基本上是利用党内日益系统的破坏性极大的左倾错误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理论,作为公开号召的旗帜,藉以欺骗和蒙蔽干部和群众。的确,像这样的反革命集团今后很少有可能照原来的形态 ( 例如,一个还是以副统帅和接班人的身份,一个还是披着“女皇”的服装 ) 重生。我们所说的历史的重演,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历史有可能重演,是指发生悲剧事件的最基本的历史因素并未消除,或者没有完全消除,或者消除后又重新产生了,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形式的、但属于同类性质的悲剧事件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现在我们要着重弄清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消极历史因素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这类灾难性的事件。

  二

  我们不能说出唯一的因素,也很难说出唯一的因素,因为各种因素和条件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诱发的。造成十年浩劫,从最根本的一个方面说来,是由于产生个人崇拜,个人独揽大权和与此相联系的民主法制遭受破坏,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创

  建和运用国家机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重大弱点,特别是不重视政治民主化和轻视依法治国。而后一方面则同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的时间还短暂,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成熟的经验这种情况有关。

  以上每一个别因素都不能孤立起来看,它们也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独立地起作用。而且有的因素的出现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例如,个人过多地集中权力。每个阶级,要取得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领袖和杰出代表。在紧张的内外斗争中,领袖个人的作用往往很突出,往往自然而然地集中权力于个人手中,甚至使领袖个人成为独裁者。从历史上看,无论哪个阶级,创业的第一代,很容易出现这种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庇尔以及拿破仑,都是这样的人物。孙中山领导革命也是这样,他要求党员绝对服从他个人,并要实行落后的会党式的打手模。直到逝世前不久他才有所觉悟,说出“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这样的话来 ( 据《吴玉章回忆录》 ) 。工人阶级是集体主义者,要竭力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但有时被斗争所推动,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现象,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一切场合都起消极作用,它和个人迷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不是一个东西。例如,战争往往需要权力高度集中的统帅。个人集权所造成的危害及危害之大小,也要看各种历史条件而定,其中包括个人的条件。

  工人阶级开国领袖,第一个是列宁。列宁手里也集中了相当大的权力。而且也产生了相当的弊病,但是列宁对于个人的权力还有些警惕,所以列宁在世时,联共党内的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不同意见可以自由争论。后来这个传统被斯大林破坏了。请注意一点:斯大林和列宁不同,列宁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权威和主要领袖,尤其在十月革命后,他很少遇到挑战,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向他挑战 ( 在个别问题上的争论是有的 ) ;斯大林稍不同些,斯大林当然也有历史功绩,但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一个时期,他的集权多少有些人为的因素,容不得不同意见,采取政治高压手段,有时甚至打击、陷害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其他领袖们。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个人集权的方式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它把集体领导的原则完全葬送了。

  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空前紧张空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领袖们是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人物。其中又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35 年遵义会议以后逐渐确立起毛泽东在全党的主要领导地位,这是历史本身的选择。如果我们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道路回顾一下,毛泽东如何在中国革命危难之际多次挽救革命,指出正确的道路,就会明白这是历史本身的选择。 1945 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不过是追认了以上的历史事实而已。总的说,“七大”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但也应该说已经包含有若干过头的说法。

  这里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不能忽视杰出人物的个人作用。个人集权往往在紧张斗争环境中产生,这种个人集权对历史起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主要看执行的路线、方针正确与否,看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是否正常或大体正常。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就推动中国历史前进这种个人作用来说, 1935 年以后党内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当然,也不能把功劳全归于一个人。第二,在党和国家生活中,除了按正常分工负责某方面工作,或受党和国家的特殊委托全权处理某项工作以外,决不能把最后决定权交给一个人,由个人独揽大权。这也就是说,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人手里,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尚且懂得这一点,工人阶级政治家应当比资产阶级更加正视这个问题。

  革命政党内存在家长式的、实际上的个人集权制,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现象,过去屡有发生。个人崇拜也由此逐渐发展起来。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大权在握在一个时期内 ( 直到 50 年代前期 ) 没有犯大的错误,而从 50 年代起就不断犯错误直至掀起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呢 ? 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就毛泽东个人来说,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这里除了党的整个情况以外,个人的思想状况起着很大的作用。当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胜负命运未决的时候,当解放初期同样面对着国内外紧张斗争局势的时候,虽然那时已有个人崇拜,但党内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毛泽东本人也能够比较虚心体察情况,依靠领导集体,因此能够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在这种时候,他运用权力实行领导是很出色的。“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党虽把大权交给他,他在运用权力上也还比较谨慎。但是,当到了压迫自己的敌人已被战胜、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国内经济已经站稳脚跟、各方面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时候,他的思想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首先由于胜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不肯虚心体察社会新事物;同时,对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急于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渐脱离实际,陷入了“左”倾空想。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不正确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时强行改变集体的决定,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上。这叫做“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就是说,置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于不顾。胜利导致自我膨胀,又过分看重个人的声誉和威望,讳言错误,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见,反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力的挑战。这样,一场斗争就不可避免,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说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巩固一个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

  第二,从党和国家的领导状况和管理状况来看。世界上刚出现不久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严重历史教训,在于没有及时地确立党内的一套民主管理秩序,特别是没有确立党和国家民主法制秩序和权力制衡原则,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限制党和国家权力的被滥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与此有关。

  让我们再看一看封建制度吧 ! 封建制度是确立君主一个人的权力,这是天经地义。皇帝一个人决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作非为。但即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也有一套约束、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如设立宰相制度、谏官制度等。唐德宗时候的陆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官,苏东坡很佩服他,把他的奏议介绍给宋仁宗,劝他要虚心听取谏官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篇叫《封驳》的,指出“人主之所患,莫大乎惟言而莫予违”。他考察了汉以后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指出唐朝时候有一种制度:在皇帝身边设一种小官叫给事中,属门下省,这种官“品卑而权特重”,他们有权把皇帝所下的诏书驳回去,纠正皇帝的错误。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宣宗李忱 ( 唐朝倒数第五个皇帝 ) 有一次任命一位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委任状已经发出。其时给事中萧放封还制书,说李燧当节度使不合适。宣宗正在听音乐,他看到萧放的意见,当即停止听音乐,来不及另派“中使”,就派“优人”前去把委任状追回。一直到明清时候,给事中这种官职仍没有废除。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监察制度。封建国家,有时是借助于皇帝祖宗的训示或先圣的教条,使皇帝也不敢完全凭个人意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当然,封建制度下这种办法的效果是极有限的,事实上,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控制皇帝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新政权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土壤上。在中国这块地方,封建积习非常之深厚,而国家管理的民主传统则甚少。中国是经历过长期的民主革命的。中国的革命者并不是不重视人民民主,中国甚至有军事民主。但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运用国家民主制,却确实重视不够,知识也甚少。党的领导首先要确立和健全人民民主制,使劳动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国家才有力量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领导人一开始对于这一点并不看重。我们的人,长期以来只重视党的政策而轻视国家的法制。讲到法治,我不妨提一下拿破仑。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上台,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搞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恩格斯称之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为了制定这部法典,法国参政院召开了 87 次讨论法典草案的会议,其中有 35 次是由拿破仑亲自主持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此看重立法,而我们却长期认识不到立法治国的重要性。建国之初,我们并没有想到需要马上制定宪法,据说这种事还是斯大林首先向我们的领导人提醒的 ( 这对中国人说来当然并不光彩 ) 。根据后来发现的材料,斯大林是这样向我们的领导人说这个问题的,他说:“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进行宣传: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 ( 按:这是根据《党史博览》 2003 年第 1 期文章追记的。 ) 这样我们才于 1954 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但是即使如此,以后我们并未实行真正的“法治”,而是长期实行“以党治国”,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质上依然是“人治”,因此为以后个人独揽权力和搞个人崇拜提供了条件。俄国革命也是这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因为没有经验,曾把一切问题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以党代政。列宁后来发觉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解决问题,因此留下了祸根。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和地下秘密状态中走过来的,有很高的集中性和组织纪律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没有注意及时加强党内民主,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没有通过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设,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在新的条件下重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因而不能抵御旧官僚主义灰尘和封建意识对党的侵袭,甚至也不能抵御“权力”这个东西对党的腐蚀。

  此外,我们也没有认识到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东西的弊害。谁也没有提出过退休这个问题,领袖人物没有这种观念,一般同志也没有这种观念,相反,都觉得离开自己不行。有的甚至到了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时候,仍津津于高位与权力。

  这种弱点,后来在毛泽东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但这里我们要认识到,在集体中,错误往往不能只叫领袖一个人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较早地有认识以上问题的觉悟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说,能够及早地提出健全国家民主制和加强法制建设,能够及早地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和监督制等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避免犯那种严重错误,或者可以大大减轻错误。我们未曾做到这一点,说明我们虽然创造出了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却还缺乏合理运用国家权力的成熟的经验。

  错误不是凭空出现的。我开头就说过,我们发生这种错误,产生这些弱点,归根到底,是同我们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中国是长期封建社会,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与家长制相联系的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同个体小生产者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表现出很高的革命性,同时又有狭隘性、保守性,文化水平低等弱点,而且保存不少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对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农民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农民按他们的本性来说,可说是天生的个人崇拜者,这种个人崇拜是小生产家长制的扩大。

  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愈落后,个人的作用会愈突出。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出现的个人崇拜,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带着浓厚的封建性,首先是忠于个人,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上者“好南面之术”,下者“行妾妇之道”。这种个人崇拜,有时甚至用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把它巩固起来,为害就更大。

  在我们这里,领袖个人的权力、权威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当人们发现他已经离开正确道路而采取错误行动并已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党内也很难有人能够公开站出来,提出不同的纲领与之进行路线上的争论 ( 某种抵制或消极抵抗或局部性的纠正是有的 ) 。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集中很大权力、个人崇拜那一套盛行的条件下,特别是如果政治生活不正常,那么,在高层的领导干部中间,容易出现下面四种情况:

  一种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不搞“一边倒”,能够提出不同的正确意见。这样的干部,在整个路线方针发生偏差的情况下,一是容易遭到打击或遭到陷害,二是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

  另一种情况是,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以大局为重,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减少因路线方针错误而造成的工作上的损失。这些同志常常为了顾全党的团结,保护党的力量,自己甘心忍受一点委曲,即使如此,也不可避免地要冒点风险。

  再一种情况,人数可能最多,这种人的特点是分不清是非,不用脑筋想问题,盲目紧跟、照办。

  第四种情况,就是少数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摸政治气候,奉迎阿谀,投其所好,抬轿子,吹喇叭。他们对领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个人崇拜推向极端,神化个人,制造“现代迷信”,提出“高举”、“紧跟”一套,以骗取信任,争位邀宠;同时,也把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政治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抬轿子者大多是准备自己坐轿子的。

  这第四种人只是极少数,但任何时候都有,他们所能起的作用,主要看整个领导状况如何。如果整个领导不发生大的问题,民主集中制还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则这种人便不容易造成危害。如果领导发生问题,特别是,如果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搞“一言堂”,个人独揽大权,热衷于个人崇拜,那就将为这些人的活动提供绝好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任何伟大人物、伟大的领袖,如果脱离集体,脱离群众,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尊重组织原则,并且为了个人权威而坚持错误,坚持某种“先入之见”,并且猜疑这猜疑那,这种弱点将不可避免地为上述那些人所利用,甚至于受他们的蒙骗与包围,最终受他们的支配。这是早有历史经验的。欧阳修有一篇《宦者传论》,介绍古时候这种情况,可以读一读。他说有一种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即使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如果脱离集体,脱离群众,心生猜疑,总以为别人不忠于自己,只有迎合自己者最值得信赖,结果也难免要走到这个地步。这样,实际上也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手里。为什么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中会出现如此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我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因此,对于我们内部存在的这样一种人,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三

  毛泽东逝世不久,继林彪之后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粉碎。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以为灾难性的历史已经终结。也有人担心事情并未最后了结,但他们一般只看到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一些表面上的动乱因素,这就很不够。问题要比这深刻得多。

  我们的状况,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和以前,当然有极大的不同。结束“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有可能摆脱一个左倾空想的恶梦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出,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个短时期,过去的历史还在一片欢呼、告别声中悄悄地延续,某些导致灾难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好像是在重新积聚起来并力图获得新的生命力,力求重新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它们已成为一种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我们的人已习惯于借用消逝了的某些错误做法。这是我们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头两年不得不在徘徊中艰难前进的重要原因。

  “捍卫毛泽东思想”,这是最响亮的口号。捍卫什么呢 ? 这里就有最根本的分歧。是拨乱反正,恢复 50 年代前的毛泽东思想呢 ? 还是捍卫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错误决策和一些错误判断呢 ? 坚持极“左”路线乃至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就是捍卫后者,即坚持过去十年的错误方针。

  最重要的,作为一切错误的支撑点的,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力图树立新的个人崇拜。 ( 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短时期。 ) 维护旧神,是为了塑造新神。当时有一种好心的说法,仿佛只有让一个人终身担任最高职务,才谈得上“领导的连续性”。于是,一个时期又欣起一阵宣传个人的狂热。甚至把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也归于一个人,好像党的集体领导仍不起作用,好像“四五”群众运动对此也毫无贡献 ( 实际上正是这个群众运动使“四人帮”一小撮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危如累卵,不堪一击 ) 。这说明一些人,在新时期开始时还没有来得及从长期的个人专权的传统和英雄史观的愚昧中解脱出来,具体地说,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摆正领袖个人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而能否正确处理这种关系恰恰是我们在度过十年灾难之后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全党全国人民所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毛病,可以说是过去十年灾难的渊源。

  当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以重搬个人崇拜那一套来说吧,历史照原样重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像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话所说的那样: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但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是作为笑闹剧出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威望、集权和人们对他的崇敬是在长期斗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其中人为的勉强的因素较少 (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 。这样的历史人物消逝以后,如果另一个人物要马上代替他,第一,历史本身不可能马上造就这样的人物来;第二,如果有人要“起而强为之”,尽管采用权威性的办法,也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不可捉摸的过程,而最后能否达到目的,尚是未可知的。历史多次证明,一切离开多数人意志的、违反民主的、人为的集权方式,必将带来纷争与祸乱,使政局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使党和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使我们有可能摆脱过去那段灾难性的历史,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并且有可能真正采取切实的步骤消除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那些导致动乱和种种不幸的消极因素。当然,事情是困难的,积习太深了。而新的道路、新的事业尚有待我们积累经验。在某些生疏的事情上我们还免不了要走一点弯路,有时甚至还需要从头做起。因此,道路仍然是曲折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不容易理解这一点。他们不懂得在长时期的历史性灾难之后,面临历史的转折,要取得新的历史进步的补偿,也难免要走一段艰难曲折、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道路。这里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负责精神。空疏的、只图一时痛快的激进言论,往往无济于事。空疏误国,历史上不乏教训。展望 21 世纪,仍然要依靠唯物史观的理论思维,不能求助于 18 世纪的幽灵。总之,在新的征程中,在我们内部仍然需要做大量艰苦的耐心的政治协调和思想引导工作。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斗争和困难。

  但是,历史如长江大河,虽有曲折,毕竟东流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无法也无权推诿。我们的重大责任是要坚定不移地完成我们的中兴事业。从历史上看,要做到这一点,主要办法是两条:一曰总结经验,二曰厉行改革。

  关于总结经验。中国的旧统治者历来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叫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西汉贾谊所写《治安策》、《过秦论》,唐魏徵所写《谏太宗十思疏》,都是为人们所传诵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好文章。一部《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就是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孙中山先生也是重视总结经验的,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经验教训,决心提出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改组国民党。工人阶级当然更应当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工人阶级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相反,工人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清算自己的错误,或者往后退却,有时还不免将过去做过而做得不适当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革命要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也就是说要经常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善于改革自身。暂时失败、受挫折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把真切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

  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就是 1945 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就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前一个决议是毛泽东领导、任弼时同志具体主持作出的,那里批判了过去统治党的错误路线,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现在看来仍是基本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后一个决议,即我们现在正在作的决议,将评论毛泽东的功过。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前面说到的搞个人崇拜,集大权于一身,搞“一言堂”,伤害民主和法制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必须认真总结。但是,如果说这些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那就欠公正。“文化大革命”本身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因此否定它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历史本身的结论。但我们总结经验,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从个人的成见和利害得失出发。必须有历史全局眼光,必须有历史责任感。要着重指出犯错误的原因,指出历史上产生消极因素的原因。只有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才能真正分清是非,教育全党全民族,从而团结全党全民族,也只有这样,过去的错误才有可能避免,才有可能不走历史老路。

  其次,关于改革。必须下大决心,厉行改革。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之后,要彻底摆脱灾难,开拓一个新时期,不进行改革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存丝毫侥幸心理。“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老百姓在看我们有没有改革的决心。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两件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除确定农业改革的方向以外,还决定对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经济上,我们过去许多措施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出发,不总是能够从客观经济条件和经济规律出发,有些做法虽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非改革无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这种改革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消极因素的历史根源找出来了,就要采取措施改变它。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已经开始提出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着手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 按:可惜此项改革受某种势力的顽固阻挠,没有真正着手进行。 ) 同时,也提出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洗涤干净封建主义遗毒和小生产习气,前面已经说过,这些东西是产生个人专权、家长制等等的天然土壤。

  最后,想简单地补充提一下如何看待领袖的作用,如何对待宣传个人的问题,工人阶级领袖在这方面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德。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需要有自己的杰出领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弄到否认或贬低领袖的地步,那是愚蠢的。任何阶级、任何团体、任何政党,都必然会出现自己的领袖,不是好的领袖,就是坏的领袖,不是杰出的领袖,就是平庸的领袖。贬低领袖的作用,甚至认为领袖可有可无,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或者简直是自欺欺人。但是在领袖集团当中,在一定时期,不管用什么方式产生,仍然会有一个主要代表者,或者说,主要的领袖人物,他的手中握有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必须正视这种历史现象。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取消个人负责制,但必须防止个人负责制蜕变为个人专权。今天,人类发展水平还不可能绝对保证避免个人专权的现象。为此,首先在政治制度上要有严格的预防措施和限制措施。例如,严格的集体领导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和群众及组织的监督制度,制定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制度;人民内部必须坚持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监督者要有足够的权力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党章国法应作出限制最高领导者权力的规定,除非按照分工或由党和国家正式授权,个人绝对不能专擅权力,如果在重大问题上有专擅权力的行为,则应予以查究直至提出弹劾;规定最高领导职务的任期年限 ( 短期轮流坐庄亦非良策 ) 以及对连任的限制,这种限制不能有任意逾越;禁止对领袖的歌功颂德和一切个人崇拜宣传,例如,动不动把领袖的一些普通言论推崇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之类。首先从各级领导人做起,从党的报纸做起。报纸宣传很重要,必须杜绝积习甚深的个人崇拜宣传。以上措施是否会限制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呢 ? 是否会使人民群众不了解自己的领袖呢 ? 照我看那是不会的。相反,这样做正是为了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正确地、无弊病地发挥领袖人物的作用,正是为了使领袖个人保持同党、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

  其次,必须重视领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集体主义修养。作为领袖,应该坚定不移地忠于党的民主,忠于社会主义民主,遵守国家法制。他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期或者最需要他的时候应该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但决不夸大个人的作用,决不贪图或眷恋个人权位,在应当引退的时候就及时引退。他应当真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厌恶一切个人迷信”,把个人“声望看得一钱不值”,摒弃“要使自己成为了不起人物的奢望”,并且真正认识到“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2 页 )。

  他应当以身作则,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团结人,包括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对于搞个人崇拜的行为,不能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甚至把这种人引为最可信赖者而提拔重用,而应当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并提出纠正的办法。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可贵的是言行一致,始终如一,不是口头上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欣赏个人崇拜,或者一个时候拒绝个人崇拜,最终又要求个人崇拜。在没有金钱特权的制度下,政治权力往往是对某些领袖人物最起作用的腐蚀剂。我们应当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求得长进,不再煞费心机地抱住个人崇拜的恶习不放。历史已经最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凡是不正确地处理个人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自己凌驾于集体和组织之上,心安理得地欣赏个人崇拜,藉权位谋求个人声望的人,都要培植忠于自己的一帮人,自己下台了,也要靠这帮人为自己谋求永久的权威。如果有这样的领导人物,人民有一百个理由对他不放心,因为事实证明,这是多年来不安定因素的根源,因为这是很少不闹出乱子来的,或者由此损害整个党和国家的健康机体,或者使党和国家陷入动乱或被拖人某种危机的深渊。这里就尖锐地提出了

  党和人民群众如何选择和监督领袖人物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一项重要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再三加以思索。

  ( 原载《理论动态》, 1981 年第 262 期 )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编者按:怀念吴江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一一作...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