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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时间:2013-01-11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0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这在近年还是少有的。引人注目的是,该文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遵循 “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 ” 的方针性意见,我想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诚然,尤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构建的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时期虽不断有所改进,但仍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等形势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仍严重滞后,诸多弊端由此而生。但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以往的改革虽有一些进展,但也有失误,因此为了稳妥起见,也必须回顾一下过去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早在 1986 年就正式提出来了。从 1986 年 6 月 11 日起,邓小平就接连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他说: “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的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 ……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按:指邓小平 1980 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但是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 ” ( 见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一文 )以后他几次谈这个问题。最终确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党政分开,或称党政职能分开。邓小平概括为四句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这当然是一件头等的政治大事。但是当时被指定主持这件大事的并非是负责全局的党的总书记,而是政府机关负责人。书记处只负责催促在 1987 年上半年( 7 月以前)提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然后经讨论后逐步进行。但是主持这场改革者是怎样部署这件大事的呢?首先是自上而下地忙于设研究机构,铺摊子,特设中央政改研究机构,在其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机关、省市和高等院校设政改研讨小组,集合大批人,发议论并设计蓝图。就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作过的一个学校来说,其所设的研讨小组初时有一百多人参加,奉命就民主、党政分开等七个专题进行座谈讨论并写文章,后来小组固定为十来个人,负责组织研讨工作( 按:“十三大”后这些研讨小组统一更名为政改研究室 )。因为要解决党政分开问题,所以大家讨论的矛头大都首先对着党的领导问题而来,这是很自然的。一时舆论哗然,离开实际的言论不少。

  正当这个重要关头,不是别人,正是总书记胡耀邦,他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对此发出警告,他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 现在议论纷纷,很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

  胡耀邦提出的这段警告与批评,可惜并未引起当时主事者的理睬。 “ 造空气、造风潮 ” 仍继续进行;加上 1985 年以来物价上涨,腐败现象曝光,引起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激动,于是招致了 1986 年年底的一场被称为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的学潮。这场学潮由在 “ 造空气、造风潮 ” 中脱颖而出的方励之所在的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和北京,各地学生纷纷上街。

  这场学潮来得非常突然,然而其原因亦十分明显。 “ 造风潮 ” 引起学潮,事有必然。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全力应对。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当即停止出国外访活动,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做学生的工作,直到学潮平息以后才离开办公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事后却将这场被称为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的学潮归咎于胡耀邦事先制止不力,导致胡耀邦因此辞职下台。此事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想就是后人闻之,亦必将大为诧异。当时也涉及到一些人,但是最先鼓动起这场学潮的方励之却被轻轻放过( 按:此人在 1989 年另一场更大的学潮中证实为主要的幕后推手,事败后逃亡美国 )。

  这是过去了的一段重要历史。历史经验需要牢记。 1986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无成效告终。不仅无成效,而且还引起了反弹,证据之一就是现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任,几乎一概由当地现任共产党书记兼任,这就使党政更加合一了。

   1986 年以后,我们的政治改革(包括行政改革)确没有完全停顿,改革走了另一条迂回曲折的路,那就是上述《人民日报》文章所记述的一段话,我们且将这段话抄录如下:

   “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作者没有指出从 2010 年 10 月再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什么,但却一般地指明了改革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 “ 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加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 依愚见,三条标准之外似须再加一条,这就是:是否符合我国国情,是否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例如确立权力制衡制度和分权制度以纠正权力过分集中的积弊),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至于展望 2010 年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程,我自感无话可说,只能提出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当事者能够重新回过头去温读一下邓小平 1980 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以便从此大文中吸取改革的灵感和增强改革的勇气。对此,国人有厚望也。

( 201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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