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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联仓:危难中的关怀一一忆胡耀邦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作者:      时间:2016-04-22   来源:
 

胡耀邦同志来心理研究所视察,那是心理研究所处于最最困难的时候。今天,我们回忆当时的历程,既是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纪念,更是对耀邦同志的深切缅怀。

 

心理研究所撤销之前的危难岁月

心理研究所筹建于1950年,1956年成立研究所,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教育与儿童发展心理、感知觉与航空工程心理、医学生理心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实验设备已基本接近国际水平,成为中国唯一的综合性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心理学就被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心理研究所正常研究秩序完全被破坏,两位副所长、心理学家曹日昌、丁瓒先后被迫害致死。“砸烂心理所”成为革命口号。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声称心理学是“伪科学”,这种轻率无知的举措,给我国心理学科领域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心理研究所被撤销前,我们从总理联络员刘希尧那里感觉到,他不主张把心理研究所撤销。但那时造反派的人强烈要求撤销。后来,刘希尧提了一个意见:暂时保留心理研究所,让心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去农村、工厂做调查。这个实际上是个缓兵之计,当时造反派假如同意这个意见,那大家干脆就下放待两年,让大家可以避过这个风头后再回来,这是好事。我们都支持刘希尧的想法。但造反派坚决反对,非要把心理研究所撤销不可,当时刻希尧也没有办法。1969年,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无视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对以及聂荣臻副总理的意见,强行撤销心理研究所并把全部职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心理研究所撤销后.只能让一少部分人留在所里,等于看家,我们其他大多数人被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1970126,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决定,心理研究所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北京植物园一同正式撤销。61,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获准后,这几个单位被正式宣布撤销。经过全所职工近20年辛勤努力建成的中国最主要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一夜之间解体了。

在湖北潜江的干校期间,我们觉得前途遥遥无期。从1971年起,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后,周恩来发起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自7月起,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醒要注意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30几个人就联名给总理写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应当允许研究。当然,信实际上到不了总理手中,到了刘希尧那里。刘希尧回信说,你们回来吧。就这样,我们从干校回到了北京。

一回到北京,就发现原来办公的房子没了,家也没了。我们原来办公的房子在端王府。端王府原来有两个大的研究所,一个是心理研究所,一个是语言研究所。林彪看上了端王府,他下令拆掉原来的房子。林彪倒台后,江青看上了这个地方。他们往这里搬的时候,所里也没有人,我们在干校也不知道,所有的东西全都扫地出门,什么仪器全都没了。万幸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把心理研究所所有的图书收集到院图书馆,心理研究所的图书一本没丟,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我们感恩不尽。我们就在院图书馆旁边临时找了些破房子,搭了些木板房,同时借了几间图书馆旁边的福利楼。虽然显得破破烂烂,但我们大部分人思想上很坚定,主要的研究人员再困难也不要求调动,坚持要恢复心理研究所。

我在心理研究所撤销前是所党委委员,回来后是研究室主任,当时从院里调来的一位老干部把我吸收进了业务组,并逐渐成为业务组的负责人。在业务组,我们没有房子,桌椅板凳也没有,没有设备,但大家思想上还是很坚定,按时上班。我说咱们不在乎,咱们干校都待过,条件艰苦点无所谓。我当时还去过一次院机关,希望院里拨一点业务费给我们,最后院里决定一个月给我们业务费一万八千元。对此,大家觉得挺高兴的。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三年左右。

 

亲历胡耀邦同志视察心理研究所

197510月初的一天。院机关突然来电话,说有重要领导来心理研究所。106,院办公厅副主任吴明瑜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胡耀邦同志要去心理研究所,同行的还有李昌等。我觉得这太好了,就动员全所开始准备。

当日下午一点多,耀邦同志和李昌同志到了心理研究所。当时我们腾出了一间大点的办公室,作为临时会议室,耀邦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表示理解。我觉得耀邦来以前早就做了调查研究,就是要跟哪些人谈,后来他就直接找我谈.那个造反派的领导,耀邦同志根本就没理他。那天参加汇报的还有两个是中层干部。所长潘菽年纪已大,在家休养,没有参加。耀邦同志问得比较细,我们主要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业务工作,一是科研办公条件的改善。

我首先汇报了心理研究所过去和当时的科研情况,国内及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心理学的发展状况。国内心理学的发展方面,我谈到了心理学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发展历程。我说到1965年,《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为“葛铭人”的“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法吗”一文,“葛铭人”其实是“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化名。此文表面上是批判《心理学报》196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色、形爱好的差异”的论文,实质上是否定有普遍意义的心理规律,主张用阶级分析代替心理学研究,把研究人类共同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看做是伪科学。“葛铭人”的文章说心理学没用,如果谈到生理的问题,就说这是生理学的问题,你心理学管什么;谈到心理学就要强调社会的条件,说这个马列主义解决了,马列主义经典里都有,你心理学也没用。这是“葛铭人”的观点,我们当时都不同意。据说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想利用它发动“文化大革命”。汇报期间,这些意思都给耀邦说了,但当时不敢说“葛铭人”就是姚文元,因为这是19751O月,姚文元在政治上正得势。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科研办公条件方面,我当时说,在下放期间我们的房子被破坏了,房子没有了。回来之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落脚之地,我们不要求盖大楼大厦,但也应该给我们找一个地方,给几十间房子先凑合着过,房子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还汇报了心理研究所撤销之后,书籍保留完好,学报被取消等情况。

耀邦同志听了汇报后,谈了他的想法。

对于业务问题,耀邦同志首先鲜明提出,要恢复国内心理学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心理学报》,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这实际等于对心理学的肯定、对心理学的恢复。我们当时非常兴奋。另外,耀邦同志说,一些业务上的事,你们能够做的尽量去做,你们别害怕。能够干的还是干,虽然条件艰苦,但要克服困难去做。大家对此备受鼓舞。  

对于房子问题,耀邦说,当前条件确实很困难,他提议给心理研究所在廊坊找个地方。我们说,这实在不行的。他对此表示理解:“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老窝窝。”其实,当时耀邦也很为难,他说以后可以再想办法。但是他没有拒绝。

对于领导班子建设,耀邦首先说所长要恢复,由懂业务、有事业心的人担任。心理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可以包括一个所长、一个行政副所长、一个业务副所长、一个党委书记“四条汉子”。“四条汉子”当时是犯忌讳的话,后来我们档案里没写这句话。他还谈到了所长和党委书记、党委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据我后来了解,耀邦来心理研究所之前,事先他见了胡乔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在桌子上看到一张条子,我估计是吴明瑜同志掉下来的,我就给收起来了。写得不是很详细,我看那个纸条的意思,就是说胡耀邦这次来,首先是跟胡乔木谈过。胡乔木和心理研究所关系非常深,过去心理研究所所长向他汇报工作时,我也参加过一次。

我们把耀邦视察的情况向全所的人传达后,大家非常高兴,觉得这是给心理学、心理研究所翻案。中国科学院直到1976323才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补送《关于我院心理所、综考会变动情况和重建问题的报告》,国务院于19776月批准成立心理研究所。

 

心理研究所及心理学的复兴

耀邦同志视察之后,我们到华东出了一次差,把耀邦同志视察心理研究所的精神告诉全国心理学界。当时我和革委会的主任林云超、焦瑞兰三个人一起去的。我和林云超的关系比较好,他说他对心理学是支持的;焦瑞兰虽然是革委会的人,但她丈夫高云鹏是北医大的,而且对焦瑞兰业务上比较支持。我们首先到杭州大学陈立那里,他是姚文元主要的批判对象;还去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当时心理学的力量很强,因为这所学校有好多老教授都是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到了以后,我们把耀邦同志视察的情况一说,大家很受鼓舞,尤其是陈立,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受批判,而且是被重点批判,当把耀邦同志到心理研究所的情况一说时,陈立说:我请你们客。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从来没有请过客,这是头一次请客。在杭州,陈立请我们到楼外楼吃饭,那是当地最好的饭馆。

回北京后,所里开始恢复学报,心理学影响逐渐扩大,但是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当时大伙心里也明白这些运动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我们的想法就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抓一点业务,能抓的就抓,没有条件就想办法应急。不管怎么样,能干也干,不能干也干。我们当时要求,不管你年龄多大,只要院里能给我们任务,干什么事我们也得干。我们后来参与了地震预报,做鸟笼子,养鸟、养猴子、养狗,观察动物的反应。陈力在北馆搞了一个实验室,我们也在西山搞了一个临时的。白天晚上都做记录。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所有的物理仪器全失效了,当时北京市余震还很多,所以就给了科学院任务。我们当时和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合作。当时,北京市委要求我们这个组如有重要情况,立刻向北京市委汇报。我们做了好多个点,假如一个点的动物有异常或者这些点的同时都有异常,我们立刻向市委汇报。我们当时住在动物园,把一个从非洲运长颈鹿的一个大箱子改装成实验室,我住在里面。实验室里面记录野驴对外界的反应,因为野驴是最敏感的,一有点风吹草动它就乱跑。在实验室,我们用激光观察它跑的情况,每过两个小时记录一次,那时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同时我们在实验室也记录鱼的情况。我们经常互通电话,定时上报。假如说忽然间我们几个点都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要向上级报。

耀邦到心理研究所来了以后,对职工的鼓舞很大,确实有效果,而且我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假如当时耀邦没有来,我们也不敢这么搞这些工作,你要是这么搞,不又翻案了? 因为有了耀邦的谈话,说你们可以这么搞,你们不要怕,而且你们学报可以恢复。学报可以恢复,这就表示心理学很好,就是因为这条我们后来才敢做这些事。

胡耀邦第二次对心理研究所工作的关怀,是在他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因为房子的问题联名写信给中央,他见到这封信以后,就给心理研究所回复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请院里查一查。到了80年代以后,院里决定给700万元给心理研究所盖房子。胡耀邦后来还有一个批示,就是按照高标准建心理研究所。

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时间里,跑了中国科学院50个所,包括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受人重视的心理研究所。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到心理研究所去,从某种意义上,不但是对心理研究所有帮助,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是极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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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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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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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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