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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与昆明暴恐案有何关系?
——回击司马南、冼岩们的谎言兼答香港《太阳报》古吕文章
作者:程 敏      时间:2014-05-09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司马南、冼岩借昆明暴恐案攻击胡耀邦

二、毛泽东“少杀”、“慎杀”政策是“两少一宽”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毛泽东、邓小平少数民族政策是“两少一宽”政策的思想源头

四、“两少一宽”政策的形成过程

五、“两少一宽”政策的历史合理性

六、回击抹黑胡耀邦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   司马南、冼岩借昆明暴恐案攻击胡耀邦

 

31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事件。就在全国人民哀悼受害者、谴责暴恐分子暴行之际,司马南等急不可耐地跳将出来,伙同化名“雨夹雪”者与化名冼岩者(又名闲言、看山等),竟然借“两少一宽”政策,别有用心地将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恐事件与胡耀邦联系起来,肆意攻击污蔑耀邦同志。

雨夹雪在其文章中说:“‘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14’,‘7·5’埋下了隐患。”

冼岩在《昆明暴恐案的源头之一是胡耀邦》一文中说: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错误,是搞了个《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一味怀柔,规定对少数民族犯罪要从宽从松处理,所谓‘顾全大局’,既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权威,又使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越来越肆无忌惮”, 因此,“昆明暴恐案的源头之一是胡耀邦”。该文又说:是阮铭给胡耀邦起草这个文件的”。

这篇来自多维博客的博文在发布时多维网有一段煞费心思的编者按:随着昆明暴恐事件的演变,舆论又将矛盾(笔者注:应为“头”)指向了中共民族政策。一直以来,学者对胡耀邦的民主(笔者注:应为“族”)政策褒贬不一。在多维博客开设专栏的作者冼岩发博指出,昆明暴恐案的源头之一就是胡耀邦。本着观点多维的新闻自由精神。多维新闻现把该文转载如下,供大家讨论。需要强调的是,转载此文并不代表我们赞同此文观点。多维网真如自己宣称的“本着观点多维的新闻自由精神”,“并不代表我们赞同此文观点”吗?既然宣称“新闻自由”,为何多维长期以来频繁发布攻击、诬蔑胡耀邦的文章(这些文章都被证明是谣言。这些文章没有一个作者是署真名的,没有一篇文章是讲道理、符合历史事实的),甚至很多明显的谣言,都能赫然出现在多维网上。难道多维网真的是毫无判断力吗?也许他们要说:我们奉着新闻自由的精神,那么为什么多维网没有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耀邦的文章?多维网是一家有着境外复杂背景的网站,可以肆意发表各种莫名其妙、惊世骇俗之大作。蹊跷的是,据说多维网编辑部就在北京某开发区内。说它是一家中国网站,但它满版文章超越中宣限制,说它是一家境外媒体,它却在中国北京的地界上。他们时刻窥视着国内的动向,每次重大事件都能发现多维的魅影。令人诧异!

通观以上这些谎言的主要说法,不难发现,大多集中在攻击“两少一宽”政策上。他们指责“两少一宽”政策导致恐怖主义泛滥,他们编造胡耀邦主持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具体由阮铭执笔的谎言因此“昆明暴恐案的源头之一是胡耀邦”

这些攻击耀邦同志的语言远远超过了对丧尽天良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指责。我们不禁要问,像司马南、冼岩这样的网络大嘴一干人物,在举国谴责暴恐事件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攻击耀邦同志呢?意欲何为?

我们知道,“两少一宽”政策是中共中央1984年初为防止“严打”扩大化提出的一项民族刑事政策,下面我们把这一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梳理,还原真相,以正视听。

52,香港《太阳报》古吕在其文章中肆意攻击80年代的民族宗教工作,本文亦算是对其攻击的回答之一。

 

二、毛泽东“少杀”、“慎杀”思想是

“两少一宽”政策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少杀、慎杀” 思想和政策是“两少一宽”政策的理论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除奸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对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2页)“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6页。)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出现的主张多杀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页)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4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重申少杀政策。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强调在适用死刑上,“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反革命”问题,说:“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页。)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少杀、慎杀”的思想。他指出:“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8-309页。)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要求司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一定要采取严肃态度,“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页)为了贯彻“少杀、慎杀”政策,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死缓制度,即“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和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页)。

    对于“少杀、慎杀”政策,无论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均已达成共识。1979年,在叶帅和彭真同志的领导下,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当时主持刑法制订工作的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说明》中指出:我国现在还不能也不应废除死刑,但应尽量减少使用。这是对毛泽东的“少杀、慎杀”政策思想的继承。 

    我国长期贯彻的毛泽东“少杀、慎杀”的思想和政策,是我国针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提出“少捕少杀”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毛泽东、邓小平少数民族政策是

“两少一宽”政策的思想源头

 

提出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实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是对建国以来从宽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31018,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讲到:“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1页。)包含了针对少数民族,应该实行特殊政策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8页。)

邓小平同志在主政西南局,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也曾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721),《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

这一时期,我国对少数民族公民的某种犯罪从宽处理政策也有所规定。例如,1952年海关总署制定的《有关查禁走私几项具体政策》第4条第3款,就有“对少数民族,尚应结合少数民族政策从宽处理之”的规定。

1958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处理走私案件十项原则》第7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的走私……情节重大的.应同样按照上述有关处理原则严肃处理.但是处罚尺度应该比汉族为宽。对未改革地区少数民族走私的处理,可以再稍宽一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走私,应该联系民族事务部门处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刑事立法工作,贯彻了坚持全国刑事法制统一与兼顾少数民族特点的原则精神。例如,1957628《刑法草案(22稿)》第9l条和1963109《刑法草案(33稿)》第87条,都作了这样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依法制定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l页)。

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相当一段时期中,允许旧的司法机构的存在。例如,西藏民主改革后才废除了西藏农奴主的“郎子辖”、“雪列空”等司法机构。

19593月,西藏上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局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捕、关、管、训政策界限的几项暂行规定》中,仍然确定了少杀的政策精神。1961年,平叛结束,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无论在西藏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要坚持贯彻少捕、少杀的精神,减少社会管制”。

这是“两少一宽”政策的思想源头。

 

四、“两少一宽”政策的形成过程

 

防止 “严打”扩大化是“两少一宽”政策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1983年底1984年初,正值“严打”第一战役结束,部署开展第二战役。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刑事犯罪。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人员169万人(据尹曙生在《炎黄春秋》的文章中提到,在“严打”斗争中,全国逮捕判刑的170多万人、劳动教养30多万人、收容审查50多万人

针对当时“从重从快”的运动式“严打”中出现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和偏差,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造成的影响,中央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习俗等特殊传统和具体情况,适时提出“两少一宽”政策,非常必要。

  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是违反当时法律和政策的。比如,有的少数民族存在“抢婚制”;西南康藏地区存在一妻多夫;苗族、土家族等民族妇女有佩戴金银饰品的习俗,个人私自进行黄金、白银交易的现象亦普遍;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男子有佩戴刀枪的习惯。客观上讲,这些因民族习惯文化等差异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在当时当地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对少数民族公民适用刑法上完全搞“一刀切”,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强调,对第一仗中的经验要很好地总结,工作中有些缺点是难免的,但是对个别地方质量差的,今后要注意克服。第二仗要搞细,抓的对象要搞准,质量要提高,重申贯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要遵守法律,注意政策,加强综合治理。并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稳、准、狠,当前主要特别强调准,要防止扩大化的问题。(见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348-3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1984年初,彭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对于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转引自:吴大华:《论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理念、政策与制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吴大华,现为贵州省社科院院长,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996年,时任司法部长的肖扬(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书第262页写道: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根据在政法工作中要考虑民族特点的基本要求,更明确、具体地指出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政策方针是十分必要的。1984年中共中央5号和6号文件明确提出:对于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藏族地区执法要特别慎重。这些政策提法,是对政法工作中历来强调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的系统概括,也是根据“严打”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形势需要,以及应当严格依法办事,注意政策的要求提出来的。这一政策提出以后,在民族地区的政法工作中得到了贯彻,特别是随着1982年《宪法》和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关民族自治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进一步落实,这一政策在实践中贯彻的效果更好。

该书263页说:实行“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是1984年初中共中央5号、6号文件提出的。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整体上的特殊性,比照对汉族犯罪分子类似行为的一般处理上,要从宽掌握,在认定和处罚上变通执行法律。

该书又说:“严打之后,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法机关继续贯彻‘两少一宽’的政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认识,结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不同实际情况,创造总结出了执行‘两少一宽’政策的一系列具体原则、标准和办法。”

19848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批转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如何执行从宽政策的意见》,规定慎重处理对少数民族中代表性人物及主体民族以外的其他人数更少民族中的犯罪分子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旋等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贯彻“两少一宽”政策精神,专门制定了6条具体措施。19848月,中共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发布了《德宏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有关政策法律问题的执行意见》,其中规定了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有关政策界限;对边远山区群众中的轻微违法犯罪分子,规定了从宽处理的政策。

各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法机关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两少一宽”政策的具体做法不太一样,但归纳起来,都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整体上的特点,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法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等,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对犯罪活动的引发关联作用,然后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五、“两少一宽”政策的历史合理性

 

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整体上的特殊性,比照对汉族犯罪分子类似行为的一般处理上,要从宽掌握,在认定和处罚上,变通执行法律(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11月版,第263页)。

具体到刑事诉讼过程中,“少捕、少杀”则是指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应尽可能少用逮捕这种强制措施;除了那些严重触犯刑法、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以外,审判机关应尽量少判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死刑。“一宽”,则是指在处理上的“一般从宽”,是酌定情节,不是法定情节,不是指针对刑事诉讼的所有环节都从宽处理,而是指在定罪量刑上从宽处理,是指在法律范围内依法从宽,而不是法外从宽。“一般从宽”不是指所有的案件都要从宽处理,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区别处理。

总之,根据“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在具体把握上则要掌握三点:其一是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区分罪与非罪,在定罪上从宽掌握;其二是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对一般犯罪在量刑上从宽处理;其三是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对特别严重的犯罪在判处死刑上严格掌握,少判处死刑。(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11月版,第264页。)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是违反了刑法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吗?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在尊重差别的情况下的平等,即平等要以不同群体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及特殊利益为基础。对于少数民族基于其生活习俗而在客观上触犯刑法的行为,由于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以及主观可责性较弱,应给予区别对待,这也正是刑法实质正义的具体体现。它既坚持了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又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给予法律酌定情节内的从宽处理,实现了宪法法律与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机统一。

通过对“两少一宽”政策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民族宗教政策的组成部分,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南、冼岩们指责“两少一宽”政策造成新疆恐怖主义泛滥,是昆明暴恐事件的重要诱因,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少数民族政策的否定,是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少数民族政策的否定。借攻击“两少一宽”政策来否定党的民族政策,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毒化汉族和少数民族社会心理,破坏“两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局面,司马、冼岩们用心之险恶,路人皆知。

    欲对“两少一宽”政策作出正确的评价,需了解该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社会背景,因为任何政策总是为解决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出台的历史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少数民族及其地区在整体上的特殊性。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性,是基本国情之一。在一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落后,以宗教教义和习惯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为规范有着较深厚的社会基础。一些我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却并不认为是犯罪。如果不照顾民族特点,变通执行某些法律,就会影响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和国家的安定统一。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在法律上有所变通,不强求法律对少数民族的一律对待,实行从宽的政策精神,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是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刑事政策的集中表述,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特点。

第二,改革之初法制凋敝的特殊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法制建设严重落后,虽然1979年国家颁布实行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但是法律体系极不完备,社会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尚未出台。无论从宏观的国家治理思路,还是从具体的立法环境来说,通过民族立法来变通适用国家统一法律的条件也尚不具备。

第三,防止“严打”扩大化的现实需要。1983年的“严打”是必要的,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考虑少数民族特点,违反民族政策的一刀切和扩大化的现象;甚至出现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违法行为。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打击对象一定要搞准,讲究质量,不能凑数”,“在少数民族地区打击刑事犯罪应该从宽掌握”,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要防止扩大化。“两少一宽”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对于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防止“严打”扩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跨民族的犯罪行为较少的社会背景。在提出“两少一宽”政策时,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刑事犯罪较少,因此“两少一宽”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犯罪问题,至于如果少数民族公民犯罪行为发生在本民族地区之外,或者少数民族公民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是否适用“两少一宽”政策的问题,在当时并未明确。在80年代初期,囿于多数民族地区交通环境恶劣和民族间的交往较少的背景,跨民族和民族区域的犯罪行为较少,故在“两少一宽”政策制定时,未明确这些问题,也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以上参见雷振扬《关于“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的三点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从“两少一宽”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一民族刑事政策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前提,随着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它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处理刑事案件,促进当地刑事司法工作方面提供了政策依据,不仅在预防和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它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六、回击抹黑胡耀邦的历史虚无主义

 

30年前实行的“两少一宽”政策,与今天新疆发生的暴恐事件和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与治疆失误也没有任何关系。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80年代是新疆最稳定的时期,只发生过两、三起群体性暴力事件,且无人员伤亡(参见陈超编著:《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民族出版社20097月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两少一宽”政策是出于防止“严打”扩大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目的而作出的变通性规定,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毛泽东“少杀、慎杀”思想和毛泽东、邓小平少数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是对法制不健全的一种补充,既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也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历史传统。

第二,“两少一宽”政策既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又在一段时间内,在预防和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现实可行性。但任何政策都是为解决一定社会阶段或历史时期某种特殊的问题而制定的,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依据世势变化进行调整。“两少一宽”政策也应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加以修正,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第三,“两少一宽”政策是胡耀邦主政时期出台的一项民族刑事政策,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在民族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共识。中华历史传统和我国执政经验证明,不能靠多杀滥杀治天下,这既不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追求。依法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务,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

关于“两少一宽” 政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从中央到地方,在理论界和司法界是有共识的。但这样一项民族刑事政策,竟然被司马南、冼岩等在网上炒成一项罪恶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恶意攻击。

为了回答冼岩等人的攻击,再说几句关于阮铭的话。据史实所写《胡耀邦从未讲过“两少一宽”》一文披露:“阮铭曾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写过拨乱反正的文章。海外的维基百科讲阮铭‘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这显然不对。据了解,阮铭在1982年以后已逐渐被边缘化,1984年不可能为中央起草任何文件,遑论5号文件。5号文件讲到法律问题,按党内分工原则,也应该是负责政法工作那边的秀才们来起草。法学界和史学界的研究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份叫《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的文件,更别说是中央文件。近年,阮铭写的关于中国边疆政策的文章中,也不曾提及他起草过这个文件。不知是那方神仙好事之徒在维基百科中给阮铭安上起草《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文件这件事,由境外转口国内,给国内反对胡耀邦的人提供炮弹。”中共中央1984年确有第5号文件,但这个文件的名字绝不叫《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冼岩为了达到攻击胡耀邦的目的,连海外的假材料都敢明火执仗地使用。

可以明确告诉司马南、冼岩,胡耀邦没有主持起草过一份名为《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的中央文件,中央也从没有过一份名为《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的文件。阮铭与“两少一宽”政策文件的起草制定亦无任何关系。另据史实《胡耀邦从未讲过“两少一宽”》一文考证,遍查胡耀邦考察新疆、西藏、云南、内蒙、青海、宁夏等民族地区的讲话和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关于新疆西藏云南内蒙等地的工作座谈会文件,也没有涉及“两少一宽”之内容。

“两少一宽”政策的提出,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央实行集体领导,严格按照党内分工的原则开展工作,胡耀邦与这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无特殊关系,也未听闻他就该项政策发表过意见。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关于耀邦同志在民族宗教工作上的评价有两次。第一次是19894月耀邦同志去世时中央做的评价:

胡耀邦同志始终关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为加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付出了心血。”(新华社:《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赵紫阳《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第二次是200511月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时中央做的评价:

他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两次评价,虽然时间间隔有16年,但是中央对耀邦同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评价是一致的,是高度肯定的。

 

我们知道,耀邦同志逝世已25年,离职已27年,昆明暴恐案和近些年新疆地区出现的问题,与胡耀邦有什么关系?司马南、冼岩们在举国谴责暴恐事件之际,转移视线,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正如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教授所言:他们以惯用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搬弄唇舌,造谣构陷的手段,抹黑耀邦先生,包藏的更大祸心是,通过下流地攻击胡耀邦先生来下流地攻击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决策。再通过下流地攻击中央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宗教决策,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此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新疆的治理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但却有极少数人为了推卸治疆失误的责任,既无能力正确面对现实,又无良知正确面向历史,把后来民族地区工作失误的责任推到27年前已经离职的胡耀邦同志身上,把贪腐无能造成的局面推给早已逝去的先贤们。要警惕有人为了推卸治疆失误的责任而肆意抹黑胡耀邦,必须回击这种新形势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不允许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同样,历史也决不允许否定改革开放路线的源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对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也作了全面部署和系统安排,习近平强调:

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少数民族孩子双语教育要抓好。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宣扬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的理念,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只有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各项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在新的历史时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应当总结近30年来治疆和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借鉴的珍贵财富。同时,必须警惕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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