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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载: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何载      时间:2013-04-09   来源:《红土地》
 

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的几项有效措施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矛盾,打倒和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党中央深刻体察民情,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立即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委派胡耀邦同志挂帅,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伟大的工程

  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一巨大工程。全国动员60万人上阵,经历5个春秋,复查和平反了290万人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复查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错案188万件,妥善处理了因下放应该返城的85万人员,等等。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业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工程。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程,深切地感到,它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反映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改正如此严重的错误。我还深切地体会到,由于坚决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战略措施,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给后来聚精会神搞“四化”,大力实现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将浓墨书写一笔。对此,我把亲身感受,写进了《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一书。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伟大胜利的欢庆声中,总会伴有某些杂音。在落实干部政策后期也派生出一些问题。

  一、在清理“三种人”时,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台上做了一些错事的干部很有怨言,要求严办。

  二、一些党委的领导班子出现了不协调、不团结现象。

  三、一些同志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难以忘却,耿耿于怀,要把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都列为“造反派”。

多换思想少换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错事,是指有人参加过专案调查,参加过批斗会等。受迫害的同志对这一批人有怨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人是奉命去参加专案组,做过记录,文件保管等事情,而无其他行为;有的是陪同去做调查的,没有越轨举动;有的被动员参加了批斗会,只是跟着喊口号,未造成危害……显然,这批人不能与那种为争权夺利、有意迫害干部、违法乱纪的坏头头一概而论。

  比较复杂的是,一些地方党委中出现了某些不协调、不团结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胡耀邦同志采取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加强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为了分清情况,分别对待,采用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是中组部、中纪委联合派人下去,先个别访问,了解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谈体会,摆事实,讲道理,消除误解和误会,营造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气氛,适时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达到相互谅解,促进了团结。另一种方式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省委班子来京开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敞开思想,揭开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共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从而提高思想,转变观念,达成共识,解决矛盾。这是当年胡耀邦同志解决党内争论的有效方式,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的有力措施。我有幸先后被派往江苏、河北、青海、宁夏、福建、湖南参加了这项工作,深受教育。我深刻认识到,由于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一些积累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误会越来越多,矛盾愈来愈深;由于长时期放松了学习和教育,少数人个人主义膨胀,又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邪气压倒了正气;也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残余在党内延伸而未能清除。这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参与的同志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爱护干部、以诚待人、与人为善的精神,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广大干部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认真启发他们,使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他们就能自觉地改正错误,加强团结。

  例如对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省长曾是造反派的头头,属于应清理的“三种人”的范围,省委书记一度立场不稳,支持包庇了省长和其他“造反派”。胡耀邦时任总书记,当不同意见的争论反映到书记处后,耀邦同志决定派几路人马前去认真调查研究后,再作处理。我受命带领中纪委、中组部几位同志去了长沙。经过反复调查,查明省长在两派斗争中被一派裹挟,并冠以“政委”头衔,但实质上是虚位,是空衔,其目的是利用他批条要钱、要粮,而他本人并未参与派性组织的决策。问题的要害是,省长被裹挟期间,这一派在两派武斗中打死对方一人。但经查实,省长未策划和参加武斗,对此事不知情,事后也无人告知。为了查实真情,我们不但查访了所有当事人和死者家属,而且开棺验尸。查清死者系武斗中被枪杀,而非拷打致死。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原则,召集了各方面的代表,畅所欲言,展开辩论,特别是请省委常委来京参加辩论,充分发扬民主,终于上下一致取得共识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实践证明,当时湖南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中曾有失误,但在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后来为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表明胡耀邦和书记处同志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不能扩大打击面

  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同志对当年红卫兵的某些过激行为不谅解,把红卫兵都划为“造反派”。我当时作为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深感正视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责无旁贷,遂借春节之便,直奔保定、石家庄、南京、太原等市调查,发现80%原红卫兵分布于居民之中,有的市区内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如果把红卫兵都当“造反派”论处,城市中80%以上的居民和干部都将成为对立面。这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政策界限问题。我和一些同志根据调查,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们的分析和意见。次日上午即得到批示。耀邦同志认为“很有见地”,希望“成为全党同志的观念”并转发各地。但好事多磨,报告还未全部下发出去,即听到地质部、全国妇联有同志反映:这是“造反派”为自己辩白的伎俩,反映情况的人肯定是“造反派头目”,并派人来我家查究。来人一进门就对我的老伴喊:“你不教育好孩子,竟替造反派说话。”老伴说:“他是我家先生,因为他被错整了20多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向党说真话,也只有他才便于不避嫌地反映这样的问题。”于是他们怏怏地走了。但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来电话,提出当前转发这种报告,将会造成很大混乱,要求停发。习仲勋同志接受周的建议,即令收发部门收回。但报告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很多同志已经看了,薄一波、胡启立等同志也作了批示。不少同志已经知道报告的内容。不少地方已按报告和批示的精神办理了。

  这份报告并不是我一人的意见,实际上是许多同志提议并经修改的。特别是邯郸地委书记吕剑飞,邢台地委书记周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副省长霍泛,河北省委副书记赵一民、裴养山等同志帮助修改过。

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处理
人民来信来访的办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神州大地群情激奋。高歌欢呼,但同时积重难返,百废待兴。为了拨乱反正, 1977年党中央决定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

  胡耀邦虽然在鞭炮声中被迎进了中组部大门,但是他经过深入了解,清楚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因而在大会上高呼:“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是他对当时处境的简要概括。

  为了应付这一艰难局面,他一方面积极召开了各种平反冤假错案会议20多次,下发文件40多份,在报刊上发表评论10多篇,并创办了《组工通讯》,发表近10万字的政策评论。通过宣传舆论,从政治上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单位平反冤假错案的胜利进行。

  同时分批报请中央批准,把李维汉、彭真、帅孟奇、陆定一、王鹤寿、郑思远、廖沫沙等尚未平反的老同志接回北京治病,开创了先接老同志回家的先例。

  另一方面,他狠抓了群众来信来访,提出“敞开大门,来者不拒”的口号。当时,正是落实干部政策的高潮时期,由于他深切体会到广大干部遭受“四人帮”迫害之苦,急需伸出援助之手。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办理或接待来信来访者。当时他正值壮盛之年。精力充沛,始终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要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亲自办理来信来访。我当年先在“改正右派办公室”,后调任干部审查局局长。

  中组部在他这种精神鼓舞下,办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据统计,从1978年1月他来组织部工作,到同年 3月,仅仅一个多月中。中组部每天接待上访者几百人,共收到群众来信6麻袋。他平均每天批办群众来信 30件,三年间,经他手批办的信件累计2000多件。

  尽管当时需要他参加的会议很多,但他总是忙中偷闲,挤出时间接见来访干部。除了在组织部内接见外,还在家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接待方式。

  他明确地向有关人员交代,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要及时送他。没有他的交待,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还宣布:“今后如有挨整的同志来找我,我都要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挡。”

  当年他住在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门口未设岗哨和值勤人员,他吩咐有关同志不要阻拦要来见他的人。有时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找他的同志,即弃车同行,边走边谈,听取申诉。到达家中时,申诉者的问题有的有了着落,有的在他的脑海中已有了初步的解决思路。

  在家里,他设一长条桌用餐,利用吃饭时间接待来访者。自己坐在长桌一头,来访者分坐两旁,他一边吃饭,一边听取诉说问题和要求。听完一个,解决一个。饭吃完了,来访者问题的解决也一一有了着落。

  当时社会上盛行“走后门”。有些人善于办事看风势、摸火候,有些人则热衷于攀龙附凤……在这种不正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向组织部的干部提出:“你们应该‘去冷门',提倡‘雪中送炭'”。

  有两件令人难忘的事例。

  当年胡耀邦在中组部大食堂吃饭。一天,在餐厅门口看见干审局王治元等同志匆匆忙忙走出,耀邦同志问:“这么紧张干什么去 ? ”王治元答“去西安看望刚被解放的老同志。”耀邦同志脸色一沉,眉毛一皱,然后缓缓地说:“只去看被‘解放'的干部,为什么不看看还未被‘解放'的同志 ? ”接着说,“都应该去看看嘛 ! 走走冷门吧 ! ”王治元等同志到西安后改变了初衷,不仅看望新“解放”的同志,也慰问了还未被“解放”的同志。中组部派人看望还未被“解放”的老干部的消息,很快传遍西北、华北各地。被无辜压抑多年的同志到处传说,“天快亮了 ! ”

  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党的老党员薄一波同志长期被审查,受害多年,妻离子散、孤苦伶仃。一天,干审局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派贾素平副局长专程去看望。贾一进门就喊“一波同志,我们来看您了。”薄老先是惊讶,接着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十分感慨地说:“十年了,没有人来看望我,没有听到有人喊我同志了。今天被你们称我为同志,使我一下全身温暖,五内沸腾……”

  此后,好多年内,薄一波同志一直对此情此景深深难忘。每逢佳节总要亲自或派人去拜访贾素平同志。

(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是“一·二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退离一线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原文题为《怀念耀邦同志》,刊载于《红土地》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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