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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生: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刘济生      时间:2013-04-08   来源: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过去三十年了。当时的冤案堆积如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胡耀邦对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开始了充满艰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胡耀邦以他领袖的良知,无私无畏地、彻底、快速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赢得了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堆积如山的冤案

  叶剑英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叶剑英称林彪、“四人帮”是“法西斯专政”。这是根据大量的冤假错案,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民主权利而言的。一场运动性质的定位,不是靠理论上的辩解,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在极左思潮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方与单位,已经出现了实实在在的法西斯恐怖统治。那些被迫害的人,有的在监狱里苦苦熬着艰难的岁月,有的在劳改农场做着超负荷的劳动,有的在农村被监督,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迫。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丧失了做人起码的尊严,失去了公民的所有权利,甚至遭到人身的迫害,受到生命的威胁。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已经失去了正义性,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甚至失去了信仰,当时被称之为“信仰危机”。人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状态,随时会出现社会动荡和动乱。如果执政者不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还靠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持统治,社会是无法前进的。

  胡耀邦毅然决然举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旗,一下子赢得了人心。对于中国当时社会冤假错案,人们的看法是很不同的。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看法:极左的人认为不是冤假错案,是这些人罪有应得,是阶级敌人,不能让他们翻身,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继续对这些人专政。第二部分人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知道问题严重,因为事不关己,躲着走,这部分人居多。这些人既不是平反工作的动力,也不是平反工作的阻力,随大流而已。第三部分是极少数人认为这是冤假错案,不平反不能平民愤,不能顺人心,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胡耀邦就是这第三部分人的代表。当胡耀邦举起平反昭雪大旗的时候,第一部分人是坚决反对的,他们祭起极左大棒,恨不得对主张平反的人至于死地而后快。胡耀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波澜壮阔的平反工作。胡耀邦“心忧国事曾拍案”直接领导与指挥了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平反。

  二、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大平反

  这场平反工作其难度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虽然冤假错案的制定者已经去世了,但是,广大的各级执行者还是在台上,他们大权在握,气势汹汹。有的领导者,当年就是利用“左”的政策,打击报复,罗织罪名,对人民群众进行专政。这些在台上的掌握权力的人物,对于平反工作是竭尽全力进行抵制的,只是最后看到大势已去,平反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才骂骂支支的跟上。笔者当年亲自看到、听到一些专政狂人竟然破口大骂胡耀邦,他们是非常不情愿看到彻底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得到了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以及华国锋的支持,这是他进行这一工作的领导保证与组织保证。但是,胡耀邦的平反决心、急切心情、政治魄力、付出的精力、认识的深度超出了其他人。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在和邓小平沟通的时候,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邓小平对胡耀邦快速平反这样的大案也感到振奋和惊讶,因为邓小平1975年也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华国锋对此案的平反开始也是非常谨慎,找胡耀邦谈话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推翻呢?!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华国锋后来改变了态度,支持了胡耀邦的平反工作。

  在中央,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对于平反工作,也有来自地方的阻力。“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05106页。

  江西省的李九莲冤案的艰难平反就是证明。李九莲反对文化大革命,批评华国锋,被江西省党委最终决定判处死刑。最后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枪杀了这位敢于自由言论的思想解放先驱。李九莲冤案江西省上上下下一致捂住盖子,不予平反。赣州中级法院、江西省法院坚持不给李九莲平反昭雪,赣州地委支持法院,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不支持给李九莲平反。新华社记者戴煌写了内参,胡耀邦看到之后写了批示,才揭开了盖子,最后为李九莲平反昭雪。吉林省长春光机研究所单奎章制造的大量冤案也是胡耀邦亲自过问解决的。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都是胡耀邦亲自批示平反昭雪的。

  胡耀邦是这样做的:

  第一,以“坚忍不拔之志”勇往前行。

  古往今来,伟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都坚毅地站在风口浪尖,担负起责任,不后退,不畏难。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34页。

  第二,不怕“下油锅、入地狱”。

  当然,站在历史潮头的人物往往成为殉道者,往往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这一点胡耀邦是清楚的。当他看到杨士杰拿回来一捆一捆大字报,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冤案的叙述,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对《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说: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笔者看到许多人的回忆,谈到了胡耀邦“下油锅”的说法,不是说一次,而是说了多次,表明了他的誓死不移的决心。

  第三,勇敢提出了“三个不管”!

  几十年来,我们把干部培养成听话的工具,不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对于毛主席的话,没有谁敢于说不。有的人说了,只能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在二十多年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中,人们把领袖的话当作圣旨。毛主席定下的大案,一些人明明知道错误,想也不敢想翻案。在这种潮流影响之下,反抗的都遭殃。胡耀邦曾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006年版,新华出版社,第110页。尤其是胡耀邦提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这几个字,真有千钧之重。那些极左派们多次发起对胡耀邦这几句话的攻击,企图截断平反工作。这样铿锵有力的语言今天我们读起来仍让人感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彻底的大平反

  这是一场没有框子、不留后遗症、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平反。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都全部给予解决,对名誉受损的,受迫害轻的,也给予恢复名誉。

  胡耀邦对于冤假错案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认为这是一个“组织枷锁”,和“两个凡是”一样害人,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在胡耀邦指挥写的长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上万封信和电报,装了一麻袋。问题有多严重?胡耀邦用“堆积如山”、“关山险阻”来形容,说这些案件像喜马拉雅山,像唐古拉山,像泰山,分析得很严峻而又非常符合实际。现在总结,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作以下评价:

  第一,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大平反。

  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该平反的一律平反,不留后遗症。

  每个人的平反尽量是一步到位,实在不能一步到位的,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解决,胡风平反了三次,终于实事求是,做到了人民满意、家属满意,本人满意。整个平反工作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逐步牵涉到建国后十七年,又逐步涉及到民主革命时期。所以,这次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党的历史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做一次彻底的大清理、大总结。胡耀邦对于中国革命史的认识超出了其他人,对于历史的冤案了如指掌。197848日他有一个批示上说:

  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端野蛮的地步。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版,新华出版社,第85页。

  胡耀邦说的五十一年,推论正好到1927年,那个时候是井冈山时期。共产党人刚刚获得了一小块根据地,四面都是敌人的封锁。革命队伍内,人们基本上不了解什么是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价值观念,所以往往犯打杀革命者的罪恶,王佐、袁文才冤案就是明证。

  第二,这是没有空间限制的大平反。

  胡耀邦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展开了全面大平反。从江西省李九莲冤案,到湖南的张扬案,从内蒙古内人党案,到新疆马明方案……从年龄很高的葛佩奇,到青年作家张扬,从无业工人到当年的资本家,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

  我们看有多少个阶层和系列:

  数十位国家领导人。

  上百万党内外干部。

  数千万工人农民。

  上百万的知识分子。

  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数万宗教界人士。

  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

  华侨和侨眷。

  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

  归国人员。

  十八万以上的现行犯革命。

  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

  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

  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等人。其中为地富反坏平反,这是一个最大数量的人群。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人为错误地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把他们的子女也地、富、反、右、坏,在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所谓的现行犯革命有多少?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55页。这十八万四千个家庭是不是一次政治大解放?

  胡耀邦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这还不包括出身、成风不好的家庭。

  满妹提供了一组数字: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平反纠正了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介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说有200万受审查的干部,不脱产的受审查的干部也有200万。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第三,这是一步到位、不留尾巴的大平反。

  一些人对于平反昭雪总是觉得是一种恩赐,不想为被害者找回公道。有人对右派平反就持反对态度,认为摘帽子就可以了。对于一些个案更是如此,如对胡风,说不是反革命了,但还有思想罪。胡耀邦对此立即回击,终于给受害者以公道、正义,不但判刑、劳改搞错了,思想批判也搞错了。如1957年反右派,有的人仅仅主张摘帽子。1984年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落实政策必须严格检查,不许留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便宜占呢?”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胡耀邦还针锋相对地批评了那些极左的人士,没有受过苦头,还左的出奇吓人。于光远也回忆说,胡耀邦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事情可以“一风吹”。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第四,这是对各种迫害都要进行的大平反。

  有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被打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如朱德没有被打倒,但是,被污蔑为大军阀、黑司令,陈云、陈毅被称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胡耀邦都给予恢复名誉。

  在党的历史上把陈独秀称之为叛徒,把瞿秋白称之为叛徒,把李立三打成特务,把恽逸群同志也是叛徒等等。胡耀邦嘱咐历史学家为陈独秀辩诬,同时也利用党的文件为这些领导人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这也是让正义回到人间,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捷的大平反

  胡耀邦的平反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用“另起炉灶”的策略,用“一风吹”的办法,利用靠边站的干部,号召“领导上第一线”,提出“不能停顿”战略,把平反工作搞得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终于一气呵成这篇有声有色的大文章。

  第一,通过多种渠道让冤情上达中央。

  胡耀邦为了尽快、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利用了所有的渠道,新华社内参上、其他媒体上、会议上、老朋友的反映中,还包括去家里上访,去单位上访等等,尽其全力接待所有的上访人员。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53页。胡耀邦从来不给孩子们办事情,但是却让孩子们为平反工作尽力,利用孩子们的渠道。胡耀邦在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召开了家庭会议,李昭说:“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叫来,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接着说了要孩子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胡耀邦笑着说:“八股呦。”接着,他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事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王元元:《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摘自百度《胡耀邦信息网》。当然,胡耀邦还告诫孩子们,想当官,想走门路,这种事是坚决杜绝的。

  一天,胡耀邦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5354页。马懋如回忆说: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第二,对来自最高层的阻挠,采取“另起炉灶”的策略。

  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汪东兴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作为下级的胡耀邦勇敢地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不是有巨大历史责任感的人是绝对不会如此行动的。

  第三,对1957右派的错案采取“一风吹”!

  一位胡耀邦的晚辈曾经问他:对于右派平反,我们曾问耀邦叔叔为什么要“一风吹”?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有的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王元元口述:《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摘自百度《胡耀邦信息网》。

  第四,利用过去被迫害的人开展平反工作。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胆起用了杨世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萍、何载这些人不是被打倒的就是靠边站的干部。起用被打成右派的何载任位置非常重要的审干局局长。这些重新起用的干部深深体味了被整治的悲凉,有社会底层的体验。笔者曾经看到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有提出改革、平反、纠“左”意见的人,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或者靠边站的人,几乎没有看到一直春风得意的人提出改革,去号召平反,去号召纠正极左。

  第五,号召“领导上第一线”。

  胡耀邦为了尽快平反冤假错案,知道离开各级领导是不行的。有的领导怕出现反复,怕将来担责任,让环节干部负责人。为此胡耀邦提出“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全国各地的领导都上第一线了,就形成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氛围,事情就好办的多了。

  第六,平反工作“不能停顿”!

  胡耀邦太了解中国国情了,怕一旦平反工作停下来,后果难料。党史上有的平反甄别工作都是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在平反工作热火朝天的时候,副主席汪东兴与胡耀邦谈话,说他走得太远了。因为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随时都有可能致使平反工作夭折。所以胡耀邦不为所动、愤慨前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绝不能停下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据于光远回忆,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会上只有胡耀邦对这句话提出了补充。胡耀邦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对“四人帮”的批判决不能松劲。对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要有错必改。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胡耀邦最是担心工作重点转移了,有人借此把平反工作停止了,所以胡耀邦顶住了多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把平反工作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五、胡耀邦的人道主义情怀

  胡耀邦是诚心诚意地替我们党认错,诚心诚意地贴近被害者的心灵。他不是装模作样的假慈悲,不是以高傲恩赐的姿态:我解放了你。胡耀邦的态度是我们错误了,要道歉、要负疚!当平反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的时候,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多了,有的人就不敢于实事求是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们的苦难。

  胡耀邦对右派打错了,深深负疚。胡耀邦说: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胡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2006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6页。

  打倒刘少奇胡耀邦也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胡耀邦不这么认为。笔者从十多个人的回忆中看到胡耀邦对此事谈了自己的愧疚。胡耀邦对当时的浏阳县县长谭仲池说,谈起对打倒刘少奇的后悔,潸然泪下……耀邦说回忆起当年的刘少奇冤案,“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从耀邦的悔痛谈起》:张杨《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第5期。这是一种伟大良知的表现,是大智慧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早在197811月,胡耀邦就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19791月上旬,王光美从秦城监狱被放出。1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胡耀邦是这样答复的:“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胡耀邦的话,三人都备感温暖和兴奋。王光美第一次听到这样讲道理、富有同情心、大胆直率的谈话,她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回家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光美阿姨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满妹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胡耀邦对王光美的来访,没有打官腔,没有摆出所谓的党性,说:我很同情你们,但是刘少奇案是中央定的,应该由中央来答复,我暂时还不能答复你。这样说王光美也是无法谴责的。但是,那样答复就不是胡耀邦了!

  另外,李九莲案件的关键是反对了华国锋,死在反对华国锋的问题上。华国锋总体上是支持胡耀邦的,包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包括平反冤假错案。当新华社把《内参》摆在他的案头的时候,胡耀邦没有考虑李九莲反对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家最高领导人而不予理睬。不理睬,别人照样无法谴责他,可能人们还会理解他。胡耀邦不是这样,而是毅然决然给予批示,为这位反对华国锋主席的青年昭雪。至于他考虑不考虑华国锋,肯定是考虑,但是,国家领导人的一点点面子与一位青年人的生命!孰轻孰重?在这位具有赤子之心的胡耀邦心中是正义第一!

  胡耀邦在日理万机的时候,竟然抽出时间亲自去探视那些等待平反的人,或者让同志替自己去看望。这些行动,感动的许多人热泪直流。胡耀邦把尊严第一次带给他们,他们此时才感到做人的尊严与同志的温暖。他自己有一句口号:“我就是要为那些蒙冤的好同志奔走到底!”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在党内,胡耀邦是第一个为被迫害而自杀的人正名。他们是在被迫害的情况下自杀的,不能仅仅因为是自杀,就定为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胡耀邦说:“林彪、‘四人帮’那样摧残干部,那样搞逼供信,搞得人家痛不欲生,你还说人家‘畏罪自杀’,太不通情理了嘛!”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胡耀邦这是对社会最弱者的极大同情,这不是普通的悲天悯人,而是具有极高天赋、后天磨砺出来的人道主义情愫。

  中国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胡耀邦却说“防人之心也不能有”,他做到了这一点。一流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良知、勇气、洞察力、政治智慧这些品质。华盛顿、杰弗逊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给美国带来了二百多年的清明政治。国家领导人首要的不是手段,而是高尚的政治道德。胡耀邦就是具有良知、高尚的政治道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六、这是一场意义重大、其功甚伟的大平反

  胡耀邦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其意义非常重大,彪炳千秋,万古流芳。

  第一,中国的平反冤假错案是一次性完成。

  在人类近现代的历史上,有两个大国的冤假错案最多,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苏联平反是三次完成的,中国的平反是一次完成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以及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冤假错案,都面临一个平反昭雪的问题。苏联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在有限的范围内平反了一些错案,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开始了新的、较大规模的平反,但还是没有彻底。赫鲁晓夫在几个部门展开了平反,没有全面展开,没有溯及广阔的历史冤案。大家知道,赫鲁晓夫是一把手,开始平反的时候,他的地位还是非常牢固的。差不多30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完成整个平反。在东欧也不同程度的开始了平反工作。这样形成一股潮流,缓解了政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中国真正的平反工作就是从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无论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看,都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一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胡耀邦是国际共产主义第一个最敢于一次性、彻底平反的伟人。

  第二,平反工作顺应民意,大快人心。

  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按照他“隆中对”说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进行的。其中两条谈到是“人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天下顺。胡耀邦的秘书李平汉在接收采访的时候说,当时胡耀邦最关心的是“民心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为了顺民心,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谐的社会基础。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心最顺的好时期。如果没有这次彻底的平反工作,中国将面临一个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上访高潮,将有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持续不断的围困党中央的驻地、国家机关的驻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驻地以及地、县机关驻地。那将是使各级领导无法应付的政治风潮。别说是搞经济建设,就是起码社会的稳定都不可能,除了用军事管制与警察统治别无选择。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人形容这些群众上访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的事情。这股大浪潮悄然退下,得益于胡耀邦。当时,中国面临一个民主大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应该归功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胡耀邦不仅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人心为上的问题,而且敢于赴汤蹈火去实践。

  第三,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

  可以说,思想解放与平反冤假错案是互相促进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了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减轻了各级干部的精神负担。而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大家明辨是非,进一步促使人们的觉醒。特别是刘少奇大案的平反,更促使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农民的猛醒,使个人崇拜的地盘逐渐缩小。一些案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人们感到受骗上当,真相是最有说服力的。光从理论上思想解放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帮助人们解放思想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清楚楚摆在面前,任何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第四,带动了地方上大平反。

  在中央的带动下,地方开始了大胆平反昭雪。如辽宁省省委书记任仲夷给张志新平反昭雪,北京市公安局给遇罗克平反昭雪,上海给林昭、刘文辉平反昭雪。全国各地,从贵州省到黑龙江省也都给一些所谓的现行犯革命平反昭雪。没有胡耀邦的榜样,各个省市自治区不可能作出这种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来。

  第五,使知识分子彻底得到政治解放。

  知识分子是冤假错案的主体,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分子彻底解脱了政治束缚。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诚心诚意的参与,现代化就是一句大空话。

  第六,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

  完全不像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想象的那样,平反冤假错案会降低党的威信,事实上反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有那么多被平反昭雪的人,他们接到平反通知书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有的人泪流满面地说要为党争光,为人民服务。有那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知识分子在去世前的一个最大要求,竟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极左的人物,根本不知道社会正义的力量有多大!

  第七,平反冤假错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我们的人权记录上逐年下滑,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最低点,国际威望极低。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望而生畏。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形象,那时候真是春光融雪、大地复苏、千帆竞发、百花齐放。各国对中国盛赞不断,中国同美国、苏联、日本、欧洲、东南亚不断建立或者恢复良好外交关系,这与国内的政治状况良好,关系十分密切。

  对于这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伟业,田纪云说得好:“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田纪云:《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诚哉斯言!

  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是胡耀邦一生的奇功伟业,是人类平反纠错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鸿篇巨制。

2010516日动笔,5月末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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