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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男:胡耀邦为李立三平反
作者:李英男      时间:2013-04-08   来源:文史出版社《大往事》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预示了中国大地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望着、憧憬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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