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以前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被耀邦指名赴会的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21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负责人和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报社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人民日报》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碰了面，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当五大部的人马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针对这些议论，杨士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的认同。于是，以五大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发布了消息，配发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随后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见诸报端，全国迅速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这一次大解救，就使包括家属子女在内的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原载《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