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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作者:苏峰      时间:2013-04-08   来源: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1935年,葛佩琦在 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1938年,葛佩琦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在党的指示下,1939年,葛佩琦被程潜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回冀东地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1940年2月,袁天柱部率先反正,10月,宋克宾部队的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
  1942年,葛佩琦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 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中共。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西单住地,接待了经北平去东北的中共地下同志。
  1946年春节后,由中共西安情报站赵耀斌派遣、陈忠经[1] 举荐 ,葛佩琦、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四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
  1947年10月初,赵耀斌的西安情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不久,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因有共党嫌疑而被捕,葛佩琦幸未暴露。三人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后被押送至南京。
  北平和平解放后,三人 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 。1949年3月中旬,三人回到北平。因为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工作关系,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此后,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虽然证明了葛佩琦已有十多年党龄,因为找不到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葛佩琦也就成了 党外人士 。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 党外人士座谈会 上,一些党外人士发言后,葛佩琦发了言。
  5月2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消息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全文如下: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 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说 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 。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穃-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此报道,虽然摘发得生硬,但当时一些领导人常说 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之类的忧患之言,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
  5月27日,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中称葛佩琦说: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穃-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这天下午,葛佩琦面见了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质问: 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说: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报道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其中谈到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 - -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
  但是,你们认为 朕即国家 是不容许的 - -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穃-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6月5日、6日和7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出五篇 读者来信 ,反对葛佩琦的观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反击右派猖狂进攻 正式开始,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不断升级。
  葛佩琦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糪-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診-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我要重述一遍 - -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这段报道的全文是: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穃-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此后,《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上纲上线:著名人士、劳动模范、学生、军人、农民都痛斥葛佩琦的 杀共产党 、 要共产党下台 - -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被押进了监狱,关押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即 草岚子看守所 ,診-是国民党的 北平军人反省院 ,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葛佩琦作出 判处无期徒刑 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穃-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1975年冬天,全国人大四届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診-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診-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在山西监狱的葛佩琦被宽大释放。几经周折,在家人的帮助下,于1976年3月回到北京。
  经过家人近一年的奔波,葛佩琦得到了户口、粮票、住房,搬进了北京城内的一个大杂院,一个診-来放杂物的8平方米小屋。年老多病的葛佩琦得到了家人、邻居的照顾。

  1978年初春,有人来看望葛佩琦。这位老人叫李逸三。
  1957年 反右 时,李逸三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在葛佩琦发言的那次座谈会上,他在场。他认为,葛佩琦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葛佩琦当时说这些 带刺 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 极右分子 之时,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作 历史反革命 和 现行反革命 逮捕法办,再后来他被调离人民大学。
  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李逸三一直深感歉意,难以释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每隔一两个月,他就来一次,每次都给葛佩琦带上些吃的,还有重要信息,譬如: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 党员之家 的传统,许多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 右派 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 右派 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 -李逸三每次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为慎重起见,葛佩琦决定 再看看 。
  1978年国庆节前后,葛佩琦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葛佩琦决定:去党中央上访!他开始认真准备自己的上访材料。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即使是毛泽东首肯的全国错误,譬如 天安门事件 ,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所谓的 二月逆流 ,薄一波等 六十一人案 都得以平反。
  12月25日,葛佩琦终于来到了中组部上访。
  中组部的北院墙外是灵境胡同,胡同中间开了一个小门,通向中组部后院,这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葛佩琦向接待人员报上姓名后,过一会,接待人员对他说: 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这下子,接待室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有人大声说。
  两天后,葛佩琦见到了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郝一民一进门,就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说: 葛佩琦同志,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1979年1月上旬,葛佩琦将材料送给了郝一民,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 右派 问题。
  1979年4月初,葛佩琦去人民大学询问进展。据说他这个 右派 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一直到1979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认为: 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
  葛佩琦开始了新一轮的申诉。负责解决 右派 难题的五大部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葛佩琦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多次。答复大意都是: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刚好来看望葛佩琦的李逸三说: 上访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下午5点,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带着. 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5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大信封,并说: 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天色已晚,葛佩琦没有去组织部。他回家后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 中组部 ,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 陈野苹副部长 ,左下首是 胡耀邦 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 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 三月二日 的 三 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診-来把 四月二日 写成 三月二日了。
  邻居们听说他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关心。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说,老老少少都听得入神。有的说,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 ;有的说, 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 。他们都为他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此后,陈野苹副部长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事。过了半年多,仍未见人民大学的答复。

  1980年11月17日,葛佩琦给李逸三写了一封信。出于对李逸三 政治安全 的考虑,让别人觉得葛佩琦被 宽释 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李逸三谋面,这是第一次给李逸三写信: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衆-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 杀共产党人 ;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砛-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 群众总要推穃-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 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衆-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 法办 ,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衆-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砛-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这封信的最后,葛佩琦附带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 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 -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马上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
  这三段话,是引的診-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診-话診-意。
  当时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 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 ,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 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 ,阴谋是 引蛇出洞 。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 毒蛇 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 右派 。[2]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 右派 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穃-。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 新账老账一齐算 ,说葛是 历史反革命分子 。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 历史反革命分子 。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 右派 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 右派 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胡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作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逸三发信只20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作了 再审判决 。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 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絓-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从1979年11月14日到12月11日,只用了27天。然而,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审批,却又拖了一年。
  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发了信,11月28日,葛佩琦就耳闻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人(診-审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岁,汉族,山东省平度县人,診-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释放。现住本市交道口东大街九十六号。
  经本院再审查明:診-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診-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合人民币叁仟陆佰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又过了1年多,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診-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北京市常委会发出 京常字(82)2号通知 :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 (82)京高教字011号 文件形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

  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 三座大山 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和 错划而改正 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葛佩琦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做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半个世纪后,葛佩琦 三八式 老党员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 改正结论 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此后,各地报纷纷登载葛佩琦的传奇经历。
  葛佩琦对胡耀邦的感激是牢记在心的。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葛佩琦触景生情,想起胡耀邦对自己的帮助。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葛佩琦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葛佩琦去胡耀邦家上访的经过,以及他对胡耀邦同志帮他推倒 三座大山 (即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的感激之情。
  1993年1月13日,葛佩琦,这位一生传奇的老人,因心脏病抢救无效逝世。终年82岁。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 一二•九 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注释]
  [1]陈忠经是葛佩琦的大学同学。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陈忠经后来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要员常有交往,有些还成了 莫逆 之交。葛佩琦经过陈忠经的举荐,打入了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
  [2]当时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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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胡耀邦为张闻天冤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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