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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谈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
作者:      时间:2014-09-19   来源:
 

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日子里,我拜访了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

  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广东改革开放艰难的开创时期,任仲夷和省委、省府的许多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我请任仲夷同志谈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体会。

  仲夷同志沉思了一会,颇有所感地说:前些日子,我也回顾了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程,把零星纷繁的感受梳理了一下,想从中找出一点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我主要集中思考了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中的若干关系问题。毛主席在1956年有一篇《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当时经济、政治中的十种关系,对于当时和以后的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也来个“东施效颦”,把改革开放中的若干关系主要归纳为十种……

  仲夷同志虽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从上午八点谈到十二点,谈话始终围绕“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这一主题。

  我认为这次谈话颇为重要,相当精辟。回来后,参考了仲夷同志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讲话和文章,略加整理,公之于众,也许对今后改革开放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

一副对联的启示

  谈话是从一副对联开始的。

  仲夷同志回忆说:我在来广东工作之前,于19801031116,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等的接见。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示,对我寄予了重大期望,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他们的话,对我以后在广东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还记得耀邦同志送给我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把蜀字改为粤字,转赠给你。”

  这是成都武侯祠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它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上联讲争取民心的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光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就像耀邦同志常讲的,要以“民心为上”;下联则讲要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实事求是地掌握好宽与严的尺度与分寸,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该宽的时候不宽,当严的地方不严,都是错误的。耀邦同志把这副对联赠送给我,嘱咐我“治粤要深思”,对我启发很大。

  仲夷同志继续说:这副对联,颇有哲理,揭示了正与反、宽与严、和与战、政治与军事、争取民心与武力镇压等矛盾的对立统一,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它强调掌握宽严要适度,这个“适度”,就是一种领导艺术。

  《论语》上有一段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端木赐(子贡)的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是孔子的弟子颛孙师,字子张。商,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字子夏。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和卜商,哪一个更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师做事往往过分了,商做事往往达不到要求。子贡又问,是不是师比商要好一些?孔子说,过分和不及是一样的,都不对。

  孔子的弟子有若也说:“礼之用,和为贵。”我们现在讲“和为贵”,往往是讲和平、和好为可贵,是对它赋予了新的含义,而有若说的“和为贵”,是讲做事“恰到好处”为可贵,也是“过犹不及”的意思。

  儒家思想有精华的部分,我们应该借鉴、继承、发扬;也有糟粕的部分,我们应该批判、抛弃、纠正。“过犹不及”,作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说,我认为是值得借鉴的。

  过去,我们曾提出过“矫枉必须过正”、“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等口号和观点,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矫枉必须过正”,作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现象,是有一些道理的。例如将一根弯曲的竹竿扳直,往往要先朝相反的方向弯曲。这类现象就是这句成语的生活依据。但如把这一特定的生活现象当做普遍真理,把它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去,则是错误的。“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也不是必然的规律,而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造成的结果。正是由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指导思想,用右甚至极右去反左,用左甚至极左去反右,“物极必反”,才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适度”,做到“恰到好处”,就不会出现忽左忽右、时左时右的左右摇摆现象。

  掌握“适度”,这是领导艺术的辩证法。我自己掌握得并不好。我在1984年整党的书面检查中,曾专门检讨了这方面的缺点。今天来谈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教训,起一点“前车之鉴”的作用。

要正确处理十种关系

  我问:您将改革开放中应注意处理好的一些关系,主要归纳为十种,是怎样考虑的?

  仲夷同志笑了笑说,其实改革开放中要注意处理好的关系很多,这十种也不一定是最主要的,不过是我个人感触比较多一些而已。所以,我不讲“十大关系”,只讲“十种关系”。于是,他一个个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一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任仲夷说: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核心都在一个“放”字。放,无论“开放”还是“解放”,都是要解除束缚,打破枷锁,冲破牢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放,就是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核心。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成就的大小,与思想解放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者的思想越解放,那个地区、那个部门的改革开放就越搞得好,成绩就越大。

  任仲夷同志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中,用生动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一客观规律。他说:

  “从历史上看,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大的飞跃,都是以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为先导的。人们都很熟悉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经过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年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历史的一次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而这次历史的飞跃,是由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其鸣锣开道,为其作先导的。恩格斯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教会权威和各种封建愚昧,把人的思想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近代科学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面貌。”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天安门事件。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冲破‘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和法西斯恐怖,大胆地讲出了真理,高高地举起了反对‘四人帮’的战斗火炬,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从解放思想的意义上讲,天安门事件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以打破‘四人帮’精神枷锁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思想解放进程的发端。天安门事件发生半年之后,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转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4614,任仲夷同志在题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更加开放》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思想解放必须先行。马克思在论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时,有一句名言:‘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在破除阻碍改革和开放的旧观念、旧框框之前,开放和改革是很难进行的。”

  二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任仲夷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高度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践相结合。这里,看思想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我认为敢于解放思想,就是敢于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才能创新。

  任仲夷在1978年发表的上述文章中,批判了各种违反实事求是的胡思乱想:

  有的公然反科学。“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曾要搞早已被科学否定的“永动机”,还自诩为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不赞成他的人斥之为因循守旧。

  有的藐视学问,贬低专家。这也是“四人帮”批“专家路线”、批“臭老九”的流毒和影响。多少年当中形成一种奇怪的舆论,好像知识就是罪过,文盲等于光荣。以至有的负责干部常常向人夸耀:“咱是大老粗,一个大字不识。”每言及此,颇有骄色。还有的讲:“我就是不迷信那些臭知识分子,中国的算盘什么都能算,弄那个XY有什么用,我看是吃饱了饭撑的!”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却真有这样的事。

  有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我们说,消除余悸,敢于大胆地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这是解放思想。有人却认为,藐视一切外国事物,不把洋人的科学技术放在眼里,这才是解放思想。明明对世界上的情况并不了解,却无根据地胡乱吹嘘这也超过了世界水平,那也“把洋人甩到了后边”。

  有的不看实际,不顾条件,认为只要敢想敢干,什么都能办到。“只要干劲冲破天,生产月月都能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实践证明,如此“解放思想”,必然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带来浮夸风、说大话、说假话、瞎指挥,祸患无穷。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当永远记取吗?

  为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所需要的解放思想,决不是上面说的那一类胡想蛮干。真正的思想解放,是要大力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敢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牢笼和禁区,敢于打破陈规旧套的束缚,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不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科学那里“解放”出来,而是要使人们的思想更加符合科学。

  三是反“左”与防右的关系。

  任仲夷说:“左”和右,都是违反“适度”这个原则的,都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种偏差,都是不正确的东西。无论“左”或右,都在被反对之列。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看,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中主要应反对“左”,但同时要防止右。

  任仲夷同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作了历史的回顾:建国初期,前八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政治形势是安定的。随后的二十年,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每次运动基本上都是反右,下边明明知道是“左”还反右。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对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很不利。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纠正“左”的,结果又强调反右。三年困难时期有天灾,也有人祸,苏联卡脖子,我们搞瞎指挥。天灾加人祸,人祸我们不能低估。“左”上加“左”,造成经济失调。三年调整,本来不错,后来“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搞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到了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仍然是极大的阻力,成了干扰我们改革进行曲的一种极不和谐的噪音。

  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任仲夷在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时,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提出: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当前和今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我们要谨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不是同等对待的,他强调的主要是防“左”。这是对我们党内情况、对我国国情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几十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我认为,在我们党内思想上,“左”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以致造成巨大危害,置党于危难的境地。而右的思想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党内不少同志长期以来都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怕右不怕“左”的恐右症至今还束缚着许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所以消除“左”的影响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看到,现在还有人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散布和宣扬极左的思想,甚至把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说成是右倾。对此必须引起特别警惕,绝不可等闲视之。

  “左”毒尚未肃清,同志仍须努力。人们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痛苦的现实。

  四是搞活与管严的关系。

  任仲夷说:搞活与管严,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又互相制约的。搞活与管严都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给广东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二者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

  从理论上讲,该搞活的时候就应搞活,该管严的时候则应管严。但从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我们过去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划上了等号,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了集中,以致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妨碍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我们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旧政策、旧框框。因此,搞活与管严,搞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管严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我们首先要强调搞活,在搞活的同时加强管理,管严是为了更好地搞活。怎样使搞活与管严配合“适度”?仲夷同志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弊病,做到“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1980521,在辽宁省工业交通会议上,在谈到如何进一步把经济搞活时,任仲夷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允许变通,不许变相”的观点。他具体阐述说:“我所说的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变通和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一致的,是为了因时、因事、因地制宜,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绝不可把变通弄成变相的违反政策。对于违法乱纪行为,一定要坚决制止,严肃处理。”并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搞活,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违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一致的原则,不能违反党的方针政策。”

  19801212,在广东省委向谷牧同志汇报特区情况时,任仲夷提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就要更‘特’一些,要‘特中之特’,这个指导思想很重要。”但对于干部和党员来说,“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特权,不能当特殊党员。”并提出:“在经济工作上要更活,在执行纪律上要更严。”

  1982119,在中共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任仲夷同志在强调坚持“三放”,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四管”:一是计划和综合平衡要管好;二是市场和物价要管好;三是奖金使用要管好;四是经济纪律要管好。通过“三放”和“四管”,做到活而不乱。

  五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任仲夷说:这里所说的集体,包括大集体(国家)和小集体(地方、单位、企业),所以,实际上是指国家、集体(小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矛盾的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善于兼顾三者的利益。是否兼顾了三者利益,是衡量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之一。

  19818412日,任仲夷同志到广东省韶关地区检查工作,沿途对地、县、社、厂的领导再三讲了这个观点。他说:“做领导者,要搞好两条: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两者缺一不可。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筑在党的方针、政策上,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去进行。在‘四人帮’时期,越‘革命’越穷,这行吗?我们一方面要教育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懂得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认识到要使自己的荷包胀一点,就必须同国家、集体的大荷包连起来。另一方面,要关心群众生活,要给工人、农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我们中国人民过惯了穷日子,要求是不会过分的,有一点改善就满意了。所以,我们要力求每天好一点。当领导的也要懂得,大河小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河无水小河固然要干,小河无水大河也要干。兼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这是“互为因果论”。

  但在另外的场合,仲夷同志更强调“小河没水大河干”,强调“大海的水是由大江大河的水汇流而成,大河的水是由小河、小溪的水汇流而成。”他说:

  “‘大河没水小河干’,《词源》上也有此成语。我估计这个成语可能是在还不知大河的发源时形成的,或者是明知这个事实,为了宣传某种观点,而故意忽视它的存在。

  “再就是人们只看到大河的下半截。大河的下半截确实是‘大河没水小河干’,因为小河的水都是大河灌进去的。但是大河的上半截,更准确地说,大河的源头又是怎样的呢?到源头一看,就明白了。许许多多涓涓细流的小河,最后汇聚成黄河、长江……等等大河。

  “所以,饮水应当思源,大河之水,还是从小河来的。因此,‘大河没水小河干’一语,是不全面的,只看到现象,没有追根求源。我们不要忘掉大河之源。”

  这是“源头论”。这似乎反映了仲夷同志更深层次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他一贯主张的“政治上立足于民,经济上藏富于民,政策上取信于民”的“三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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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任仲夷:耀邦永远活在人心
胡耀邦、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胡耀邦点将任仲夷
任仲夷建言胡耀邦
胡耀邦赴广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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