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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谈任仲夷——他是最清醒最勇敢的人
作者:      时间:2014-09-19   来源:
 

 (2005年)1115,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病逝,享年92岁。19日,一头银发的李锐,在北京木樨地家中,接受本报记者访问。

  问:您如何评价任仲夷同志?

  答:听说他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署名,让人带到广东去为任老告别。这是我们对任老的看法。(读挽联)“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要知道那个时候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行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也打不开。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很不满意,设法阻拦。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老退下来时,跟我说是“安全着陆”。所以改革开放这个局面打开很不容易。“自由民主,高举大旗”。20049月,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刊登任仲夷的访谈录,他谈到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正式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我跟任老直到1979年后才接触多起来,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见解非常一致。他是《炎黄春秋》的顾问,杂志请他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他已经重病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笔,后来由我根据他平时谈吐,写了一篇;他看过后,同意署名。

  任老退下来后,长期同癌症斗争,不仅没有消沉,反而越战越勇。他比我勇敢。我有时候打点擦边球。他是正面的,他是最清醒的人,最勇敢的人。

  问:我们今天纪念任老,纪念什么?

  答:纪念任仲夷,关键是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不仅要搞清楚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东方西方的历史都要搞清楚,尤其是近代和20世纪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是靠着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手段。可是我们过去只承认革命有推进历史的作用,而视改良主义为敌对势力。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充分估计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我们接受了这种理论,一直搞“兴无灭资”,农民卖个鸡蛋都要说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都要加以制止。我在中顾委时,还看到一位老领导下发的“白头文件”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未免太昧于当代世界形势了。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有普遍规律。英国搞《大宪章》后,800年虚君共和,改良至今;法国大革命折腾80年,出现《拿破仑法典》,通过了《人权宣言》,自由思想熔铸成民族性格;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两任总统后,退出政治舞台,能官能民,树立了榜样。

  第二是要把理论搞清楚。要不要理论,到底要搞什么理论。马克思对的在哪,错的在哪,要搞清楚。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一种新学说“主客体关系学”,出版了多种有关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2003年出版)有任老和我写的序言。任老在序言中写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我爱他们俩(柏拉图和真理),但把真理摆在前面,才是神圣的责任。’我认为,对待马克思也应当如此。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亦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并非不可存疑,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敬仰马克思,并尊他为革命导师,但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把他说过的话当作能治百病的药方,视为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这样做,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同意,并且要予以驳斥的。”

  任老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同谬误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决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否则,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第三是党的性质和历史要搞清楚。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过这样的感叹话: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为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我还在书里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哀后人也。”1000多年前的文人就有这样的见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这三大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比较清楚,可能稍微有点量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纪念任老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真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普遍普适的规律前进。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的、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当年所说的民主,是包括自由与法治在内的),加上现在认识到的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任老在位时和退下来后推进、实践的东西。

  问:难得的是任老能坚持说真话……

  答:这个就同个人的品德有关系啦。头脑清醒、品德不好的人更误事。人的品德更重要。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三是思维能力、智商的限制。我还要加一条,受品德的限制。

  自古以来,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的影响,中国人惯于眼睛向上。这也是鲁迅早就总结过的,做奴隶和做奴才的分别。做奴隶是不得已,做奴才就太可耻而且可悲了。

  我曾在《八十进八有感》诗中写道:“惟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任老是坚决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他正式向媒体发表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任老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最后,介绍我写任仲夷的一篇文章《谁人不仰原前老》。这是几年前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召开发行会时,约我参加,当时因病不能前往,以此当作我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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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任仲夷:耀邦永远活在人心
胡耀邦、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胡耀邦点将任仲夷
任仲夷建言胡耀邦
胡耀邦赴广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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