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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任仲夷曾被指“一丘之貉”
作者:      时间:2014-09-19   来源:杜瑞芝
 

杜瑞芝,山西榆社人,1920年出生。“文革”中因反对“顶峰论”被监管,下放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4年底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主任、中共惠阳地委代理书记。19805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19857月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任仲夷同志的总结,给省、地、市、县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据说,听了仲夷同志作的总结讲话后,韶关地区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杜瑞芝

  我长期从事广东农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广东农村改革,几十年来受到过不少批评和攻击。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冲破了很大阻力的。大家都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绝对不准搞“包产到户”的。在三中全会后一两年时间里,“包产到户”仍然是个禁区,突破这个禁区谈何容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不许”

 

  “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影响很不好,限制了许多同志的思想,不敢搞包产到户的改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华国锋最初确定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本来会议还准备搞农业学大寨。以前搞学大寨运动,我就是广东学大寨办公室的主任。有人曾经动员我去参观大寨,我说我想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了解到去大寨参观,不能和当地老百姓谈话。不能和老百姓谈话,了解不到真实情况,那我去干什么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后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农业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然而,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两个不许,影响很不好,限制了许多同志的思想,不敢搞包产到户的改革。当时华国锋同志讲不要把生产责任制同包产到户、单干混同起来。可见,华国锋把包产到户与单干当做一码事。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突破限制比较早的,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197711月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放开了一点,但还不是包产到户。邓小平把安徽的这个经验带到了四川省,当时四川也搞了一个“省委十二条”,也不是搞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粮食增产起来。

 

华国锋不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1979年中央31号文提出了不许包产到户等“三不许”,但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197931224日,国家农委邀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三个县的负责同志,就当前农村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进行座谈。我和博罗县委书记何春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议由刚“解放”出来不久的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副主任身份主持召开。杜润生当时住在一间简陋破旧的房子里,连电话都没装上。当他见到久别重逢的我这个老搭档时,异常高兴,他介绍我和史林琪(时为吉林省农工部部长)见面交谈,情不自禁地说:我的队伍壮大了,对“包产到户”问题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会上重提“包产到户”问题,不乏同情赞扬之声,我和史林琪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同志怀疑和反对,并引起激烈争论。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同志于320到会讲话,定了调子,不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329,以国家农委名义上报中央批准全国参考执行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提出了“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31号文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邓小平支持试行“包产到户”

 

  他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担心是不必要的

  时至1980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126,杜润生在讲话中谈到“包产到户”问题,可以看得出是想放松一些口子的。但到了131,华国锋等人听取会议汇报后的讲话,情况又不妙了。华国锋明确提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对此,邓小平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

  此后不久,在1980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人事上有了重大变动,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在安徽大力支持大包干改革的万里同志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到56月间,对“包产到户”问题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突破。邓小平于531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谈话,支持一些地方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是从623中央办公厅转发619《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上知道小平谈话内容的。

 

“包产到户”真正得以“正名”

 

  完全冲破“包产到户”禁区是198211发出的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随后,9月召开了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多数人保持沉默,仍有人提出尖锐指责。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他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引用了实际调查材料,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最后一致通过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198075号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75号文回避了。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回避的。尽管如此,75号文仍然强调说:“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完全冲破“包产到户”禁区,是198211发出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当年的中央1号文件。该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才真正得以“正名”,列入“正册”,禁锢已被完全打开,原来赞成搞“双包到户”的同志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同农民打了两年拉锯战

 

  对农民搞包产到户,主要是采取硬纠硬扭的做法。但是你越硬纠硬扭,农民越不接受,越搞“双包到户”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农业的文件,对农村改革规定的“两个不许”,我心里是有想法的。

  根据调查掌握的一些实际情况,我组织起草了《关于“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的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后省委批发的关于农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一时期,生产责任制引起了各级的重视,得到了推广,但包产到户还是不准搞的。对农民搞包产到户,主要是采取硬纠硬扭的做法。但是你越硬纠硬扭,农民越不接受,越搞“双包到户”。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说过,我们“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

  19797月,我在省农委第一期经营管理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说:“大家都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大家回想一下,1960年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我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思想。

 

自觉不自觉同农民站在一起

 

  我一再呼吁对单干、包产到户等问题,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对立。但省里的领导同志未能采纳我的意见

  1980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我深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启发和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同农民站在一起,向“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冲刺了。

  当年3月春耕大检查,我受省委指派到湛江地区检查春耕。我历来对催耕催种不感兴趣,倒是重视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怎样搞生产的。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基层的农民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有许多疑虑,很多人心里没有底,农村有各种传言。当时海康县传言“政府搞责任制,就是叫你搞单干”:“四川已经全部搞单干了”。还有人对社队干部说:刘少奇都平反了,可以搞四大自由了;你也不了解中央的底,人家是一步一步地放。有一位大队书记开会对群众说:刘少奇平反了,迟早要分田单干,我们不等了,要赶快分掉。那时农村改革的方向不明朗,大家思想上都比较模糊。

  这次湛江之行,从3212日共10天时间,跑了九个县(市)和一批社队,做了调查,了解到基层的实际情况。我整理了材料汇报给省委,意在能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并提供一点解决问题的借鉴。我一再呼吁对单干、包产到户、分队等问题,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对立。但省里的领导同志未能采纳我的意见。在农村改革取向的这些问题上,当时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省委不少领导同志也不赞成搞“包产到户”。

 

紫金县调查对我触动很大

 

  紫金县大纠单干风有三次,纠一次扩大一次。农民批评我们“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却管得很严”

  1980527,省委一位领导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认为现在全省有20多个县发生分田单干或变相分田单干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包产到户”问题,其中有些情况相当严重。

  19806月后省委组织了200多人到各地纠单干风、分队风。我带队到了单干风、分队风最严重的紫金县。

  紫金县大纠单干风有三次,纠一次扩大一次。这实际是农民群众对极左路线的惩罚。那里的农民不只是搞单干,各种形式都有,大体都是包产到户。农民群众根本就不怕你来纠正,社队干部汇报时都讲是集体生产,实际私下全分了,你来调查就说是集体的,你一走就都分了。

  对群众采取压服政策的“武纠”最糟糕,黄塘公社书记纠单干很凶,农民等他睡觉后再分田,组织了十多人站岗放哨对付他。农民批评我们“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却管得很严”。

  这次蹲点调查对我的触动很大,深深体会到农民群众对改革的迫切要求。我于19806-7月间,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等问题,写了两份报告,送交省委及省农委党组,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应把包产到户当做权宜之计的“权宜”二字取消,要把它当做一个重要政策,主动领导农民群众搞双包到户的改革。

  写这个报告,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害怕人家借此机会整我。当然我也做了挨批的思想准备,我也开始收集一些材料包括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讲话,用以对付批判我的人。

 

我被骂包产到户“罪魁祸首”

 

  有一位地委书记说谁搞包产到户谁就是历史罪人,并指责我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

  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对这两份报告很重视,他对我说:“我已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了。”尚昆同志又批示把这两份报告,发给省委常委和正在省里开会的各地(市)委书记。但省里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

  当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两个不许”。广东的压力也大,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大,思想斗争厉害。反对推行包产到户的阵容很强大,从省委到地委、县委都有一些领导持不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我所知道和接触到的就有好几位。诚然,这里有些同志是为了紧跟中央当时的这种表态。一位地区的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主张维护生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地位,不能分队,不能搞双包到户。省委一位常委还赞扬他这篇文章,说他写得很有水平。当时有一位地委书记说谁搞包产到户谁就是历史罪人,并指责我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位地委书记指着鼻子骂我是主张搞单干的“罪魁祸首”,我未答理他。

 

地方干部思想发生转变

 

  和平县委书记主动搞定产到田,说“如果省委、地委追究责任,我负责;要枪毙,我就顶第一枪!”

  从紫金蹲点回来后,没过多久,惠阳地委书记李富林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同志问他走后由谁来负责惠阳的工作,李富林就提名我去当代理书记,习仲勋同志同意了。李富林之所以要我去惠阳,是因为他知道我支持搞包产到户,我去了那里可以保护当地农民搞包产到户,不翻案。

  到惠阳地委任职不久,和平县委书记向我汇报了他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思想变化过程。他说纠单干50多天,县常委回来碰头,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一致认为硬扭不行,一定要搞好责任制;在常委会上,他要主动搞定产到田、责任到劳的责任制,说“如果省委、地委追究责任,我负责;要枪毙,我就顶第一枪!”秋收后,县开三级干部会推广下车公社“包产到户”的经验,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搞起来。我感到这个材料既生动又有说服力,便打印出来,送给省委主要领导和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参阅,希望能够用基层生动有力的事实来说服省委领导。

  各级干部和群众思想不一致,各个地方各级领导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惠阳地委有一位副书记也坚持反对搞包产到户,当他后来听到政策放宽的消息时,惊慌失措地说:如果省委承认包产到户,就把我们推向了审判台。

 

任仲夷给包字之争打上句号

 

  当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

  198011月,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来了。他来后不到半个月,就先后在省、市局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和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接见他时的谈话。任仲夷讲中央领导同志曾说:有的省没有被批准实行特殊政策,但搞得比广东活。仲夷同志强烈呼吁要“三真”,就是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关于农村搞“包产到户”,仲夷同志曾坦率地说:“包产到户我不害怕,广东这点土地还没有东北的自留地多。”

  但是,直到19811月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双包到户”问题的看法,领导干部中仍有很大分歧。任仲夷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用搞了“双包到户”后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他明确指出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够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去改过来。任仲夷同志的总结,给省、地、市、县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当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作的总结讲话后,韶关地区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

  1981年“双包到户”进一步打破“三靠”地区界限,向经济发达地区扩展。当时新任佛山地委书记的童孟清说,搞了“双包到户”以后,下大雨时农民用蚊帐布围住承包的鱼塘;烟叶被水淹沾了泥巴,农民用脸盆打水去洗;农民还用电风扇吹干谷子。童孟清还告诉我,佛山地区原来反对“大包干”最厉害,现在搞大包干也最坚决。

 

  策划: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特约撰稿:陈弘君王涛王莹

  采访时间:20083747

  采访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杜瑞芝同志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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