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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主政广东
作者:      时间:2014-09-19   来源:潘东生:《岁月留迹—任仲夷》
 

受命南下,先行一步

  从东北,到岭南,是任仲夷不经意间的一个转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彩转身,成就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先驱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历史篇章。
  1980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俩的职务分别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要抽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做领导工作?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最早找他们两个人谈话时曾说:广东现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需要人去加强领导,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探索。从10 31 日至11 6 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对他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临行前,任仲夷的老战友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对他说:“仲夷同志,此去广东,你不是立大功,就是犯大罪。”
  智者的赠言,饱含着惺惺相吸的关切,也昭示着前途未卜的凶险。然而,使命如天,任仲夷坚定地出发了,向南,再向南,向着木棉花开的地方。
  任仲夷走马上任之际,适逢全国实行经济调整之时。在这种大背景下,怎样加快广东的经济发展步伐?

  任仲夷履新后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1981 年,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当时,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特区的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
  任仲夷并没有真正的“缓改革,舍发展”,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把发展和调整有机结合,调整的目的,仍是发展。
  这一年,针对深圳等地的发展变化,有一种争论在内地蔓延:特区到底姓社姓资?但其实在风暴中心的深圳,更多的是务实创业,议论的并不多。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也问到任仲夷这个问题,任仲夷回答: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讲,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任仲夷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从大局出发提出的经济调整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中央赋予本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以调整为中心,安排广东省的经济工作,继续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一步搞好特区建设,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后’和‘前进’统一起来”。  

  1980 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981 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 种票证,连香烟、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经过调查后,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购销改革。之后,广东街市的商品开始琳琅满目…… 

解放思想,从“雇工事件”到“包产到户”

  历史并非注定和任仲夷过不去,从来,对一个智者和勇士的考验,看上去都很残酷也很激烈,甚至于要浴血,无比危险。任仲夷所处的位置,与一个民族的走向生死攸关,所以,他的周围就不可避免地暗礁重重,硝烟弥漫。
  1981 年,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把诺大个岭南,搅得天旋地转。那时候,任仲夷来到广东刚刚半年。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人民日报》 1981 5 29 日的一篇文章《 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 。一时间,全国刷的一下把目光聚焦广东,各种声音嘈杂得能把广东吃了的阵势。而争论的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
  陈志雄,是肇庆地区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从1979 年起搞承包经营,当年他承包8 亩鱼塘放养鱼苗出售,没有雇工;1980 年他跨越两个大队,投标承包鱼塘141 亩,除放养鱼苗,还养大鱼、种茨实,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一个,临时工400 个工日;1 981年他继续投标扩大承包,全年承包面积共497 亩,有部分是别人投标转包给他经营的,主要是种茨实和养鱼,自身投劳两个,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 个工日;1982 年他跨越四个大队,继续大面积投标承包,承包面积354 亩,计划搞“茨实水稻鱼苗”轮作,拟雇请固定工两个,临时工1500 个工日。

  陈志雄就被时代推上了风头浪尖,当然,真正在浊浪中被冲击的是任仲夷。

  在登出第一篇文章后,《人民日报》又开辟了专栏,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展开讨论,至当年8 30 日,历时3 个月,共发表21 篇讨论文章,最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 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 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人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任仲夷当时是坚决支持这种承包方式的。事情到此,本该风平浪静,皆大圆满。

  然而,接下来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却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
  新华社记者随即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 1 17 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上。这一下,小小陈志雄再次惊动了中央。有位中央领导专门来信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广东省委考虑。
  为此,任仲夷专门责成省委领导班子跟进事件,并形成了一份专门的情况报告,对此加以说明。
  自始至终,任仲夷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的做法,更未向“全省通报”,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相反,他挺直脊梁,赴汤蹈火中,为广东改革开路。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
  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 9 月为此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划上了句号。

坚持改革,“排污不排外”

  在改革开放的路上,任仲夷始终坚持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他还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撅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适时发表出来,矛头直指广东经济特区。
  面对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他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 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
  1982 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营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1983 11 15 日,第一批“香港游”旅客从广东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的情况……
  在情势复杂争论不休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
  历史证明,这一次南下,是任仲夷一次精彩的转身。虽危险重重,却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也造就了岭南那傲气逼人的中国第一春。他的这一次转身,改变了历史,让一个民族在复兴的路上,终于不再那么踌珊。

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之“特”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任仲夷同志三件事,一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 号文件”,二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三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1984 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 号文件,给了蛇口4 个“特殊”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 号文件”, 是广东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由任老主持。就是这个“31 号文件”,使蛇白真正成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此外,任仲夷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一直念念不忘。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为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很民主、自由,如何如何…… 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样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有关部门那里,因为周为民1979 年在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为民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仲夷一直另有看法,他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再次查办周。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任仲夷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肩负着中央的重托和广东人民的期望,加之自己又早有建设特区的强烈愿望,他在大会小会上都曾反复强调,建设特区要突出一个“特”字。
  1981 年广东省委常委研究特区建设的会上,任仲夷提出,特区要真正“特”起来,比如要海关免税(除个别品种外,绝大部分进出口商品免税);比如要进出比较自由(客商以及他们办企业所需要的物资、资金进出都比较自由),要有更加特殊的政策,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要多开绿灯少开红灯,要解放思想,真正做到“特事特办”……
  全世界有目共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是极其显著的。

遭遇“殖民地”非议

  深圳特区建设早期,在中央和省委正确领导下,蓬勃发展,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对特区或观望,或不理解,甚至质疑、非议和责难。这也使广东和省委,也使特区,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1982 年春,由于广东沿海一些地方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走私贩私情况,任仲夷和刘田夫同志两次被召进京向中央汇报和“讲清楚”,这就是广东改革史上著名的“二进宫”。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班子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 5 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
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1983 4 25 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1982 1 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1984 年,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
  这一年的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视察了深圳特区,之后又视察了珠海、厦门经济特区。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能否成功,我要亲自来看一看。”
  就是在这个春天,小平同志亲眼见证了特区生机蓬勃的崭新景象后,抑制不住那份喜悦,分别给三个经济特区题词,他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给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至此,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了句号。

不能回避的“海南汽车事件”

  曾经的海南岛,不过是广东辖区内的一个自治州。
  1983 年春节,任仲夷在对中共海南自治州党委的讲话中提出:自治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我看,还应指出,自治州和整个海南有着光辉的未来。我在海南党委曾经讲到,海南岛的起飞就要开始了,更加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中央总的精神是对海南进一步放宽政策,海南不叫特区,但可以参照实行特区的一些办法;国家在物资和重点建设上给海南以支持…… 

  1983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明确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xx种商品)……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1984 7 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这个信息,给了海南进口汽车以极大的促动。

  海南当年实际进口的7.9 万辆汽车,每一辆都经过有关部门文件批准,每一辆都向国家交了税,海南岛的汽车进口按规定交税19 . 6 亿,事后,海南上缴58400 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二十亿,这将近四十亿足够当年全国每人长一级工资。
  “海南汽车事件”的官方表述见于新华社1985 731一则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 1 1 日至1985 3 5 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 9 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 9 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相应处分……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

  2001年,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任仲夷曾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在6条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1985 8 月关于《中纪委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深人调查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三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已去世八年的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的一些职务行为,于1986 5 22 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桃森于2004 2 26 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6)粤刑法经上字第54 号刑事裁定以及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86)刑一字第3 号刑事判决;二、宣告林桃森无罪。林桃森这一“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说明“海南汽车事件”既无一个官员违法,也因进口汽车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文件而实际上没有违纪。
  “海南汽车事件”是任仲夷在广东改革开放历程中不能回避的一个事件,也是他在广东最为纠葛的一劫。

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称任仲夷为“思想型、学者型的优秀领导人”。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他之所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出诸多成就,创造出许多令人赞叹的业绩,是因为他酷爱读书,见多识广,思想解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特别是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即便是安全着陆以后,酷爱读书,酷爱思考的任仲夷并没有停止对改革的探索。
  任仲夷,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坚定的、衷心的拥护者。关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他曾说过: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一天天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及时地、有力地跟上。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任仲夷说,我们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够协调、不够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能否更好前进的一个关键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86 6 28 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 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 页)。
  任仲夷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继续安定,但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我们的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稳步地进行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
  任仲夷曾给《炎黄春秋》杂志投稿一篇,他在写给编辑部的信里说,这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专门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了推进民主政治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搞“试验田”。他说: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第二个方案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好像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共同
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仲夷说的这两个方案,也曾多次和一些专家、学者探讨过。
  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协调发展”?任仲夷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科学、协调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同样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就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可能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平安着陆”的任仲夷勇气没有退却,智慧也没有退却,他在另一块陆地上,默默耕耘,继续奉献着余力,为这场还没完成的变革。

一个永远年轻的改革者

  任仲夷主政五年为广东日后的腾飞,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难以超越的纪录:“十三大”召开(l987 年)之前,他早已经卸任了。按照惯例,组织上并没有把他列人“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但程序选举时,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大家纷纷响应,联名推荐,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正式选举时,更是全票当选。
  就这样,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建国之后的历届党代会(除了“九大”召开时他被关在牛棚里)他都没有缺席,有据可查,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参加党代会届数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龄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 11 月党代会期间,已88 岁高龄的任仲夷在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先伸出了三个指头,又伸出了一个指头。他幽默地说,“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这位88岁的老人坚定地认为,这次,“三个代表”要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作为今后各项
工作的指导思想,很好。在谈到“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时,他说,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犯法,他的政治利益,是不能侵犯的。要做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什么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万户安居乐业日,谁知多少不眠时”。任仲夷虽然常常顶着压力、排除干扰、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奋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中,病魔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任仲夷心胸豁达,在当年生病先后割去了胆囊和五分之四的胃之后,他富有幽默感地笑道:“我现在‘浑身是胆’, ‘无所畏惧’了!”后来,任老的左眼睛患黄斑症,已经不能看书,只能利用放大镜,用一只右眼看;他的右耳也背了,只有左耳听得清楚。据此,任老笑曰:“我的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信’。”因为长期用一只眼睛看书引发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的急剧下降,他又幽默地说:“我‘两眼蒙查查,但心知肚明”,…… 这确实是革命者、改革者所特有的乐观和豁达。

一个永不停歇的思想者

曾在任仲夷身边工作了7 年的秘书潘东生在一篇回忆任老的文章里写到:我在任老身边工作的这7 年,是任老思想火花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也是任老写文章、出版书籍和接受访谈最多的时期。任老先后发表了《穷则思变,富亦思变》、《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建设》、《谈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的?》、《再谈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另外,经任老及我们审核、编写了《任仲夷评传》、《任仲夷论丛》(一套3本)、《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等书。任老所想、所做,都与改革开放事业、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任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我,启迪着我,激励着我,成了我毕生追求和学习的榜样……
  在身边工作人员的讲述里,我们还知道了很多关于任仲夷的看似平常的小故事。有一次,广东省委对一份即将下达的文件进行意见咨询,这份文件的标题中有“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决定”的字眼。任老看后,有感而发,提笔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写
信:“…… 用‘大兴’这个词不太合适。以前我们什么都喜欢用‘大’字,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大二公’…… 结果怎样?‘大跃进’成了‘大倒退’, ‘大干快上’成了‘大干慢上’, ‘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上世纪60 年代初也曾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果是浮跨风刮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些平实的词语为好。我看能否将它改为‘关于切实做好加强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或‘关于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这类字眼。妥否?请酌。”后来,省委在正式下文时采纳了任老这一意见。
  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生动地体现了任仲夷见微知著的政治敏感性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既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认真执著的精神分不开,更与他在多年革命生涯和多次政治运动中锤炼出来的火眼金睛般的洞察力分不开。
  还有一次,任仲夷从上海回来,从中央酒店立交桥到广园高架桥,一边看一边若有所思。几天后,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一封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本来广州修那么多高架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们管理好、美化好,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这封信受到了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马上派人到上海取经。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广州市的一道道风景线。

从国家大计到民生琐事,思想者任仲夷似乎永不知倦。他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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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任仲夷:耀邦永远活在人心
胡耀邦、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胡耀邦点将任仲夷
任仲夷建言胡耀邦
胡耀邦赴广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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