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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主政广东
作者:卢荻、刘坤仪      时间:2014-09-19   来源:
 

赴粤上任

  1980年初冬。北京。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正值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回北京工作,并决定将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长梁灵光调往南中国,接替其职。

  任仲夷之所以受命承担这一重任,原因一是,他在辽宁大力拨乱反正,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二是,他在19788月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上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是省一级领导中率先在全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佼佼者,其后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在“地方诸侯”中带个头;三是他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他在辽宁政绩斐然,有口皆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任仲夷曾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

  任仲夷无论在政绩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胆识气魄和才干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最后确定由他来接替习仲勋,执掌祖国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1031116,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任仲夷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他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勋,是希望他们到广东之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剑英紧紧握住任仲夷和梁灵光的手,再三叮嘱他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我干部的关系。”任仲夷明白叶剑英这一番话的含义。五十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任仲夷和梁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

  叶剑英信赖地看着他们,亲切地笑了笑,“这样,我就放心了。”

  任仲夷、梁灵光紧接着驱车抵达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对他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发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邓小平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任仲夷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邓小平连连吸着烟,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离开中南海,任仲夷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相互交换着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会见了任仲夷、梁灵光。胡耀邦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廉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

  任仲夷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

  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嗣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任仲夷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他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胡耀邦呷了口茶,继续说:“以前的问题,各人都有一本辛酸帐。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看干部,就是要看你的成绩,看你的风是正还是不正。干部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老的还是新的,只要工作有成绩就是好干部。工作松松垮垮,慢慢腾腾,象打太极拳似的不行,要打少林拳。”胡耀邦画龙点睛地指出:“要弄清广东的困难是什么,关键在哪里?目前有能源问题,运输问题,农业问题,但根本困难是干部思想不一致。”

  和胡耀邦道别后,接着到了赵紫阳和万里的办公室。万里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1980119中央决定,任仲夷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广州。白云机场。一架银色座机徐徐降落。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背负着南粤人民的殷切期望,广东省新一任领导人任仲夷和梁灵光抵达羊城上任。

  1115,中共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会场响起一阵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掌声里充满了对中央决择的衷心拥护,表达了广东人民的殷切期望。广东干部欢迎思想解放,作风正派的任书记来治理广东。

  任仲夷向大会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时对广东工作所作的最新谈话的内容,并作了重要讲话。

  任仲夷首先强调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团结,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向前看。”“我们所有的同志,不管过去有过什么毛病,互相有过什么恩怨,只要现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努力工作,就是好同志。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家都应当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任仲夷继续讲的第二点是,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把广东的经济进一步搞上去,把人民生活进一步搞好。他向大家交底,“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挥广东的优势。广东的优势,不光是自然条件好,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授权广东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增大了地方的权力;二是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要使广东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他又进一步为大家消除思想顾虑,要求各级干部大胆解放思想,他说,“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新情况。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说到这里,他抬起了头,目光离开了讲稿,投向了观众席,成千上万双眼睛正注视着他,“总之”,他清了清嗓门后,声音更加清楚了,“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首次“亮相”讲话,任仲夷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已深得人心。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刘田夫、叶选平、李建安……在座的省市领导人会心地笑了。

  最后,任仲夷强调,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改进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今后党委的领导方法必须有所改善,党组织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而必须站在群众之中;党委不能象过那样包揽一切,管得那么细、那么死,而必须善于抓大事,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的积极因素”。

  任仲夷讲话完毕,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真抓实干,创深圳速度

  19801123,任仲夷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视察。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要内容之一。

  深圳。历史上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南邻香港,北接东莞、惠阳,东临大亚湾,西连珠江口,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和香港两地边界接壤长达27.5公里,与香港落马洲相连的深圳皇岗口岸更是亚洲第一大公路口岸。可是,以往的深圳由于与香港一河之隔,是“边防区”,只重视抓“政治边防”,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在广东全省里竟属于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向往香港生活”,偷渡外逃,成为深圳突出的社会问题。连续多次的偷渡高潮,竟使深圳人口出现负增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在深圳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任仲夷不顾一路颠簸,舟车劳累,抵达市委后,立即听取了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专程前往蛇口看望正在当“开荒牛”的袁庚。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细致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任仲夷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的“杀出一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任仲夷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作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任仲夷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他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他想,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他和刘田夫、梁灵光等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他们认为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调他回来,主要是让他负责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任仲夷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先后调周鼎、周溪舞、邹尔康、甄锡培等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任仲夷等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他率领深圳党政班子领导深圳人民勤勤恳恳地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同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到广东考察。任仲夷在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时,他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他认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取得先走一步建设特区的经验,取得改革体制,搞好经济工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党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一系列的经验。”他向谷牧提出,“深圳、珠海要搞特区,没有比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特殊一些的政策是搞不起来的。”他又向谷牧汇报说:“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同时把特区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当任仲夷在汇报中谈到要按照谷牧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时,谷牧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除你讲的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建设特区的重要性、重大意义。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搞特区的地方,都是那里的总统、国王或总理亲自抓。我看,要动员各部门重视特区建设,定期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这个‘国王’、‘总统’要亲自抓。”

  谷牧诙谐的言语引得常委们笑了起来。任仲夷则郑重表示,一定按谷牧提出的要求,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

  过几天,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任仲夷准备就特区问题作个专题发言。

  特区的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1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任仲夷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肯定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捐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

  他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他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1月,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在广州举行。任仲夷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总结讲话。他进一步强调,“特区建设,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抓紧进行。许多改革问题,要深入研究,抓紧解决。涉及主要问题的,要立法。单有改革而无具体的法令、条例作保证,侨商和外商来投资时不放心。”根据任仲夷的这一指示,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了特区一系列条例和法规。深圳市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法制机构,先后成立了立法工作组、条规处、市法制局、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法制机构,研究并起草特区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

  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的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福建、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0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衷衷。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持怀疑态度。创建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任仲夷和福建的负责人,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任仲夷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有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

  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19,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经任仲夷等人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两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任仲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在此之前,任仲夷曾陪同国务院领导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特区。这天,风和日丽,任仲夷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陪同赵紫阳登山远眺,俯瞰蛇口,工业区全景尽收眼底。昔日一片荒滩野岭,现已矗立起一栋栋崭新的楼房,一座新兴城市的轮廓已初见端倪。袁庚指点着远处的建筑物,一一汇报工业区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任仲夷向袁庚肯定了深圳建设要采取开发公司的方式,也就是蛇口方式。并明确指出,政企要分开。“官”、商要分开,特区的一切企业,都要独立经营,照章纳税。对于企业内部的事务,政府不要去管。

  国务院领导同志问袁庚:“你在这里,有没有人问你姓‘社’姓‘资’的问题?

  袁庚实话实说:“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非难,没有人问我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理论家这样对我说过,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都这样那还行吗?

  国务院领导同志又转而问任仲夷:“我在北京,老是有人问我,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我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你说说看!

  其实,任仲夷的脑子里,从到广东任职之日起,就不断思考着这一问题,并且翻阅了大量老祖宗的经典著作,寻找答案。

  他说:’依我看,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是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国务院领导同志点了点头:“我赞成这一看法。”

  不久,薄一波到广东考察,任仲夷和常务副省长李建安在环境优美的珠岛宾馆向他汇报工作。

  薄一波说:“对深圳、珠海和福建的特区建设,要不断总结经验。在那里既不能完全是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

  任仲夷将上次对赵紫阳阐述的观点对薄一波又阐述了一番。

  薄一波在五十年代曾参与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十分赞成任仲夷的观点。于是接着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

  在汇报中,任仲夷还提出,“最近,我们为了加重深圳市的责任,加强对特区的领导,对深圳市委、市政府,参加开会、发文件均相当于广州市来对待。”

  薄一波高兴地说:“我很赞成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把深圳市当成一个大市来待,甚至比一个大市还重要,我这次回去也要强调一下。”

  经广东省委和任仲夷等人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有副省级待遇。

  1983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任仲夷作陪,胡耀邦肯定地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还即席提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25,谷牧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这对任仲夷、对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袁庚对此深有体会。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等一再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84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外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改革人物,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刘田夫。可见,任、刘两人对蛇口关心的程度“真是没得说”!

  1984年春,邓小平进行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提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邓小平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任仲夷作为广东省的第一把手,他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任仲夷工作的肯定。

  今天,“深圳速度”;“蛇口的口号”早已流传全国。一座现代化都市拔地而起,经过15年的艰苦创业,其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城市七强,对外贸易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深圳速度”不但令国人刮目相看,而且举世瞩目。我们在为这些辉煌成就骄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开拓者们种种的艰难。而任仲夷,也是“开荒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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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任仲夷:耀邦永远活在人心
胡耀邦、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从胡耀邦赠任仲夷的一副对联谈起
胡耀邦点将任仲夷
任仲夷建言胡耀邦
胡耀邦赴广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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