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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
作者:胡耀邦      时间:2007-07-30   来源:人民网
    注:这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们这次贯彻《准则》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搞好党风问题,我觉得开得是非常适时的。我想就四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在准备发言的时候,曾经看了陈云同志的三条很重要的意见。陈云同志这三条意见是: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第二,纪委工作公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陈云同志提醒我们、提醒全党同志高度注意的这三条重要意见,我觉得讲出了我们做好纪律检查工作、搞好党风的三个基本思想或叫三条基本原则。

  我今天要讲的四个问题,就是根据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展开来说一说。

  一、要正确地评价纪委的工作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三中全会决定重建的。三中全会和以后的几次全会,确立了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端正我们组织路线所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快两年了。两年来,我们党的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有较大的进展,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在哪里呢?据我看来主要的有三条:第一,代中央制定了几个重大的党的法规;第二,解决了历史上的几个大的是非问题;第三,检查和处理了一批违反党纪的重大案件。

  我还有这么一个看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不可以这么看,就是这次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来,我们不单单是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许多好的传统,而且发扬了这些传统,这就是不只是限于检查党内违反纪律的案件,而且从整个搞好党风、维护党纪上面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就使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比过去站得更高、想得更深、做得更主动了。

  这个时期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是稳妥的。正是由于我们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所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和人民的心目中是有威望的。

  但是,也不要把成绩估计得过高,估计过高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党的事业的要求来比,同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希望来比,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我们不是做得很多了,而是做得还少;不是做得过分了、过火了,而是在做的过程中,拿人民群众的话来讲,还有点勇气不足,劲头不足。就全国来讲,纪律检查工作还有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些部门、有些省市好一些,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差一些。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重要的原因可能有这么一条,就是敢不敢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确实很难做,这就有个“敢”的问题。纪律检查委员会要面对严酷的事实,要得罪人,要敢于伸张正义,敢不敢?其实,我们在拨乱反正时都存在个“敢”字的问题。要使我们的事业重新蓬蓬勃勃地发展,犹犹豫豫,马马虎虎,怎么能够拨乱反正呢?不管是分清是非也好,还是克服困难也好;不管是增长才干也好,还是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好,确实有个精神状态的问题。有没有该做、想做而不敢做,该主持正义、想主持正义又怕主持正义,该讲、想讲却不敢讲的精神状态呢?大家想想看,在许多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踢皮球”的现象呢?为什么明明应该自己负责解决的问题,又不勇于负责,而总是希望中央说话,希望中央发红头文件呢?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们这条战线,在许多战线相当多的同志中间,都存在一个精神状态问题。所以,在肯定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多成绩的时候,还是要讲讲我们工作的不足方面,并要联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来考虑这些问题。

  二、要深刻认识搞好党风的巨大意义

  党风好不好,是党能不能站得住、发展和存在的问题。陈云同志讲话不很多,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很赞成他这个话: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相当多的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说,我经济工作都忙不过来,哪里还能够抓党风?或者说,安定团结是前提,党的纪律抓得太紧了,太严格了,可能要妨碍安定团结。这些想法实际上是把纪律,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搞好党风的工作,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甚至看成是同发展经济,搞好安定团结相对立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根据我们党的历史,来说一说党的路线、政策同我们党内生活,同党的作风的关系。

  从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大体上有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党的路线、政策犯大错误的时期,党内生活是不正常的,叫作封建式的家长专断,因此导致革命遭到很大损失,遇到很大挫折。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只要党风很好,广大干部和党员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坚贞不屈,党仍然能够赢得人民的尊敬,使革命没有全部失败,而且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又生气勃勃地前进了。这主要是指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这一段时间。

  第二种情况,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党内生活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党风不够好,或者说,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风气不大好,因此思想不一致,矛盾很多,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好。这就是我们到延安以后的几年时间,大体上是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那时提出我们党内主观主义、山头主义、党八股盛行。这些东西的确是严重存在的。什么叫党八股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假、大、空”,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因此,党中央当时下决心,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又可以叫“洗脸”,搞“清洁卫生”。经过整风,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觉悟,端正了作风,使我们党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这是第二种情况,作风同路线、政策有时候不适应。

  第三种情况,就是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内生活很好,搞民主集中制,党的风气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团结一致,生动活泼,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路线政策、党内生活和党风三个方面都很好,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革命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这主要是指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解放战争的全部时期以及建国初期。

  第四种情况,路线、政策是错误的,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坏人就钻空子,甚至好人也被人家拖下水,做了些坏事。这就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党风。投机钻营的分子吃得开,党内盲目性很大,党的威信急剧下降。这种情况,我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风遭到空前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什么民主生活,什么实事求是,什么解放思想,根本谈不上。二是“有了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

  我们党到明年就有整整六十年的历史了,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可不可以说,有这么四种不同的情况。王鹤寿同志在中央书记处汇报的时候提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党的路线、政策,同党的正常生活,同好的党风是相依为命的。根据我们党六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我是赞成这个看法的。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很有好处。只有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好的党的作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我们的党搞好。所以,只满足于路线、政策的正确,而忽视党的生活的建设,忽视党的作风的建设,这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这是从历史的教训来说。

  再从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变到在全国执政的地位,这是个根本的变化。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这次我同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卡里略谈话,中心是讨论这个问题。我根据马恩的理论,分析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他赞成这个观点。由相信社会主义到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个墨索里尼,开始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以后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子。我看林彪一伙,也应该说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后来变成了封建法西斯分子。有的国家,不是已经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国家了吗?这些不管从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

  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象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在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之前,环境迫使我们要搞唯物论的反映论。

  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决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但是党如何领导,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党怎样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命令、而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号召、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带动人民群众,今天不可能拿很多时间专门谈这些问题。我希望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希望我们纪委的同志,来认真地思考研究这些问题。执政以后,把我们的党看成高居于其他组织之上,由党包揽一切,事事发号施令,把党员看成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波兰的事件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能忽略,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搞得不好,就有蜕化的可能,有变质的可能。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

  我们有些同志还忽略了:党风不正是我们现实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经济稳步上升的工作搞得不好,安定团结的工作还有不少问题?原因在哪里?就客观上来说,有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和其他敌对分子的存在;就我们主观上来说,则不但有思想路线的不够端正,“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的问题,而且还有我们党风不正的问题。经济工作搞得不够好只归结为一个原因,就是“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我觉得不合乎事实。除了这“左”倾思想没有完全克服外,还有待于端正我们的党风,有待于切实解决不正之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不管从历史经验看也好,从执政党的地位变化看也好,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好,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么一个命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全党,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三、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搞好

  我同意《座谈会纪要(讨论稿)》对当前党风情况的基本估计。我同意这个看法:“经过全党努力,我们的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我觉得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黄克诚同志提了个很好的意见,他说,我们党内的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腐蚀我们党的肌体。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这也是《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写的:“党风不正,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关系,损害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带坏了社会风气”。“带坏”这两个字似不妥当,改为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泛滥,比较恰当些。我们党有好的作风,就是三大作风,也有不正之风。这是事实。所以不正之风这个概念是能够成立的。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每一个热爱党、拥护党的人,不管是党员、非党员,都应该关心我们的党风,都有权利、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党风。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中国的公民不能关心领导者、关心我们党的党风呢?所以,不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论老年人还是青少年,都有权利、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党风。我主张在党报上公开地讲明这个问题。当然,象陈云同志讲的,一定要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核实材料,同本人见面,有的还要同有关方面打招呼。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关心党风问题,应当带头搞好党风。关心我们的党风是有党性的表现;不关心是没有党性,或者说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这没有什么可含含糊糊的,应当尖锐地把问题提出来。

  不正之风是从哪里来的呢?应该说,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把不正之风说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固有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受了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剥削阶级思想传染到无产阶级政党里面来了。现在有些党外人士就不服这种说法。他们发问:你们党内的不正之风,怎么是别人传给你们的呢?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把剥削阶级推倒了以后,剥削阶级思想又泛滥起来?我们说,把剥削阶级推倒了,并不等于社会上、人们的头脑里剥削阶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就同时完全消失了。不正之风泛滥了这十几年,还因为我们党里面出了一伙子坏人,出了林彪、“四人帮”,他们接受了剥削阶级那一套恶劣的思想、作风,并在党内推行。再加上我们领导上、包括党中央的组织生活在一个时期不健全,破坏了民主生活,党风不好,不正之风就泛滥起来。如果是这么看,我们就有理由说,搞好我们党风的这一场战斗,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继续,是我们的好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彻底划清界限的标志。在这样严肃的、重大的问题面前,决不允许共产党员采取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的态度。

  我们应该怎样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呢?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提两条:

  第一条,继续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在全党进行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思想教育。改造中国,那是非常艰巨的。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遗留下来的有封建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旧的不合乎历史发展要求的习惯势力,这些都不是短时间所能够消除的。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几代人的事情。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思想教育,如果放弃思想教育那就更是错误的。

  教育什么呢?要使广大党员懂得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现在三千八百万党员中有两种不好的情况:一种是老党员忘了党的优良作风;另外,还有半数以上的新党员中有不少同志不懂得什么优良作风。他们说:“你都是同我讲假话,我就不相信你们二十年前就那么奉公守法,那么正人君子?”他们不相信十多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我们党那么纯洁,那么高尚。现在,我们就是要向广大的新党员宣传说明党的光荣传统,进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就是要继续开展《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章的学习。在联系实际进行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中间,我还主张经常宣传现在我们党内继承优良作风的典型,宣传知错改错的事例,象今天《人民日报》头条消息,河南省平舆县在县委领导干部带动下,清退利用职权安排的子女亲朋六百多人这样的事例。还要宣传移风易俗的新闻。我们现在正处在改革的时代,一方面要扭转旧的风气,另一方面还要提倡新的风尚。前天政协副主席张冲同志去世了,他在遗嘱中说,不送花圈。他那个追悼会,就没有花圈。还有集体举行婚礼也是移风易俗的东西。所以,要宣传发扬优良作风的典型,宣传知错改错的事例,宣传移风易俗的新闻,这些都是促进我们扭转不正之风的积极因素。要从多方面来提高我们抵制不正之风的自觉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部门应当同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报社、电台广泛配合,共同研究,要准备打一场搞好党风的思想教育的持久战。一年是搞不完的,先搞它五年再说。有的同志提出,要不要来一次整党运动?这在我们这个会上是不能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来考虑。现在我们没有可能象延安时代那样集中力量搞两三年的整风运动。解放以来,毛泽东同志曾提过小整风的办法。但是,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要由组织上和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要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这是我对搞好党风的第一条意见。

  第二条,要认真联系实际,同现在存在着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这个不要含糊。这就要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勇气,有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归纳的十三条表现,我看了一下,还没有研究好,说不准。我主张要抓最重要的,要抓干部,要抓群众最不满意的。因此,提十三条好呢,还是减少一些条,把有些条文讲得更明确一点,请同志们再考虑一下。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每天至少可以看到五十件以上有关党风方面的材料。这两天我想了一想,根据这些年来的感受,我看主要还是先抓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态度。这里要把认识问题排除出去。三中全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由于一时的不理解,有抵触,我们应该理解这种情况,不要纠缠。只要跟上就是好的,确实由于认识问题跟不上,要热情而又耐心地进行帮助。我这里是指拒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恶劣做法,使工作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而不是指一个时候认识不清楚的问题。

  第二,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拉帮结派,安插私人。群众对这一条是意见很大的。

  第三,丧失原则或者说不顾党的原则去搞“关系学”、“关系户”,请客送礼,索礼受贿,损害党和国家的声誉,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请客送礼,这个风可是厉害得很呀!有材料说有一个省今年一至九月份,仅此一项就花掉一千五百万元。如果别的省都这样,全国就得三四个亿。有些单位随便可以吃夜餐,如果一顿夜餐每人是三角钱,两千万人吃一百天,就是几个亿。有的人索礼受贿,搞到外国人头上,确实丢脸呀!

  第四,有错误不承认,反而凭借权力、权势,诬陷和打击报复好人。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第五,有意弄虚作假,专爱抬轿子吹喇叭,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我们党里有人搞个人崇拜,可是我们党内的确也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当吹鼓手,十几年、几十年专门搞那一套。

  第六,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比如订计划,进行基本建设,或者搞经营管理,都极端不负责任,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我的意见,一个时期内,集中抓几件事情,面不要太宽。不是说有些事情不抓,而是说先抓那些主要的,群众最不满意的。

  关于处理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这么一个很好的原则:必须实事求是,核对材料,并和本人见面。必须实事求是,十条里有一条不实在,就去掉那一条。为着实事求是,就要核实,就要征求所属党委的意见,也务必要同本人见面。然后再考虑哪些要登报,哪些要党内通报,哪些要处分,哪些由本单位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那些违犯党规、党法、党纪的人的处理,对于不正之风的处理,一个重要的原则,我赞成首先抓《准则》公布以后所发生的案件。你们《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是这么写的:“处理不正之风问题,一般以《准则》公布为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我的意见是,凡属《准则》公布以前的,除了极个别的,民愤很大的,应进行适当处理以外,能不能规定一条,一般就不要再查了。因为,这会牵涉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各级党委纪委的实际工作和精力是放在查现在的问题上,还是引导大家去查过去的问题?我个人意见,必须以我们的主要精力来查现在的,查《准则》公布以后的问题。前几年,被打成走资派,刚刚被解放,子女没有办法,走个后门安插,我看这类问题一般不要再查了。我不是说要定一条“下不为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许多老同志两年以前才解放出来,两年以前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同志染了一身泥巴,很不干净;有的同志解放出来以后,要求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听说陈云同志同王鹤寿同志谈话的时候还讲了这么一条,就是由于十年来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我们许多干部可能大大小小都存在一点问题。陈云同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干部中有不少同志是维吾尔的姑娘,小辫子不少,随便都可以抓一条。所以,处理这些问题要慎重考虑。我认为陈云同志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是希望我们处理不正之风既要坚决,又要谨慎。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诚心诚意帮助他,不要使他下不了台。假使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取得全党、全国人民拥护的。这样,就会使我们搞好党风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椎向前进。

  四、我们的党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当中

  我是有这么个坚定的信念的。去年七月二十二日,我曾经在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争取这么一个目标:经过三年,三年不成就五年,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给我们这个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党,再增添一些份量。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前,在今后的若干年,或者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我说有三股潮流是阻挡不住的。

  第一股潮流是团结起来干四化。还能不能有人大规模地挑动打内战、揪走资派、搞穷过渡?个别的可能搞得起来,大规模地搞,我说搞不起来。潮流是团结起来干四化。你搞什么民族分裂,人民的分裂,我看通不过,人民不答应。

  第二股潮流是健全民主和法制。能不能再出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的那种人物?让那种人物一下子来当副主席,中央委员会通得过吗?把江青式的人物奉承为旗手,搞逼供信,我看有是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搞。潮流是广大干部,党员、群众都要求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

  第三股潮流是发扬党的好传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小平同志代表政治局讲这个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得到了党内、党外的广泛拥护。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能够坚持党的领导。

  这三股潮流汇成一股总潮流,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中国。或者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要求这三条。这三股潮流只会愈来愈强,谁都阻挡不了。历史不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不是按照少数人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宗明义第一篇。我党几十年奋斗的过程,教育我们懂得了这一条。为什么“四人帮”能够一举粉碎?我们中央的一些同志出了力,作了贡献,但不是我们有些同志比毛主席还强、本事还大,而首先是“四人帮”丧失了群众,成了一个空架子。群众已经起来反对他们多少年了!为什么“渤海二号”的处理,得到这么广泛的拥护?一登报,人民高兴得很!要透过现象看人民的意志、看人民的愿望。代表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的潮流是谁都阻挡不住的。

  因此,我的意见,不要悲观,不要无所作为。也不要存什么侥幸心理;我们有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就是存侥幸心理。“大概不知道吧”,“大概我们这个党就是这个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有些人犯错误,总是把历史潮流估计错了。我们有些同志一九七五年以前没有犯错误,恰恰在一九七六年犯了错误。他们想,啊呀,一九七六年那些人把邓小平又打倒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一九七六年“批邓”,这是最后一关,他看不出那个历史潮流。“四人帮”最后丧尽人心是那个“批邓”。“批邓”把“四人帮”的最后一点基础挖空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往往对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意志、历史的潮流,看不清楚,总把暂时的黑暗看成长久的东西,或者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大。这当然也同我们十几、二十年来,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解释得不正确,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关系。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心明眼亮。我们是先锋队、先锋战士,应该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决不要当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当然不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也会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发挥先锋战士的作用,或者叫发挥先驱者的作用。如果这么看问题,这么想问题,那么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很有作为的,是很能够为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一番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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