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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良心胡耀邦
作者:王永治      时间:2008-04-03   来源:凤凰周刊
 

  胡耀邦之所以令人怀念,除了改革急先锋的功绩,就是他的执政作风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已经披露的有关胡的回忆资料显示,胡的民主化、个性化、平民化的风格,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打破了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禁忌,以至于常常被笑为天真、随意和理想主义。

  《炎黄春秋》月刊在2005年第11期上刊登了15篇回忆和纪念胡的文章,撰稿者都是与胡有所交往的中共元老,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郝怀明。这些文章,对胡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都有生动的描述和高度的评价。

  最民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撰文说:“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这16个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丰功伟绩,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田纪云说:“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田纪云回忆,凡是胡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争论起来。事后,胡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田纪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多人印证。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直接受胡耀邦的领导。李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来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末离职之前,李锐有时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目睹了书记处开会的情况和胡耀邦如何主持会议、如何处理一些事务。李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兼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后被打倒。他回忆:“1958、1959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执政时的情景。(胡的风格)使我感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开始变为群言堂了。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短一点。”

  李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说,自己1982年刚跟胡耀邦接触,感到他很是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2004年出版的一部描述中国改革历程的专著里透露,当年与胡耀邦共事的一位国务院领导这样评价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像田纪云一样,多数纪念文章都用了“最”、“罕见”的字眼来评价胡耀邦。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评价胡耀邦说:“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任仲夷说:“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认为:“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1977年~1987年的10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我就是想造成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

  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说,耀邦这个人,无论是在下面,还是开书记处的会,我们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个可以相互交谈的领导人,他始终是跟大家在交流。他脑子里想的问题,生气的事,高兴的事,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透明的人。这种风格,在他领导青年团时期我们就听说了。这种风格,在党内本来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朱厚泽回忆说,他是解放前入党的,那个时候地下党的领导人跟他们这些小家伙在一起,都是非常亲切、非常平和的,大家可以一起交谈。

  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对耀邦的领导风格,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可以跟他商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有人就说耀邦讲话很随便。我觉得,领导人也是人,他的思想也需要和群众、干部交流。”

  朱厚泽说:“我觉得耀邦的风格,我和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接受,也是开一个风气,说明领导人也是人,不是神,领导人的思想确确实实出自他自己的思考以及和大家的交谈。耀邦这种领导风格,就真正形成一种民主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干部、知识分子相互对话交流,共同讨论问题的气氛。我认为这是他民主思想的一个外部表征。”

  朱厚泽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说:“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幻觉。”

  高干家庭出身的元元(女)和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有深交,并在胡的最后2年多时间里常常陪胡聊天,排遣苦闷。有延滨夫妇俩口述、历史学者邢小群整理的实录《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在《老照片》丛刊上发表。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此文。据元元透露,胡耀邦对自己说话随便这一点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我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

  元元认为:胡耀邦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我就够可怜了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主张反左的人坚持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反右的人坚持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胡多次请示邓小平后,保留了第一种说法,没有使用第二种说法,使决议达到某种平衡。

  当时的起草组成员郝怀明撰文《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回忆:“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建议给胡写传记,并在纪念文章中提供了两个特别具有胡耀邦个性的细节——

  1980年代初期,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上世纪40年代,康生在延安指导抢救运动,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众多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和地下党员打成特务。胡耀邦做了个试验,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这个试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才决定在抢救运动中采取“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活在人心便永生

  李锐与胡耀邦有很深的交往。特别是在胡辞去总书记职务后,李锐曾与他有过几次有深度的长谈。最后一次长谈是在1989年4月5日,胡向李锐谈到涉及对自己评价的10个问题。10天后,胡去世,这次谈话因而具有了遗言的性质。2000年8月,李锐撰写了《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将胡几次谈话的内容公之于众,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胡的权威史料。此外,李锐还撰写、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

  在今年给《炎黄春秋》写的文章中,李锐说:“16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

  “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

  李锐认为:“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见,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据元元和李锐回忆,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后,曾经闭门谢客,用3个月时间调看了所有自己以前的讲话和与自己有关的文件,感觉没有什么错误。他还在几个月里不看电视,专心读马恩全集,做了一些笔记。后在元元的劝慰下,开始恢复与故旧的交往。

  1988年,胡耀邦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游览时,成千游人挤在路旁,争相与胡握手,要求留影。结果到南宁后,他就不出去了。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当晚,李锐写悼诗一首:

  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田纪云、李瑞环深拜号啕

  胡去世5周年前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胡的照片和白话诗,同时邀请新华社老记者戴煌撰写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系列文章。自此,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报刊逐渐增多。1998年,戴煌的文章结集成《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大陆公开出版,顿成畅销书和长销书。2004年7月,该书修订版出版,作者写了修订版文前序语,透露了大量政治信息。

  胡耀邦安葬在江西省共青城的富华山上,山上的胡耀邦陵园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这座城市由部分青年于1955年在鄱阳湖畔创建,得到胡的支持。戴煌披露,胡耀邦陵园1990年3月15日动工,12月15日建成。当天,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的陪护下,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敬捧其父的骨灰盒安葬于陵园。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发表了讲话。戴煌形容其讲话动天感人。

  陵园建成后就向全国各界人士开放。到1999年4月,已有200多万人前来瞻仰,每年平均有30万人左右。

  戴煌还透露,中共许多前任和现任领导人都瞻仰过胡的陵园。1991年和1992年,朱基两次来访。其他先后前来拜谒的高官有(按时间顺序):李瑞环、胡锦涛、乔石、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平、宋平、田纪云、胡启立、李铁映、吴官正、曾庆红、宋健、布赫、钱伟长、雷洁琼、李德生、廖汉生、张震、白纪年、荣高棠。知名人士有朱伯儒、张海迪、蔡振华等。“有人多次前来拜谒,田纪云、李瑞环更深拜号啕。”

  胡耀邦似乎与一些老将军特别投缘。戴煌介绍,199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0周年当天,94岁高龄的吕正操老将军坐着轮椅前来祭奠。陵园入口的富华亭上,有老将军肖克的题字。

  王元元夫妇回忆,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17日,老将军万毅让他们夫妇带话给胡耀邦:“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胡听到这话很感动,后来回赠万毅一幅字:“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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