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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
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
作者:苏永通 李赫然      时间:2009-07-31   来源:南方周末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九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后代,日前对一系列涉及父辈的政治纪实作品提出强烈质疑,这些作品均出自一个名为“师东兵”的作者之手。

  师东兵是谁?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他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

  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

  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

  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位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华、胡、赵、汪,加上陈伯达),九位政治局委员(五位常委加上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内,上述9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和陈伯达之子陈晓农。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已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许仕途起于湖南,本报记者查实,师东兵为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所作的传记,曾遭到举报。师东兵说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过许宗衡,但否认为他人买官。

  被“迫害”的师东兵被一些人捧为“反腐斗士”,也被质疑是“买官卖官的掮客”。记者了解到,师东兵“被许宗衡迫害”,罪名是诈骗,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亦涉及诈骗争议。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一位相关人士说。

  师对本报记者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集体否定师东兵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

  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

  《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赵紫阳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则认为,高勇、李汉平均无资格与其辩论。“你有资格跟我对话吗?你是当事人?工作人员,我见面没有经过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

  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师在博客中贴出与华国锋及其夫人的合影。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汪东兴曾询问华是否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华说根本没见过师东兵本人。汪延群质疑师与华夫妇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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