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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作者:肖劲光      时间:2007-03-16   来源:《肖劲光回忆录续》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使二十余万人丧生、全部建筑物毁灭的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国家处于政治上动乱、经济上不景气的形势下遇到这种天灾,人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都在为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紧急动员起来。可“四人帮”一伙却毫不顾忌人心的向背,丧心病狂地扬言,“抹掉一两个唐山算什么”,“不能拿地震压革命”,不能“以救灾压批邓”。世上哪有这样的共产党人!

  九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又与世长辞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连失去了党和国家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些功绩永远不能为他的错误所埋没。毛主席“文革”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我个人来说,对毛泽东同志亦怀有特殊的感情。从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毛泽东同志当作自己敬仰的师长,可以说是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的帮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此时,我是万分悲痛的。在向毛泽东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痛哭失声了。人固有一死,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毕生精力,做出杰出功绩的人,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他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四日,全国人民还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之中缓解过来,“四人帮”经过密谋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光明日报》上用梁效的名义发表了。“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已显现在字里行间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人帮”误党误国的倒行逆施日益发展,他们要向党、向人民摊牌了。我感觉到了党和人民下决心除掉这些党内蛀虫的时候了。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同志。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同志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同志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同志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同志建议说,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同志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肖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后来,在怀仁堂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了华国锋同志,他面带歉意地对我解释说:“你那次要与我谈‘四人帮’的事,因为正在忙于布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能够与你面谈。”这一次在叶剑英同志处,我还与他谈了对海军“四·五”会议的一些看法,提出会议给我做的上“贼船”的结论是不实事求是的。同时,也反映了“四·五”会议以后,与苏振华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分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军委开会传达中央23号文件,即《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散会以后,我与苏振华同志走在一起,考虑到下一步在海军的传达工作,我对他说,刘冰的信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思想上存有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苏振华同志积极倡导在海军贯彻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是有起色的。此时,如若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一步的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不管怎样,慎重为好。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苏振华同志采纳。十二月份,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中央23号文件的会议,苏振华同志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要有个代表常委的发言,重点讲清伟大意义,把主席指示讲清楚;当前这个翻案风要制止,不制止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当前这个翻案风就是搞复辟,讲清危害;讲清为什么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此后,他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运动的先行点清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同志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法西斯暴行”,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毛主席的指示,又有“四人帮”制造的强大的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不具备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胆略的党的领导干部,受传统的纪律约束,针锋相对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唱反调是很难做到的。我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中央的调子讲话。”但是,历史发展到一九七六年,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用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拥护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抵制“四人帮”的“左”的一套,即使是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表态也都十分有限,有的干脆沉默不语。而作为一个一九七五年曾积极拥护过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叶剑英同志说,如果在对待“四人帮”这个问题上,苏振华同志的态度明朗,我们过去的一切分歧都算不了什么,可以不提了。叶剑英同志要我与苏振华同志当面交换一下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向他吹吹风。从叶剑英同志家里出来,我径直来到苏振华同志家里。他由于生病在家,对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将在叶剑英同志处谈的这些意见开诚布公地与苏振华同志谈了。我还向苏振华同志谈了“四人帮”有野心、有问题,并转达了叶剑英同志的意见。苏振华同志听后对我说,你说话要谨慎,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我得知中央正在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后,心里无比兴奋,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我回来后的当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的措施,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了。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对酒高歌。“文革”十年以来的沉闷空气被打破了,禁固人民精神的枷锁被解除了,人们发自内心的高兴不可遏止,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走过了十年艰难的历程,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之时。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是值得大庆特庆的。

(摘自《肖劲光回忆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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