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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推进拨乱反正的起点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3-16   来源:《党史纵横》2005年第4期
 

  拨乱反正,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特殊的一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页。为什么叫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当年是这样界定的,他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胡耀邦对拨乱反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隆中三策”的提出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觉者和先行者。1980年11月,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些情况。他说:“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12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这个情况,耀邦也同胡绩伟等人谈过。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将这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是很有道理的。自从“批邓反击右倾”后,耀邦与邓小平一起再次被打倒。他蜗居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但他时刻关注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隆中三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一个全面拨乱反正的主张。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就能提出这样全面而扼要的拨乱反正主张,是难能可贵的。“隆中三策”连文字也是经过精心推敲的,集中起来就是一首诗:

人心为上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可是,那时耀邦还没有工作岗位。他的拨乱反正主张只能作为建议向党中央反映,自己无法使之成为具体的实践。

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职位
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中共中央党校。他的拨乱反正实践就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更具体地说,是从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始的。我参加了整风会议,以后又是胡耀邦组建和直接指导的理论动态组成员,现将我经历和知道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是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3月4日这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的:

  上午,理论小组学习讨论《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接到中央通知:华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全校开庆祝会,游行。下午,理论小组座谈中央的决定。

  十年“文革”期间,各单位都安装了高音喇叭,一有要事,高音喇叭就哇哇叫,中央党校也是这样。党中央关于恢复中央党校和组建中央党校新的领导班子的电报,就是通过广播传达给大家的。中央党校被关闭了多年,恢复中央党校,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强烈愿望。听到党中央的决定和任命,特别是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使大家备受鼓舞。对于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大家也是很满意的。从我来说,虽然来自基层,但对胡耀邦的印象特别好。这是因为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一直兼做团的工作,在报纸上读过不少他撰写的文章,很受教育。尤其是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期间,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一个座谈会上听过他做的很生动的报告,印象很深刻。

  胡耀邦于3月9日上午来校,同当时的党校领导班子(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见了面,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

  其间,3月12日,叶剑英找耀邦谈话。3月14日,耀邦访问了邓小平。关于这两次活动,耀邦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他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月14日去看望小平同志。此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看来,叶帅已向耀邦交了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3月14日,同前来看望的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邓小平年谱》上,第156页)由此可见,耀邦与叶帅和小平的这两次接触和谈话,很重要。

  直到3月25日,胡耀邦才同大家见面。这天下午,在礼堂东教室开全校党员干部大会,由胡耀邦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大家早早地在东教室就座,人很多。胡耀邦在秘书梁金泉陪同下,走进东教室。这次会议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位主持人,耀邦独自走上讲坛,用平缓的口吻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一上班就传达中央的重要会议。”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大家用掌声表示对他的欢迎和支持。

  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批判“合二而一”,在中央党校酿成了多起冤案。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康生一手操纵唆使下,砸烂了中央党校的领导班子,校长、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队伍搞散了,连校舍也被划给了其他单位。粉碎“四人帮”后,仍由原来的造反派组建的领导班子领导搞揭批“四人帮”运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进展。胡耀邦面对的中央党校,是一个烂摊子。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重整旗鼓?

对中央党校实行“整风”成为拨乱反正的起点

  胡耀邦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并经过中央的批准,决定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这个整风会议,实际上成了他思考酝酿并推进拨乱反正的契机和起点。

  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参加者包括当时的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正副支部书记,“文革”前党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共70人。我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者扩大到100人、130人。我每次参加会议都作了记录,此文主要依据我的记录写成。

  整风会议内容有三项,一是回顾和检查半年来党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二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们在理论上的一系列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三是进一步弄清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很明显,以上一些重要提法(如批判“极右实质”)是当时的统一口径。还要说明的是,中央党校当时的“五七”学校领导班子是“文革”中由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一手操纵建立起来的。

  整风会议每天开半天会,以全体会议为主,小组会为辅。全体会议由胡耀邦主持,采取民主的方式,大家发言摆情况,揭问题。在会议刚开始的几天,他很少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大家发言。以后,他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在别人发言时不断插话。他的插话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有深度,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也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特别是,许多马列语录他脱口而出,又引用得很恰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也使我对耀邦同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的中央党校,只胡耀邦一人是中央任命的领导干部,稍后,冯文彬被任命为副教育长,但还没有正式的领导机构。整风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临时决策的作用。胡耀邦在6月17日会上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平反时说:“我同某些人交换了意见,请各小组讨论一下,可不可以以这个会议的形式,对这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不由某些人批(准)。”党的会议,党校是有权威的,百把人的会议作出决定。以后,这个会议又成了工作机构,有关复校的一些重要事情,也是由这个会议讨论决定,并分头办理。整风会议进行中有两次休会,延续到9月开学以后才结束。十月,中央任命了中央党校临时党委。

整风会议的深远影响

  通过整风会议,揭露了中央党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酝酿建立了中央党校的行政机构和教学机构(经党中央批准),初步清理了思想理论问题,为复校开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会议开得很有成效。但是,这个整风会议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中央党校。从全面拨乱反正角度看,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之一:揭露了康生的问题

  康生善于投机钻营,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文革”,他不择手段,捏造罪名,迫害好人,是有名的“迫害狂”。他摆出老革命和理论家的姿态,骗取了党的信任。“文革”开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噪一时,以后,他又登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康生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康生于1975年12月病死,悼词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康生长期代表党中央主管中央党校(据说从1958年开始)。“文革”刚开始,康生就诬称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文革”中,中央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中央党校的许多事情都涉及他们。但当时康生的牌子还很硬,不能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十一大还进了中央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由康生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主持。整风会议上,一些人在发言中不断提到“康老”,认为党校造反派的问题在于不听“康老”的招呼。造反派检查交待的基调也是这样,认为自己基本正确(因为康生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很明显,不揭露康生的真面目,中央党校的问题就不能真正揭开。随着会议的逐步深入,不少人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9月3日的整风会议上,一位同志在发言时提出了康生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表态说,刚才这位同志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次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胡耀邦有原则地、理直气壮地支持了大家的要求。

  很快,在中央党校十六楼一层的走廊墙壁上,贴出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小字报迅速增加,贴到二楼,又贴到三楼,人们纷纷去看。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校内到校外,在北京、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揭露康生的问题,不仅是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全国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重大进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进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人们赞扬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才几天,就把康生揪了出来。揭露康生,显示了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很高的政治艺术。

  之二:开始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整风会议揭露出来的问题,大量的与写文章、出书有关。通过与会者的揭发,耀邦掌握了大量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促使他深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5月5日的整风会议上,耀邦总结一个月以来的会议情况,他说,会议主要是揭露了实际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的兴趣,大家的要求,是解决实际问题,唯物主义嘛!但是会议有不足的地方,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批判不够。他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在林彪垮台后,还敢于搞他们那一套,而且很凶,时间很长,要研究一下。我看他们有两条,一是以假乱真,肆意篡改马列、毛主席思想;二是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说,这个以假乱真可厉害啦!他先把你的思想搞乱。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理解理论的重要性,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个月的一次整风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我听了他这个话,留下很深的印象。接着,耀邦就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同秘书陈维仁和其他一些人考虑,采取办刊物的办法。他自己先想了几个题目,又让人推荐办刊物的人选。

  6月4日上午,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会前,新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通知我,全体会议后留下参加小会。11点,整风会议提前结束,接着。胡耀邦就召开小会,与会者共十来个人。最后,他说,要办一个刊物,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同志,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这时,我才知道,要我留下参加会议,是要我参加办这个刊物。我就是由此开始参加这项工作的。在这个会上,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15日,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正式创刊。耀邦就是以这个小刊物为主要阵地,推进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胡耀邦的语言,以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胡耀邦确立了这个认识后,就大声疾呼。

  1977年8月2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大精神时,讲了他对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看法。他说。所谓到底,我体会主要是三条:一、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牵连的人和事彻底地清查出来;二、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全部颠倒过来;三、把遭到“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发扬光大。1977年8月底,他在党校领导干部会上又说,对“四人帮”对我们思想、路线、理论上的破坏,是非颠倒,不要低估,要把这些东西颠倒过来,不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不行,任务比较艰巨,时间可能更长,要几年时间。在当时,胡耀邦的这些话,确是远见卓识。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他用很大的精力来抓这件事。

  之三:平反冤案的最早实践

  整风会议开到5月份,就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胡耀邦讲了几次。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一个领导骨干的小会上说,落实政策,我们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不是按照哪一个同志过去怎么讲的办事。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哪一个同志信不信任的问题。胡耀邦关于以事实为依据处理案件、落实政策的思想和主张,在这个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整风会议建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依照耀邦提出的指导原则,进行工作,进展很快。当时,党校落实政策的情况很快传到外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7年8月10日,胡耀邦在整风会议上说,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总起来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同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的,呼声是很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随后,他就指导三位同志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此文于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

  对于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这个严重现象,胡耀邦考虑得很多。1977年6月18日,他在整风会议上从另一个角度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搞“5·16”,急如星火。说是上面某个人有指示。因为上面某个人有指示,我们就可以违背良心,违背党性?这还能当共产党员啊!某某人有指示,我可以调查。调查没有,去汇报。还要搞,我再调查。如果这个中央首长催,我就担保,没有。这就是党性。1979年1月21日下午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今天上午,蒋南翔同志带一句话给我,某某讲的很严的,人民大学要办一些人,徐某和胡某。但查起来,那两个人,责任不很大。但某某又讲,这个问题没有完,要处分人。我听说有两个教员是带头的,要查。蒋南翔问:怎么办?胡耀邦对蒋说:你查嘛!查出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如果根据中央一句话定案,三个月后,就要平反冤案。这些讲话和实例,生动地反映了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思想和精神。

  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是他进行拨乱反正的最早实践,也是他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试验。

(来源:《党史纵横》2005年第4期。作者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理论动态》原主编、现为《学习时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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