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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幸福广东: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2011中国改革论坛》上发言
作者:徐景安      时间:2012-01-05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1 年 12 月 3 日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我近十年来一直在做这项研究。 2004 年出版了《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 2007 年出版了《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今天我带来刚出版的《幸福中国丛书之一:中国新改革起航》、《幸福中国丛书之二: 重塑中国核心价值观( 上下冊 ) 》。

  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我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巨大、问题很多、前途未卜。 30 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生活改善、思想活跃为世人瞩目。但是分配不公、腐败泛滥、道德溃败、生态恶化问题严重,造成官民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世人对中国的未来失去预期,有钱有势者移居国外,缺钱无势者泄愤骂娘,文人学者们争论不休。

中国需要由此及彼的桥

  对中国向何处去,各有各的主张,归纳起来两大派,西方派与回归派。我把主张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归于西方派,把回到毛泽东时代、新民主主义、孔子儒学归于回归派。凡能成为一派,说起来都有理由和依据,作为学派之争,无可厚非。但今日中国需要的是由此岸向彼岸的桥,不仅需要目标、方向的描绘,更需要路径和方法的提供。

  我们的任务是建桥,起码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甲方意愿,二是民众需求。不顾甲方意愿,除非另找甲方。不顾民众需求,桥建起也无用。今天中国是共产党领导,要改革必须符合共产党意愿。许多学派津津乐道自己的主张,就是无视这个事实前提。对我这个说法,不少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他们不认今天的共产党是甲方,那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其他甲方,或自己当甲方。这似乎更不现实,只有等待新的甲方出现。

  以共产党为甲方,就要考虑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范式、语言体系。共产党内有改革、保守之分,保守中一派重意识形态,另一派护既得利益,但都会以意识形态来说事。中国要推进新的改革,必须过意识形态之关、举意识形态之旗,既为共产党的改革派所接受,又使保守派无理由反对。很难想象,共产党的改革派会以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为旗,更不可能提回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孔夫子的口号。这些主张中有许多对未来中国有用的元素,但不能拿来作为改革的旗帜。

  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需要无可争议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不仅起到保护改革的作用,更成为冲破阻力的号角。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作为旗帜提出来,就被攻击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应,汉奸、卖国贼、反革命。自己被骂得灰头土脸的,怎么启动改革?这种遭遇战已发生了多次了,改革派几乎集体沉默。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改革主流派不同,我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上。我认为中国现实存在问题的根子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不改变意识形态,制度变革无从谈起。从 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5 月,我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就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不过我换了一种说法,称创建中国新文化,核心是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以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以“幸福中国”为目标,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改革。

中国新改革从广东起航


  理论争论是需要的,但是观念永远战胜不了观念的,最终要实践来破冰。

  2011 年 1 月 7 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提出“幸福广东”。不言而喻,“幸福广东”的主体是民众幸福,从这儿破题,改革这篇大文章就可依次展开了。

  汪洋提出:“优化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标”,这就从理念上解决了以发展为目标,还是幸福为目标。这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大问题。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性质的是如何发展、怎么分配?这就是发展为谁的问题。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目的、目标、宗旨,只能是、必须是为民众谋幸福。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民众幸福的目标出发来安排发展,进行分配。汪洋说:“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尤其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去发展,不能以发展为理由,让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回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使命和一贯承诺,回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个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逻辑起点。”

  汪洋这段话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以“为人民谋幸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使命和一贯承诺”、“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逻辑起点”为改革大旗,谁能反对!这就为启动改革确立了前提。

  怎么衡量民众幸福呢? 广东省出台了《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 汪洋说:“ 编制幸福指数,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指标化、纳入政绩考核机制,可以形成倒逼机制,形成反向压力,形成鲜明的导向,确保老百姓的幸福得到落实。 ”“建立建设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积极探索的。作为一个执政为民的党,一个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党,有了这样一套指标体系,可以引导干部和群众以人为本地去考虑发展问题,可以更好地体现我们党的性质,可以更好地凝聚民心,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

  幸福是个体的主观感受。 广东省出台 《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指标体系》。 汪洋说:“衡量幸福广东既要重视客观标准,更要重视主观感受”,“ 时时刻刻关注群众感受,这是建设幸福广东的基本要求。”“ 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和政策到底是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从而调动起人们共同创造幸福广东的积极性。 ”

  当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直接、最迫切的是改善民生。汪洋指出:“ 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人的收入并未相应增加,有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幸福感反而减少。这些问题再不引起重视、再不下决心解决,不仅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一些拥护改革发展的人也会变成改革发展的阻力。” 为此, “要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人的幸福,不仅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更来自情感层面的愉悦感与精神层面的价值感。因此,需要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汪洋说: “过去人们认为只要‘富起来’,就是过上了 幸福 生活,现在人们追求的 幸福 生活,不只是物质享受,还包括环境享受、精神享受,以及社会、文化、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乃至自我价值的实现。” 所以,“幸福广东”是引领改革的一面旗,统领发展的一个纲。

  幸福既不能代表,也不能包办。汪洋作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幸福象花儿那样,需要政府创造有利其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政府要提供阳光,空气,土壤,要让土壤里不要有重金属,阳光要充足,不要一天到晚阴天,空气要有纯净度。同时,老百姓自己也要为这朵‘花儿’除草,施肥,抓虫子。”

  提高民众 幸福感是 政府的职责,但对民众来说必须面对现实、调整自己,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对待。这就深入到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汪洋说:“人生观决定幸福观。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会有正确的幸福观。”“要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幸福文化,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完善我们的幸福文化,尤其要注意用新的眼光来评判传统幸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2011 年 1 月 22 日 汪洋在“广东省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作出了新的部署,在培育社会组织的体制安排上有重大突破。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政府职能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从省下放至地级以上市民政部门,支持社会人士成立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公共服务不均等、民生问题欠账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与政府、资本相比,民众组织程度低,反映民众心声的渠道不畅通,参于公共决策的机制不健全。 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构成社会的三大支柱,发育社会组织, 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健全公共服务的必要措施。

  建设“幸福广东”的提出,为我国探索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径。正如汪洋所说:“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关键点在于明确一种发展的方向、目标,而不在于一夜之间要建成什么样的幸福广东。”“ 我们无法给出建成‘幸福广东’明确的时间表,但我们想让‘幸福’成为一种整体的趋势,让争取幸福、创造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 ”

“幸福汕头”课题研究的积极意义

  受汕头市委、市政府委托,我们进行 “幸福汕头”三项课题的研究,从 2011 年 2 月 23 日开始工作,历时 8 个月基本完成。

  第一、关于“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

  我们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 态环境 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 114 个问题,由调查对象打分。 2011 年 4 月, 在全市 6 区一县随机抽取 2100 户居民样本,培训 100 多名调查员进行入户调查。

  调查结果,总评分为 3.0918 ,属于基本满意。 居民滿意度由低至高排序为,社会治理满意度( 2.54 分)、生活状况满意度( 2.73 分)、公共服务满意度( 2.76 分)、生 态环境 满意度( 2.81 分)、婚恋家庭满意度( 3.20 )、人际关系满意度( 3.26 分)、自我状态满意度( 3.45 分)、汕头未来满意度( 3.98 分)。与政府职能相关的前 4 项均属不太满意,尤其是与政府职能直接相关的社会治理的 20 个问题,均为不及格。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民众对汕头未来满意度评分很高,尤其是对 创建幸福汕头的认同度最高,评为 4.20 ,为所有评分之最。民众对汕头未来充满预期与希望,是建设幸福汕头的巨大动力 。

  2011 年 6 月, 各部门围绕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民众意见提出整改措施。

  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调查报告在媒体上公布,继续征求民众的意见, 每年举行一次居民幸福感调查,作为 例行的一项工作 。

  第二、关于“‘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

  我们设计了一级指标 8 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 22 个,三级指标 76 个。

  指标选取的原则是:一、与民众幸福关联度高;二、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三、可以统计与考量;四、与国家、省的指标具有可比性。

  综合部门和专家的意见,给出三级指标的权重,再推算二级与一级指标权重。权重最低值是: 0.0097 ,权重最高值是: 0.016 ,权重均值是: 0.013 。

  参考国家、省的水平确定 2015 年 目标值对汕头现状评分,幸福汕头指标体系 76 项,参加计算 67 项(还有 9 项暂无数据), 2010 年汕头总评得分为 3.63 分。

  根据《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主观幸福感 3.092 。以主客观权重 6 : 4 计算,汕头即期幸福指数为 3.31 分。

  以民众幸福相关的指标代替 GDP 进行考核,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需要政府全面改善社会治理与提升公共服务,这无疑比单打一地抓经济发展,任务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

  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 要充分运用这项研究成果,用于对各区县、各部门的考评。

  第三、关于“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

  提高民众幸福感,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制定 “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目标,安排 经济发展,进行合理分配,从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这是有开创意义的举措。

长期以来,民生问题说起来重要,实际执行定性承诺多、量化指标少;资金没有保障,采取 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做法。 制定 “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有助于目标化、 系统化、制度化解决民生问题 。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共服务均等,需要政府与民众之间、资本与员工之间以及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一、二、三次分配领域的改革。这里起关键与表率作用的是政府要把过高的行政开支压下来。我们 建议政府 行政运行成本从 2010 年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25.29% ,到 2015 年降为 18%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开支占一般预算支出从 15% 降为 10% 。 汕头民生 11 项支出 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从 2010 年的 65.13% 提高到 2015 年的 80% , 民众受惠 从 2010 年的 61.2% 增加到 2015 年 77% 。

  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 市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按照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改善民生计划。

  汕头经济水平低于广东与全国,抓好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只重视做大蛋糕,而忽视分好蛋糕,即使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民生依然不会得到应有的改善。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核心问题是做蛋糕为谁,这决定了如何做、怎么分?

  汕头市委、市政府非常正确、及时地提出建设“幸福汕头”,明确以民众幸福为目标,这就决定了如何安排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民生去求发展;也决定了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不能勿视民生,将政府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制订和实施《汕头“十二五”民生规划》,保障发展成果向民生倾斜,优先解决民众的生存困难,满足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这就从认识上解决了什么是科学发展,实践上保证了如何科学发展。


围绕民众幸福进行制度改革

  建设“幸福广东”、”“幸福汕头”,包含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

  第一、民众成为考核政绩的主体。 通过 居民幸福感调查,了解居民的真实感受,然后有针对性地改善政府工作与社会治理,体现了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的理念,使民众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这是民主建设的新形式。

  第二、媒体成为反映民意的平台。在媒体上公布 “ 汕头市居民 幸福感调查报告”,要求各媒体开辟专拦反映民意、民心、民声,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第三、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行 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的制度,保障结社权利, 畅通民声渠道,参与公共决策,健全公共服务,这 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

  第四、实行公共财政制度。财政安排以保障民生为原则,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加,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实行政府开支向社会公开。

  第五、推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实行管办分离,建立学校董事会、医院理事会,吸收社会代表参加,聘任校长、院长。引入民众作为公共服务需求者的评价机制,创造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的制度环境。

  第六、建立全民参与机制。推动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让民众在创造幸福中体验、感悟幸福。如汪洋所说:“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们的幸福创造条件。”

  人们疑问,怎么回避了政治改革、选举民主?以民众幸福为目标,政治改革、选举民主包含其中,在推进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缓和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之后,按照民众需求程序,在适当时候推出。在目前情况下,启动政治改革,从选举民主入手,既没有理念上的共识,也无可行的操作,必然带来社会动荡,不利政局的稳定,最终无益于民众。改革要符合三个条件,社会共识、局面可控、有利民众。以幸福为理念,启动与推进改革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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