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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底线 推进变革——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
作者:      时间:2011-11-14   来源:中国改革 2011年10月第10期
  2011年8月27日
 
  北京
 
  主持人:
 
  盛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研究员)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李伟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原社长)
 
  参与人: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著名法学家)
 
  何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胜(军史专家)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
 
  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前社长)
 
  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律师)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今年恰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发表30周年,近期又有一些人无视惨痛的历史教训,鼓吹“文革”,企图用偏离法治、靠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值此之时,纪念《决议》发表30周年,其意义不言而喻。。
 
  胡锦涛还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纪念《决议》并非自我设限、止步不前,而是通过分析、研究、探讨甚至争论历史及现实问题,以求得真理,求得进步,至少不使“后人复哀后人”。。
 
  为此,本刊发表胡德平、高尚全和宋晓梧在“纪念《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并精选其他参加者的发言,以求共鸣,以聚共识。。
 
  ——编者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决议》
 
  沈宝祥:《决议》的名称是“历史问题决议”,实际上,它是政治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和其他一些人是非功过的评价,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要从政治上考虑,《决议》中有些话,就说得不够充分;有些话,也不那么符合实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文献。。
 
  郭道晖:从积极的方面看,《决议》通过的过程首先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31年前,4000多名干部对《决议(草案)》展开了大讨论,进一步打破了毛的神话和“两个凡是”,能够和敢于深刻批评已故和健在的党主席。其次,《决议》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推动改革有积极作用。《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为实现党的执政方针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毛左”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余孽不可逾越的底线。。
 
  另一方面,《决议》对现今进一步推进改革有一定消极作用。大讨论中多数人已经达到的共识,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而且对“文革”前的历史的评价也有许多不实事求是的粉饰之词。所以,这个决议并不能说是完全忠于史实、合乎科学历史观的决议,而只是按执政党的需要而作出的政治决议,最后导致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被“文革”余孽利用来鼓吹复辟极“左”路线,二是被保守派利用新的“凡是”来抵制正确评价毛和毛时代的是非功过和推进政治改革。。
 
  何方: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历史决议”都是为个人崇拜服务的。。
 
  1945年的“决议”为的是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此拼命吹捧毛泽东,以至在2.88万字的决议中,竟有47次提到毛泽东,其频率超过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及列宁、斯大林。其他人除提到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外,一个人的工作也没提过。30年前的第二个“决议”,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为了维护对毛及其战友的个人崇拜。。
 
  今天讨论的《决议》,最大缺点是设法掩盖建国头30年的错误。。
 
  我们的经济总量,解放初期占世界的比重为4.7%,到1980年降到2.5%。有许多地方,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甚至还要低。《决议》没有很好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例如从“三大改造”起,经过“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因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在和平时期竟饿死三四千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可是,《决议》对这些不是一笔带过,就是连提都没提。。
 
  此外,“二战”后世界上有两大时代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我们没有跟上,《决议》更没有提了。这也是不足的地方。。
 
  王长江:我对《决议》充分肯定,概括起来有四点。。
 
  第一,《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尽管《决议》是一个很严肃的文件,但是,通篇看起来还是有一种精气神在里面的。这种精气神,反映的是当时的组织者、起草者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体现了领导者必需的担当精神。。
 
  第二,《决议》本身形成的方式值得肯定。那个时候,发动4000多人认真讨论——民主气氛多好!第三,《决议》体现的态度值得肯定。尽管它对许多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不到位,但是,它对这些问题的开放态度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不少地方,邓小平也承认另外的不同意见有道理,但他强调当时出于政治考虑只能这样,但他并没有说以后不能讨论这个问题。。
 
  第四,《决议》对制度建设问题的认识有价值。《决议》讲到毛泽东个人的错误,特别强调制度问题,而且是从很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讲的。。
 
  王海光:尽管《决议》存在诸多不足,但其历史价值不可否认。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正是在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在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原则问题上可以不管不顾,大胆实验,才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
 
  在今天,《决议》还是确认党内政治动向和社会政治动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坐标。现在有些人否定《决议》,说它是党内的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他们搞的,是给共产党抹黑;甚至有些人还公开提出要肯定和颂扬“文革”,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还把毛泽东看作人民大救星。被《决议》否定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出现了历史的错乱。这都是在《决议》基础上的倒退,说明我们的改革底线现在已经发生了动摇,改革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
 
  张胜:当年从《决议》酝酿讨论到最后的定稿,我一直很关注,每期简报都看,对定稿有些遗憾,觉得思想解放得远远不够。但30年过去了,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才体会到作出并维持这样一个《决议》的意义。。
 
  第一,领导制定《决议》的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怀有崇高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勇气冲破禁锢人们的政治观念和理论,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冒大不敬之罪。第二代领导人跟毛泽东的感情是一种共同打江山的战友关系,毛泽东是他们的导师,而他们勇于反思他,突破他,公开讨论并承认党和领袖所犯的错误,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是做不到的。。
 
  第二,《决议》体现了第二代领导集体高超的政治智慧。它审时度势,中和、平衡了党内和社会的各种政治态度和诉求,选择了恰当的基调和方式解决矛盾,统一思想。当然,《决议》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突破,有坚持,但也有搁置,甚至包含了妥协、退让和放弃。。
 
  章立凡: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我们这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应该记得,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意气风发的时代。但是,当年改革先贤及支持者们的初衷,有很多没有实现,甚至已经走样了,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总结的。。
 
  《决议》在“反右”这样的历史问题上留有后遗症,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彻底清算毛泽东的错误,导致执政理论至今无法自圆其说。例如,有人提到的“三个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的思想哪一部分不正确了,就把它清除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居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悖论。。
 
  马立诚:近年来,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为“文革”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错误,“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是社会进步。当前,我们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构成威胁。。
 
  从革命党向宪政党转型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沈宝祥:《决议》从发表到现在,整整30年了,我们的国家、社会、党,都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我们面临的问题跟当年很不相同。。
 
  《决议》是解决党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党的问题,关键在党。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讲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还是在党。。
 
  党的关键又在于党的改革。。
 
  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得很明确,就是党要改革。推进党的改革关键是党的现代化。我认为,要把我们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党,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科学化。。
 
  郭道晖: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到五种考验和四种危险,集中到一点,可以说,现在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到了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为此,必须相应地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才能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我赞同将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但我信奉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所倡言的宪政是新的宪政主义。。
 
  所谓新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其对立面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它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主体——人民、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本位。历史的发展规律本来就是先有社会,后产生国家;国家权力是社会(人民)赋予的,国家权力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所谓新宪政主义,以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为基础和动力,除在国家的权力机器内部的自我分权制衡外,强调将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转向社会,使公民社会能通过与政府对话、协商、辩论、谈判,参与政治,支持和监督、制约和推促政府依法行使权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新宪政论的基本立足点。。
 
  宪政社会主义还要注入共和精神,要求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公共权力为全民共有、共享、共治,追求共同富裕;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主张社会多元(意见、利益和权力的多元性)共生共存、互补互控;具有宽容并包、兼容兼善天下的政治胸怀与制度,建立共同幸福的和谐社会。。
 
  江平:30年前,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谬论;30年后,又有“两个谬论”,里面包含了很大的危险: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
 
  “稳定压倒一切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复辟人治的思想。谁来决定一个地方的稳定与否?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很多时候完全由当地的一把手、党政领导人,甚至是公安机关来确定。由公安机关来决定是否稳定,问题就太大了!有些地方就是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也不能执行,这是很不合适的。。
 
  “中国情况特殊论”的问题在哪里呢?法律不仅包含了制度,也包含了理念。。
 
  从制度来说,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外各有各自的制度,制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在制度上有区别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制度的不同,就可能把共同理念否定掉了,就把共同点忽略掉了。我觉得,人类共同的法治、宪政、人权和民主自由理念是最重要的!章立凡: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得提高执政智力。历史上说过那么多大话、谎话,就是缺少智慧的表现。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执政党应该有反思和总结,将来需要作出新的决议,当前则迫切需要启动反思和讨论。没有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不会有执政的可持续性;不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政权的合法性就会丧失。。
 
  王海光:现在搞不搞新的“历史决议”,我还有点看法:如果说从坚持党的领导的角度看,我赞成再搞一个“决议”,认真总结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从改革开放30年后的历史视野再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的历史,对执政党大有好处。当然,这件事是需要领导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政治智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但如果从坚持法治的角度看,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可能用不着再搞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了。。
 
  汲取精神力量,继续改革
 
  如果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摘除马立诚:要用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办法来坚持邓小平理论,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这就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急了就会出乱子;但也不能过慢,过慢就等于停滞,也会出乱子。民主和自由的潮流不可阻挡,这是人性的要求。韩国、利比亚(人均GDP首超1万美元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等国的情况告诉我们,那种认为经济上取得了成就,就获得了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坚守底线 推进变革48 www.caixin.cn China Refo Rm 中国改革 2011年10月政事与法治 专题的。许崇德教授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宪政、西北大学华炳啸先生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实现宪政,非常值得考虑和重视。。
 
  民主和宪政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惟一的出路。。
 
  张维迎: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很多并不真实,甚至是伪造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 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摘除。而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允许出版、发表完整、准确的史实。。
 
  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中国《宪法》至今没有司法化。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宪法》,用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以,我呼吁我们国家应该开展一个落实《宪法》的运动。。
 
  最后一点, 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人类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手段当目的。党的领导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应该是让人民幸福的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你就可以按照给定的目的来评价不同手段的优劣。但如果把手段当目的,你就不能用一种手段评价另外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出行是目的,你可以评价究竟是坐火车好还是乘飞机好;但如果你把火车当作目的,所有其他交通工具就都不好了。。
 
  王长江:对党和国家来说,制度建设很重要。遗憾的是,今天的制度建设变得过于微观,进展不大,而且变形了。一说制度建设,就把它当作一项具体任务落实到部门,于是,部门成了制度建设的主体。部门的制度当然要建设,但是,让部门去设计全国的制度,那不明摆着把制度建设变成了维护和发展部门利益、既得利益的工具吗?缺乏“顶层设计”的理念,更缺乏“顶层设计”的操作,不但使制度建设陷入一种困境,而且消解着制度的权威。。
 
  我感到比较悲哀的一点是,我们号称要长期执政,但是到处看到的是短期行为;而西方号称是多党轮流执政,每个党的所作所为却往往是国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这说明,我们的执政体制、机制需要深刻反思。。
 
  张胜: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30年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不言而喻,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相伴而来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败的泛滥,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一本书叫《经营城市》,说的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抓好经济,而要抓好经济就要善于经营好本地的资源,也就是要经营城市,把你所辖的城市、农村当作商品和资源去经营,才能取得GDP的高速发展。事实证明这种思路能带来经济发展。问题是,既然市长能经营城市,是不是警察也能经营道路和监狱,医生经营医院和病人,校长老师经营学校和学生呢?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公权力的商品化、商业化、私有化,腐败铺天盖地而来。政府的职能是维护一个地区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该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而不是自己当董事长、当总经理。。
 
  张木生: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极“左”,越来越表现在城市里面而不是农村。。
 
  今年的苏州事件、杭州事件、广州事件、大连事件,大规模的冲突都爆发在发达的地区,他们的目标就是广场。民粹主义和极“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国搞普世价值,这和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广场集合。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广场政治”的情况下,越极端的口号越有人接受,这在全世界都有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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