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决议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认了一些错，做了一些检讨；否则，我们也不会有 30 年来的进步。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捆住了人们的手脚；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由于没有否定 50 年代的三大改造，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确立产权制度，强行征地拆迁之类侵犯产权的事件比比皆是。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材料，经济科学出版社原是经团联 1981 年创办的，但是到了 1989 年六四事件以后，有关部门借机整垮了经团联，同时也把经科出版社收归国有。由于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没有彻底否定，我们现在就不可能真正尊重和保护人权，个人的私域、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生命财产仍然缺乏应有的保障，结果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就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反右和文革打断了中国的脊梁，而市场化的扭曲又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尚未摆脱权力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使之中。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当时《决议》也有一个明显的倒退，这就是第 35 条关于 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即，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以计划调节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倒退，它挑起了改革开放后理论界的第一场大论战，成为 1982 年和 1983 年一部分人批判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主要依据，甚至迫使原来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主张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人认错和检讨。

　　今天，我们纪念《决议》，既要看到它前进的地方，更要看到它不足的方面，看到它的局限性，明白我们三十年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知道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进而懂得，怎样做才能突破和前进？这就需要反思、需要认错，需要救赎。如果不能认真反思，不知道认错，不懂得救赎，不认识自己的无知，那么，前途可能是不大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