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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历史问题的民间评说
作者:李楯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历史问题的民间评说”。

  有人提出,希望当政者做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有必要,但同时也应有历史问题的民间评说。

  几十年来,有一种被神化,看似无须讨论、不可更改的“定论”,好像只有领导者才有资格、有能力“英明改变”,这是不正常的——比如中美关系改变、结束“文革”、废止人民公社、废止统购统销制度、确定市场经济方向,等等。搞市场经济,邓讲就是英明,别人讲就是自由化,这不正常。

  与决策、决议并行的应有民间的声音,应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一个国家,多种主张发出声音,使公众、当政者都能得到“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使各种主张充分地论争辩驳,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做出决策,是走向发达的先决条件。

  30 年前的《决议》,拿到今天来看:最大的价值,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在今天看,它也存在问题,没有否定支撑这指导思想的思想价值体系、制度性结构,没有警惕在这种体系、结构中已经生成(隐含),且将显现的利益。

  “文革”为什么不能被从根本上否定,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文革”是党的决策错了,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错了,党构建的计划经济体制错了。有很多人说过“文革不可能发生在美国”,而更应强调的是, ” 文革 ” 也不可能发生在 1949 年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前的中国大陆。

  此外,决议没有改变对革命的路径和目标的认定和表述,即:通过“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来实现共产主义。

  今天,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 60 年,对百年,对 200 年的历史,重新发现,重新梳理,重新思考,重新评说——为什么说要“重新发现”,因为以我 60 多岁人的经历来看,我到现在还有许多历史事实、历史真相不知道。在我的一生中,在我眼前曾经充满了神话,后来,这些神话一个一个都像肥皂泡一样破掉了。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思考。

  我们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在今天,走向发达的,在东亚,为什么是日本、韩国,不是中国?在中国,为什么是香港、台湾,不是大陆?这是我们应该自己检讨的,我们不能总怪人家欺负我们,应当审视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

  回到《决议》。第一,怎样看待“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像《决议》中说的那样:“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吗?还是,改解释为“在当时,那样做,消灭民营经济是正确的,后来,重新恢复、发展民营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也是正确的”?

  这里,还有一个连带问题:“……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对阶级,对阶级学说、阶级分析的方法,怎么看?——我是主张要有阶级的视角,但用于决策中不应是第一位的,更不应是唯一的。要正视阶级之分,正视阶级冲突,但要合作,劳资两利,靠法治协调利益、化解冲突。

  第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相关的城乡分治,抑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怎么看?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的主要部分——最难化解的部分,城乡分治由此形成,涉及到我们今天对城市化,对城乡发展,怎么看,涉及到对城乡人之间的公正问题,怎样处置?

  二是关联着下面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第 三,怎样看“公有制”下的不动产制度。 这个制度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构建,“文革”中形成, 1982 宪法在字面确定,后,经几个宪法修正案修正而基本构架没有改变。

  要搞市场经济,要走向法治国家,这是我的,还是你的?这个根本问题被搞乱了,宪法的修改、物权法的制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949 年后,我们经历了否定私有财产权,再重新部分(不完全)地肯定私有财产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次出现一些人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失去财产,一些人又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获得财产。私有财产(或者是说财产在实际上的私人占有、享用)并未消灭,只不过是改换了享有人或占有人;加之享有人或占有人从来就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所有人,不确定性加大了在财产和资源使用上的不负责任和浪费、挥霍。

  这些问题,对历史而言,是需要理论解释的;对现实而言,是需要解决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要往前走而必须做出的对既有问题的政策回应。

  另外,决议中说“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过时的;在当时,面对已起的变革,也是不当的。

  第四,发展的样式问题——对改良、改革、革命、造反,怎样看?过去是讲“革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看还是要强调“以人为本”、“和谐”、“可持续发展”。要改变旧有的、过时的思维方式——那种简单的、对立(敌对的)的思维方式。旧有的,已成定式思维模式作为前一个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像一种基因一样注入了社会,每一个从那个时期走出来的人,尽管已经主张不同,主张对立,但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表现出超强的,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唯我正确,一心要干掉对方,不能和平共处,不能有有原则的妥协,不能合作。

  我认为,还是要认可利益、主张多元,要有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机制。人类要共生共存,要与自然,与生存环境和谐共处。这里,第一,要确立认可“别人和自己不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第二,要构建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宪政、法治,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要走向宪政,最根本的是要启动早已停滞的改革——即:启动十七大在 4 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

  最后,第五,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主导提法已经在改变:胡锦涛同志 2004 年对陈独秀的提法就改了,今年出版的官方党史也有不少改进。但是,看一看传媒报道,说:面对“党史界已不新的史实在公众看来仍然新鲜”,仍是需要“发现”的“秘密”,“许多人对党史的了解,……还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阶段”的情状,中央党校有人提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学术如何与大众接轨,学者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读者”——其实,是党的新定论如何与大众接轨,党怎样“想办法”把自己的新定论告诉人民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把“人民”当小孩子,给“人民”看中学教科书,不认错,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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