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对这个决议说两句话。

　　第一句是肯定这个《决议》的历史地位，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以中央全会做出《决议》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检讨自己执政期间的重大失误，这在建国以来是不多见的。当时做《决议》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让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华国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离开权力峰顶，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退位，这个《决议》是为华国锋下台背书。这个《决议》不能说是现任领导人反思自己的失误，而是反思前任领导人的失误。是就已经失势的领导人的失误形成决议，让他彻底离开领导岗位。《决议》的内容首先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共识，其次是中央政治局的共识，不包括华国锋在内，再次是中央委员会的共识，最后才是全党的共识。对于参与讨论的四千名高级干部的意见，按照邓小平和陈云的共识进行了取舍。不管这个共识是怎样形成的，确实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句话是要承认这个《决议》有历史局限性，对建国以来给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反思不彻底，四千个高级干部中有人已经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见，没有吸收进来。对毛泽东过于回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在台上的领袖人物，则缺少自我批评。

　　今年是《决议》问世三十周年。这个《决议》不光是一个历史文献，还是一个党史国史研究和出版的现实尺度。把三十年前的文献当作衡量当今出版物的准绳，这是有问题的。《决议》本身否定两个“凡是”，主张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个《决议》的具体结论规范和约束史学著述和个人回忆录的撰写，并上升为政治纪律和出版纪律，就会导致新的“凡是”，导致本本主义。《决议》最可贵精神的是勇于承认和反思执政党自身的失误，形成决议最可贵的经验是让参与讨论的高级干部畅所欲言，百家争鸣。今天应当弘扬的是这个精神，这种经验。

　　我认为，史学的繁荣、发展和创新，离不开百家争鸣，离不开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中国共产党只做过两个有关历史的《决议》，一个是四十年代在延安做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没有做过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决议，也没有做过关于世界历史的决议。现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的言说空间都比较宽阔，有新意的学术文化成果都比较多。相比之下，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和表达，言路最窄，创新最少。有关建国以来历史的叙述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这是把《决议》用错了地方，不是把它当成解放思想的加油站，而是当成了限制学术创新的紧箍咒。这样做，对国史研究的繁荣和创新是不利的，与执政党成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宣示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