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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用法治而不是“文革”解决阴暗面问题
作者:丁学良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我今天很幸运地把 1982 年我刚分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国内第一批分发《三中全会以来》文件的时候我得到的这套书带来了。两天前为出席这个会议,我又学习了一下这本书上下册里的两篇,一篇是邓小平关于《决议》的九次讲话摘要,一篇是《决议》本身。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决议》中间有关“文革”那部分的第四条,这一条很核心。这条是怎么讲的? 30 年前的《决议》曾经有过如此表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这简短的一段话包括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 : “文革”是对付政府官员特权腐败的坏办法,法治是治理政府官员特权腐败的好方法。

  我在海外多年里讲一门课程, 20 世纪的激进学生运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一直认为,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文革”中激进行为甚至暴力行动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1949 年以后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监督上层官员的渠道越来越收窄,到了 1966 年基本没有了。等到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的时候,底下人就把多年来积累的民怨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是普通民众在“无法无天”的最高领导者的亲自领导下,多年累积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如今国内有些人向往乃至热衷于重拾“文革”的办法,恰恰是近年来普通老百姓合法的和自下而上制约、抗议、改正上层权力机关滥用职权的渠道越来越少的折射。合法的渠道越少,非法的做法就越具有吸引力。“文革”那种暴民运动有赖于集权的专制制度和当政者的“驾驭技巧”,才能够得以“最高层与最下层结合,把中间层即党政机关打乱”。而今日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绝对权威和操作技巧。

  其实放眼世界,官员特权和贪腐等等社会阴暗面并不独独中国所具有,而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来各国的实践看,至少有四种大的模式来对付滥用权力和贪腐:军事政变、民权法治、开明专制、暴民运动。其中,开明专制和暴民运动在中国特别有“市场”。

  新加坡实行的开明专制,没有很多民权也没有真正的公平竞争的多党制,但又能治理腐败、限制权力、发展经济,其他发展中国家效法于新加坡的体制,似乎也能够取得成功。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并不具备实行这种制度的基本条件。很多别的发展中国家的人都想学新加坡,但是都学不会。新加坡的规模等于一个海淀区,它只要最高层官员拿的待遇高的不得了,只要最高层用合法的办法获得全世界最最高的待遇,他就可以不暗中捞钱,严格控制下面了。这种制度对小国有效,但是,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 8,000 多万党员、几千万公务员的中国来说,纵使中央领导部门全天候工作,纵使每个最高层领导干部都来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纵使他们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实现对这个超级规模的体系的有效监督。而且,比较政治学会告诉你,新加坡政府对本国人民采用的办法,其实很多就是英国统治者当年在新加坡用的办法,只不过是比英国殖民主义政府用得更严谨、更全面、更强调秩序、更优惠高层官员,因此显得更有效。你只要让这个国家的政府修改新闻法及相关的严控言论的法规,他们国家几百万的普通公民就会告诉你,他们为这套制度付出了何等超常水平的财政代价。

  其实,人类社会过去 100 多年来治理特权腐败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以个人的、自主的、合法的、组织团体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利用法律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对公共机构、国资公司和党政部门实施常规的多方面的监督。任何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写一部好的宪法、制订一个好的法律体系,而是赋予民众切实可行的监督权,使得法定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畅通。这一点,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如果绕过去,一定是比法治、民权的办法带来更加高昂的代价,造成远为负面的严重后果。拖得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高。

  今天回过头来看, 30 年前的《决议》有几个了不起的闪光点。但时间越长,这些闪光点就像茫茫大海里的小岛上的灯塔,到达灯塔之路上有非常多的暗礁、险滩,还有风暴。而把到达灯塔之路连接起来的基本办法,就是把当年留下来的闪光点同今天遇到的实际问题相互参照,从事新的制度改革和推动更先进的制度化。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好的宪法,首先要的是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以目前宪法规定的方式,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自下而上对各级政府进行监督。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时间拖得太长、代价太多的关头了。

  (以下为插话)

  我听了很多人讲,国内这些年来有些人大力推荐鼓吹极左思潮,要把“文革”的那一套办法拿回来解决中国当今的特权腐败、经济收入不公等等一类的社会问题。你们在看国内这些言论的时候,既要把中国人本身当年深受文革祸害的历史教训重新拿回来审视。同时我们还要看看现在全世界的头条新闻,那就是利比亚的动荡和内战。我这么说一点都不是为了讲讽刺话、搞黑色幽默。可以讲,在全世界 1950 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领导人中间,卡达菲是最最认真学习“文革”的人之一(另一位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卡达菲是 1969 年 9 月靠军事政变上台的,那时候正是中国文革的高峰。卡达菲看到中国有“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他就搞“小绿书”,也就是他自己的《语录》本。他看到中国有“雄文四卷”,他也要出他本人的雄文几卷,原来的目标可能是编四卷,后来编了三卷。他看到文革中把中国的常规政府体系都给废了,全国到处成立“革命委员会”。他也在利比亚全国到处成立“革命委员会”。他看到当时中国废除了正规的法庭,搞“群众专政”、批斗大会、公审大会、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把利比亚的法庭也废了。利比亚革命法庭开公审大会,把目标们押上台,先是批斗一番,然后革命法庭就问台下的群众怎么判?底下群众呼口号,“打死他!”“绞死他!”,口号怎么喊,就怎么判,当场把这个人打死或绞死。卡达菲也学着“文革”把判刑游街示众当作革命教育手段,把人打死绞死以后就放在利比亚首都的交通中心,非得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些人是怎么被搞死的。而且为了让每一个利比亚首都的人都看到这些被打死绞死的人,他命令把利比亚首都的交通规则临时修改,迫使所有开车的都必须经过那个尸体展览点。

  卡达菲学习“文革”还学到了使用独特的革命称号,不高兴人家喊他“国家主席”,要人家喊他“革命领袖”、“群众导师”。他也实践文革中最重要的“继续革命”理论,以“继续革命”为理由,把最高“革命执行委员会”的 12 名领导人,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的 11 个人要么杀掉了,要么关起来了。因为他学“文革”太认真了,他当时刚上台的时候到哪儿都是山呼万岁的,显得异常得人心。他那时很注意提高本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时他是第三世界主要产油国家第一个实行迫使外资到利比亚的石油公司股票只占 50% 以下,本国政府控制 50% 以上的股份,然后把收来的这些钱提高本国人的生活水平。他领导下的利比亚是非洲第一个实现了人均 GDP 收入超过 1 万美元的国家,“利比亚人民站起来了!”假如卡达菲学“文革”不那么认真那么极端的话,他有可能带领利比亚成为非洲的一个高度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给利比亚制定的国号就有“社会主义”的定词。

  所以我说,凡是今天在中国鼓吹“文革”的人,你要看看利比亚的现状,看看卡达菲“同志”的下场。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中国人的命运和福祉( well-being ),你就不要再蛊惑人心煽动“文革”那套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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