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郑重提出一个命题——“伟大的历史转折”，并以专章作了论述。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它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加以对比，引导人们特别珍惜和善待改革开放新时期，无疑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需要指出，《决议》对这个命题的论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有逻辑上的毛病。第 25 条说：“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 ，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而第 26 条却又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全会结束了 一九七六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这里，关于“伟大历史转折”的 起始点 , 一会儿说是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一会儿又说是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显然在逻辑上就说不通。而更重要的是，在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上，长期以来坚持把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伟大历史转折”的起始点，这是有违基本事实的。

　　我认为，“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应该确定为 1976 年 10 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因为正是一举粉碎“四人帮”，从事实上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开始实现了从僵化半僵化时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具体地说，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实际上结束了“文革”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从“全面专政”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说，粉碎“四人帮”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开创和奠基的意义。在它以后相继发生的一切，包括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往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基础上发生的，都是这个事件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谈不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2008 年，华国锋同志去世以后，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伟大历史转折”的起始点有了新的说法。《生平》指出： 1976 年，“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 华国锋 同志 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同年 10 月，他 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 一举粉碎‘四人帮’，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翻开了新的一页。 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 起了决定作用 。”这可以被看作是党的决策层与时俱进，对“伟大历史转折”起始点作出的新论述。这里明确地肯定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发展从 1976 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就“ 翻开了新的一页 ”，并且指出，“ 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是华国锋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 起了决定作用”的也是华国锋 。这实际上是对华国锋的重新评价。我认为，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加深对“伟大历史转折”的理解，有助于使党史分期走向合理化，对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逐步趋于科学和公正。这是我所期待的，大概也是大家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