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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福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把特区当“租界”
作者:许黎娜      时间:2010-08-2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与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思想解放,开拓进取,被人们誉为改革开放中的两员闯将。今年11月19日,纪念项南同志诞辰90周年活动将在项南的家乡福建龙岩举行。

胡耀邦举荐主政福建

  旁白:1979年7月,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了近两年,福建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应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郑重举荐了项南。1980年冬天,中央委任62岁的项南担任福建省常务书记。上任前,几位中央领导与项南倾心长谈。
  项南:1980年11月,我奉召赶到中南海。万里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我单独谈话。他说,福建南下干部很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福建是侨乡,现在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不是福建人。当地干部群众有反映,一些海外华侨感到很遗憾。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中央考虑派你去福建工作。
  1980年12月18日,胡耀邦总书记召见我。我就说,到福建工作我没意见。万里同志跟我谈工作的时候,说需要派熟悉福建情况的同志去当地工作。我是福建人,但是很小就离开家乡了,解放后也没在福建工作过,不会讲福建话,对福建情况也缺乏了解……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没有说话了。过了一会,耀邦同志拍着沙发扶手,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笑道,那更好,更超脱!就这样,决定我到福建来了。
  耀邦同志对我说,福建是中央批准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份之一,工作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看来,福建的工作还比较落后,改革开放的步子比较迟缓,与中央的要求有差距,与先行一步的省份也不相称。希望你到福建以后,能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各项工作抓上去,争取让福建在不远的将来有较快的发展。
“施政纲领”谈解放思想
  旁白:1981年1月14日,项南不事声张,悄然踏上八闽大地,开始了他在福建的改革生涯。当时福建的干部群众也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有人还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项南项南,项项都难”、“项南项南,向着困难”。
  项南:长期以来,福建背的最大一个包袱就是“前线”。国家长期没有什么投入,经济建设长期滞后。既是前线,好像就不能搞建设了。当时有些中央的领导常说,前线还搞什么建设,一炮打过来,什么坛坛罐罐都打烂了。我就一直很奇怪:福建是前线,台湾不是前线?他们前线可以搞建设,为什么福建就不能搞建设?真是奇怪的逻辑。这个观念不改变,就谈不上改革开放。1965年,台湾跟大陆人均收入是一样的,都是150美元。现在(指上世纪80年代),台湾人均收入已经是两万美元左右,我们还停留在490美元的水平,差得很远。我们的思想束缚太大、太久了。
  旁白:1981年1月20日,福建省党代会在福州举行。与大家初次见面的省委常务书记项南,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谈解放思想》的发言。这篇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项南的“施政纲领”。中办曾将此文转发至省、军级时,按语称这“是一篇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准备、不由秘书代劳的好讲话”。在结束这次讲话时,项南特别抒发了自己对福建的感情和期望: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项南:中央决定给福建更多一点自主权,可以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以更多地利用外资,发展外贸,使福建的经济能力比邻省发展得活一点、快一点。如果我们不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还不如邻省解放,放宽政策还不如邻省坚决,各种措施还不如邻省灵活,甚至中央文件规定了的东西,还在那里评头论足,不敢执行,那我们能把经济搞活,把福建省建设好吗?为此,我建议经常问一问自己:特殊政策,特殊在哪里?灵活措施,灵活在哪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当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包括省属部、委、厅、局在内,而关键又在省委党委。但不要搞运动,不要上挂下联,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层层检讨、人人过关。
第一把火:落实责任制
  旁白:推动福建改革的工作千头万绪,先抓哪一件?经过调查并与省委有关同志研究,项南决定首先在福建全力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此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项南:当时春耕迫在眉睫,但干部中还在争论福建能不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仅关系到思想能不能解放,而且关系到有没有饭吃的问题。
  当时(指1980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吴象等同志写的关于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我)觉得很好,建议《福建日报》加以转载。有人竟为此质问,为什么要转载吴象的文章,好像蛮有道理似的。我跟报社的同志说,你可以反问他,为什么不可以转载吴象的文章?这件小事促使我提高了警惕,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不简单,在福建还是一场尖锐的斗争。
由于春耕在即,恐怕连开会统一认识都来不及了。因为全省农民都在企盼省委作出明确的决定,好在春耕开始时决定要不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使上一把劲。省委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开个电话会(1980年2月10日)。据后来有些同志说,电话会从来没有开得这么紧张,这么生动的。
提出福建应比广东更特
  旁白:1981年6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以求统一认识,解决矛盾。项南、任仲夷两位“地方大员”在会下交谈中都深深感到:广东、福建两省在搞经济特区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困难和阻力,虽说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是国家有关部门不肯放权,担心两省“越轨”,不少红头文件都要附加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项南和任仲夷,可谓风险相同,命运与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表现出了难得的探索精神和开拓者的勇气。他们约定,在发言中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回避矛盾,要讲真话,如实反映两省面临的困难,促使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以利于特区工作开拓前进。
  在6月10日的会议上,任仲夷率先发言,尖锐地提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它究竟是两省的事,还是全国的事?”“现在不能只讲特,关键在于两省如何特!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还是先开步走?”任仲夷强调:“我们认为,抓经济特区工作,应该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项南对他的意见很是赞同,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其发言要点。
  6月11日,轮到项南发言。他有针对性地指出:这次会议应“在中央50号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加以突破,而不是原地踏步,更不能在50号文件的基础上退下来。”项南毫不避讳地指出:“会上对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议论不深,矛盾揭得不够,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也做得不够。会议需要继续深入,解放思想。”面对与会代表,项南着重谈了几点意见。

  项南: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的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华人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新加坡。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来,第一,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第二,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我们要干;第三,外商有利,我方暂时吃点小亏,但从长期来看对我们有利,目前又能增加就业机会的,我们也要干。这三点,要求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呼吁中央给地方“三权”

  “中国自秦汉以来吃了几千年过分集权的苦头,解放后,我们还是很不清醒。现在,是到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地方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了。”
  扩大地方自主权。目前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央不可能在财力上给两省更多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两省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关键在于真正实行特殊政策,下放一点权力。可不可以考虑,在中央“六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以“三权”?
  “六统一”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军事、外交、党纪国法和完成上缴中央财政任务等六个方面,不能“特殊”不能“灵活”,应当完全统一于中央。
  “三权”是指人权、财权和地方立法权交给地方。人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由中央任命;省以下机构设置多少和人员配备由省委、省政府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并允许两省在国内外招聘人才。财权:允许两省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贸易、物价和劳动工资等方面在完成上交任务后有自主权,包括省里有权自己设立银行。用这些经济杠杆、经济办法把流通领域搞活,把经济工作搞活。地方立法权:全党要遵守一个党章,全国要遵守一个宪法,包括国家重要的政策法令,其他方面应该给省里一定的自主权,两省可以自己制定单行法规,报中央备案。
  以上集中起来是两个字: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关键又是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中国自秦汉以来吃了几千年过分集权的苦头,解放后,我们还是很不清醒。现在,是到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地方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了。只要把经济加快发展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不要把特区当成“租界”
  “我们是在强大的人民政权领导下办特区,主权在我,主动权在我,怎么可以把特区同租界等同起来呢?”
  很可惜,在两省还没有迈开步子以前,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两省“太特殊”、“太灵活”。有的人甚至把特区当成“租界”。说什么上海租界的出现,是由于上海道台的昏庸无能。闭口不谈人所共知的原因,是清政府的积弱腐败,才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是在强大的人民政权领导下办特区,主权在我,主动权在我,怎么可以把特区同租界等同起来呢?
  现在的问题,是要鼓励我们的干部敢闯敢干,敢担风险,尽快打开局面。这就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没有迈开步子,就怕乱,怕犯错误,不敢迈步,是出不来经验的。福建在改革开放工作中犯点错误,出点纰漏,恐怕是难免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靠闽粤两省挑起担子,但是没有中央各部委的支持、指导,也是打不开局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支持,互相体谅,比什么都重要。

与任仲夷唇亡齿寒

  旁白:1982年伊始,“冷空气”大量南下。1982年2月,广东、福建领导人奉召进京,出席中央书记处举行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座谈会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耐人寻味的是,在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各地的《座谈纪要》后面,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此次会议批评的重点是广东省。任仲夷从北京返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电话召他再度进京。这次,任仲夷向中央写了检讨。与任仲夷唇亡齿寒的项南,在此严峻情势下,并没有因此动摇福建改革开放的信心。1982年3月10日,项南在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党风和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问题时,强调了三个“坚决”:
  项南:我们要搞活经济是坚决的,对外开放是坚决的,打击走私也是坚决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反腐蚀的斗争;也不能因为要进行反腐蚀的斗争,就对对外开放政策发生动摇。
  我们现在思想还不够解放,“左”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外经济活动还没有放开手脚,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还没有搞成几宗像样的项目。因为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就认为我们又要“收”了,政策又要变了,就大叫大嚷地说,这么一打击,谁还敢同外商接触啊!唱这种调子的人,一种是政治糊涂;一种是故意制造混乱,妄图以此来掩盖他的违法犯罪活动,抵制中央对外开放的方针。

特区2.5平方公里,我凉了半截

  旁白: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这块特区,仅有湖里那2.5平方公里的面积,不仅地方小,而且是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白手起家困难大不说,也无法利用厦门原有的资源基础加快特区开发。到福建两个多月后,项南意识到,不改变福建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外商是不愿意来福建投资的。在实地考察厦门特区后,他更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
  项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们在湖里2.5平方公里的地方搞特区,我听了凉了半截。“2.5”那有什么意思呀,而且“2.5”要搞起来没有三五年不行,那我们福建要干等三五年。
  所以我们跟谷牧同志提,厦门特区可不是指“2.5”,而是指厦门全岛,指124平方公里。我们提出,首先把厦门现有企业利用起来,跟国外资本结合起来,搞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改造老企业,也就是把引进的新技术同改造老厂结合起来,这个办法快。房子、工人是现成的嘛。那个“2.5”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要平地起家,所以要采取利用厦门老企业的方针。免税、减税,湖里地区享受到的,整个厦门同外资合营的企业都能享受到。谷牧同志同意了。我们又说,谷牧同志,不仅厦门这样搞,恐怕福州也得考虑。他问为什么?我们说,福建的华侨有个怪脾气,福州的华侨把钱拿到厦门去建设,他不干,他要在福州干,如果福州不能享受厦门的待遇,就会把这批资本家排除掉。谷牧同志听了,觉得是个道理,福州也得考虑啊。这些都是前提,这些问题不解决,搞什么特区呀。
  这次(指1981年3月)跟谷牧同志来的,国家计委段云同志,进出口委江泽民同志都来了,他们就是管这个工作的,都表了态,说“深表同情”。现在就看我们省各部委办、各厅局、各群众团体,对厦门支持不支持。我希望要给厦门特权,无论如何不要去限制他们,应该支持他们,让陆自奋(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等同志放手去工作,在全省起个带头作用。从各方面,包括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教育、文化、旅游等,都让厦门比别的地方先搞起来。
使用外资,筑巢引凤
  项南:福建财力差,基础设施更差,并不具备吸引外资的条件。根据这种请况,省委下决心节衣缩食,放手利用外资,把十大建设搞上去(两套程控电话、两个飞机场、两个万吨码头、两个电站、改造两条铁路)。这是一场硬仗。搞基础设施,要有大量投入,福建可说是力不从心,但又不得不搞。广东的深圳、珠海靠近港澳,得天独厚,他们一开始就具备引凤筑巢的条件,把力量用在“三来一补”、房地产开发上面,发展是很快的。福建只能硬着头皮,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叫做筑巢引凤。这样也好,我们某些基础工程如程控电话、机场、码头等都比广东起步早。
  钱从哪里来?靠中央,中央不给;靠自己,自己是吃财政饭,很难从省出钱来搞建设。出路何在?(就是)大胆使用外资。
  当时(1982年),最着急的是修厦门机场的钱必须赶快解决,我找过李先念同志。我说,全国任何一个机场都是中央出钱修的,福建那么穷,中央能帮助一半也好。他考虑了一下说,我赞成修机场。但是他开了句玩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样,我们下决心,不向中央要,因为中央也穷。但福建当时的财政收入才16亿多,怎么可能去搞飞机场。后来找到张遗,让他跟经贸部商量,看看能不能跟外国借点钱。他知道科威特每年都有20亿借给第三世界,经贸部的魏玉明副部长很热心。他同张遗副省长,一起到了科威特。钱真的借来了,真是喜出望外。
小平南巡很少表态
  旁白: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南巡”。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从北京方面得到的通知是:小平同志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任仲夷和项南等人都认为,邓小平此番南巡,显然不是休息那么简单。因而他们接到通知后,都各自作了汇报工作的准备,同时也希望得到邓小平的指示。
  结束在广东境内的视察后,邓小平在王震、王汉斌等人的陪同下,从广东乘火车到福建,2月7日上午抵达厦门。
  项南:我和福建省党政军负责人前往车站迎接小平同志一行。从火车站驱车前往迎宾馆的路上,小平同志兴致很高。我向他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情况。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但一直笑而不语,很少表态。
  7日当晚,我去拜访王震同志,向他汇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厦门岛有131平方公里,比香港本岛大了近一倍,四面环海,办经济特区,海就是天然屏障。再者,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言相同,习俗相连,与金门隔海相望,最近处只有1000多米。开放厦门全岛,有利于与台湾“三通”;就对台工作而言,任何一个经济特区都没有这样的优势。
  王震同志听了很兴奋。他提示我,你这些想法可以向小平同志反映嘛!我说,小平同志这次是来休息的,不好打扰他吧。王震同志听后大笑道,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他还建议说,明天到外面视察的时候,你就找机会向他汇报。我跟你帮腔!
厦门特区实在太小了
  项南:2月8日,小平同志一行视察了厦门东渡港码头。我走在邓小平右侧,边走边汇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这个港口,我们还向科威特争取到低息贷款,修建了厦门国际机场。小平同志很赞许,利用国外低息贷款,这个办法好。稍后,小平同志明确无误地表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
  按事先预订的方案,小平同志一行乘“鹭江”号游艇前往游览鼓浪屿。登船之后,待小平同志在弦窗边的位置坐定,王震同志主动让出自己的位子,要我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我拿出事先准备的地图,对小平同志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接着说,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小平同志一边看地图,一边答道,我看可以,这没有什么问题嘛。
  我对小平同志进一步谈道,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位华侨几年前就提出了设立自由港的建议。我们考虑,把厦门建成自由港,可以充分调动侨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对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也很有好处。
  小平同志就问我,香港是不是自由港?自由港要实行哪些主要政策?我与在场的几位福建官员议论了一下答道,主要政策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
  站在小平座位后的邓楠大声重复了这几句话,小平同志听后表示,前两条可以。这后一条,你们拿什么跟别人兑换?我说,我们考虑发行特区货币。小平同志听后想了想说,是你们单独发行特区货币,还是几个特区联合发行一种货币?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注:此前在深圳视察时,梁湘也对邓小平谈及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发行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它对人民币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不过,对项南谈的“设立自由港”问题,邓小平显然很感兴趣,也相当关注)。

小平委婉批评厦门特区

  旁白:2月9日上午,项南陪同小平一行视察了厦门湖里工业区,听取厦门市长邹尔均就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邹尔均汇报结束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稍加思考,挥毫写下:“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项南:仔细领会小平同志这个题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厦门特区的委婉批评,因为厦门特区和深圳、珠海相比,确实发展得慢了,整体水平也有差距。
  小平同志一行还视察了刚通航几个月的厦门国际机场。对这座利用科威特低息贷款修建的机场,小平同志很是赞赏。他在机场边走边看,并饶有兴趣地问我,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啊?我回答道,我们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小平挥手笑道:”就是应该飞出去嘛!“
  旁白:邓小平从上海返回北京不久,就胸有成竹地部署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些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旁白:福建乡镇企业的兴起,主要是从闽南的晋江一带开始的。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稍加思考,挥毫写下:“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项南:仔细领会小平同志这个题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厦门特区的委婉批评,因为厦门特区和深圳、珠海相比,确实发展得慢了,整体水平也有差距。
  小平同志一行还视察了刚通航几个月的厦门国际机场。对这座利用科威特低息贷款修建的机场,小平同志很是赞赏。他在机场边走边看,并饶有兴趣地问我,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啊?我回答道,我们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小平挥手笑道:”就是应该飞出去嘛!“
  旁白:邓小平从上海返回北京不久,就胸有成竹地部署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些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富起来就得靠乡镇企业

  旁白:福建乡镇企业的兴起,主要是从闽南的晋江一带开始的。江陈埭镇的农民利用“三闲”(闲钱、闲房、闲人)集资合股办厂。到1982年,年收入万元以上的家庭已经有300多户。1981年春夏,全国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本来就没有正式“户口”,本视为“私生子”的乡镇企业,受到各种非议,罪名一大串。有的领导提出,乡镇企业纯粹是计划外产物,在经济调整中应该让它“下”。在1981年6月4日举行的福建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项南则明确表示,社队企业不但不该下,反而应该加以扶持。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晋江、石狮榜上有名,乡镇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也受到影响。项南为此专门写信,“社队企业要发展,经济犯罪要打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为了推动全省乡镇企业发展,项南决定推广陈埭这个典型。1984年8月13日,项南在福建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长乐县金峰镇现场会上讲话,强调福建经济靠乡镇企业打头阵。
  项南:去年(指1983年)在陈埭开现场会时,我曾说过,陈埭乡镇企业是福建的一枝花。现在这一枝花变成百枝花了。可以预见,它将在全省开放千枝花、万枝花。这说明了乡镇企业确实是发展速度最快、生命力最强、前途最宽广的企业。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乡镇企业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性的一种危机,就是城市迅速膨胀,农民不断贫困化,城乡对立的状况日益加剧。但据有的专家预测,到21世纪,城乡关系,产业结构,又将起到革命性的变化,人口和产业,将由集中转向分散。我们的乡镇企业可能避开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所以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福建要富,不可能新建许多大的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比较现实。如果乡镇企业发展不起来,可以说福建就富不起来。这几年,我们靠乡镇企业打了头阵,今后更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乡镇企业和全民企业是孪生兄弟,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晋江假药案”风波

  旁白:谁也没有料到,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此后关于此案的报道和质问逐步升级,在全国乃至海外激起轩然大波。“晋江假药案”爆发的1985年下半年,项南在公开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不下五次。他在检讨中表示,“省委的责任主要在我”。1985年9月10日,项南在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强调要认真吸取晋江假药案的教训,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项南:有的同志说,乡镇企业出了点问题就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以后谁还敢发展乡镇企业?我们说,抓住晋江假药案,新闻、广播发了很多很好的报道,造了很好的舆论,使全地区、全省都清醒过来,接受教训,教育大家不可作假,不可害人,注意质量,讲究信誉。这些正是为了爱护乡镇企业,推动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提醒大家不要在发展中迷失方向。
  有的同志说,乡镇企业有如汪洋大海,又无完备的法律条文可以遵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像陈埭那样的问题,是不是先停下来整顿再说?
  乡镇企业确实需要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包括整顿、调整、提高、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分类指导。但不能因噎废食,停顿下来。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我们决不可因发生了假药案和一些消极现象,就对发展乡镇企业产生动摇。对于乡镇企业,我们一定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
  有的同志说,中央和省委都一再强调允许改革犯错误,为什么一犯错误就要追究领导责任,今后谁还敢改革呢?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偏差和错误。对于这类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偏差或错误是不难纠正的。这类问题,当然用不着追究领导责任。开始,制售假药是犯罪行为,这不是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是对改革的破坏。即使在旧社会,也是不容许的。现在,这种败坏公德、败坏社会风气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长期得不到查处,怎么不应该追究领导责任呢?追究领导责任,不会妨碍改革,而正是为了给改革扫清道路。

是是非非,群众自有公论

  旁白: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2月,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工作。1986年6月2日,项南和夫人汪志馨,以及老母亲,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五年的改革热土,第二次离开了故乡,回到北京。这一年年底,中纪委就“晋江假药案”给予项南党内警告处分。晚年重提“晋江假药案”,项南依然心襟坦荡。
  项南:晋江县陈埭镇的乡镇企业(在福建)第一个实现亿元镇,我们称她为乡镇企业一枝花。我在陈埭镇讲了一大篇,这篇讲话,福建日报登了一大版。但有些人不高兴,想做文章。后来出了震动全国的所谓“晋江假药案”,就不难理解了。晋江,(当时)是个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地区,搞“假药”的主要是陈埭镇的一个村,叫涵口村。严格地说,涵口村做的是饮料,不是置人死地的假药。
  这个产品叫玫瑰茄,就是那个白木耳,玫瑰茄不是这种紫红色的么?它(指这种饮料)也没死过一个人,但是问题是它有一些毛病。为了能够钻那个公费医疗的空子啊,它改了一个字,什么剂,药剂的那个剂,就这么带有了“药”的意思。但是他们跟我讲呢,药跟饮料很难分。比如虎骨酒,它是一种饮料,一种酒,这个界线也很难分。所以这个事情在开放改革的大潮里头啊,出现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个晋江假药案的问题,我建议你们不要提。因为那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它早晚都会曝光的,你们知道,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都处于探索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不可能不发生挫折,不可能不发生冤假错案。这太多了。作为一个革命家,这是小事一桩。
  这个是是非非,群众自有公论。好在首当其冲的晋江,并没有因为挨了这一记闷棍而爬不起来,晋江人是好样的。经过了头10年的奋斗,到1994年,综合实力已跃居中国百强县第15位,名列福建十强之首,十佳之冠。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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