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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江:我的一九七八
作者:孙长江      时间:2008-10-16   来源:经济观察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国历史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再一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牵涉着千万人的大批冤假错案如何处理?历史走到1978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有个明确的回答

  历史走到了一九七八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往后的路怎样走?
  1977年底,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366页》)
  1978年的中国,很像马克思讲的这个“一定时候”。许多本来就摆在眼前的事实,因为精神的麻木,却视而不见。现在一下子都显露出来了。“四人帮”粉碎以后,人们的目光、思想,不约而同地一下子集中到以下几个问题上面:
  1976年,人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
  被诬为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的冤枉必须昭雪;
  一大批残害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冤假错案必须推倒;
  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一批有经验有威望的老革命家必须尽快出来参加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
  “四人帮”编造的一系列压迫人民的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必须批判。
  以这一套“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这些想法,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广大干部和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大实话。把这些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讲出来,摆明了,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华国锋、汪东兴提出的办法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来,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因为“四人帮”的许多“理论”、政策,正是毛主席看过的,阅过的,点头同意的。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冤假错案的问题。
  汪东兴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机关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帮’把毛主席也批了。”(在山东视察时的讲话)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耿飚同志就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四人帮”等于没有粉碎。
  这就是说,历史等于又要倒退到1976年以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国历史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再一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牵涉着千万人的大批冤假错案如何处理?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牵涉到千万人的包括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的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这样做,历史能够允许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答应吗?历史走到1978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有个明确的回答。
  当时我的心情是有解放,也有郁闷。说解放,是指我终于摆脱了文革中挨整的厄运。文革中激烈的斗争给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创伤,犹如做了一场又一场噩梦。说郁闷,是面对 “两个凡是”盛行这样一种状况,十分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何时才能摆脱大灾难?
  我在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和胡耀邦同志有不少接触,觉得他思想很解放,又很有魄力,因此对耀邦同志寄予了很大期望。
  果然,代表历史前进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最典型的是胡耀邦所说的话。
  胡耀邦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实际工作由胡耀邦主持。7月,胡耀邦指示创办了党校理论刊物《理论动态》。这一年12月,胡耀邦又兼任中组部部长,所以他对于当时党内思想理论状况和冤假错案状况是非常了解的。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过程,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和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判断事情,只能以客观事实为准,不能以某个权威为准,包括毛主席所作指示。因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8-39页)
  历史走到1978年,到了这个时候,“领袖也会犯错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已不能再回避了。也就是说,到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立意已经是瓜熟蒂落了。这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某个书生“苦思冥想”出来的。
  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讲话,当时给了我很大鼓舞。渐渐地,郁闷减少了,而责任感增加了,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应该努力贡献微薄的力量,做一点什么。

  文章的灵魂是“唯一”这两个字

  这篇文章不是胡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务,而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四人帮”粉碎后,最迫切、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如果不平反的话,对国家、民族以及执政党,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要平反,就碰到一个问题:当时,“两个凡是”是作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作为中央工作的方针正式提出来的。“两个凡是”一出来,平反就不行。问题尖锐到什么程度呢,尖锐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平反冤假错案,或者是坚持“两个凡是”。
  当时,中央对党校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胡就指示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的同志组成一个研究组。这三次路线斗争,第九次是与刘少奇的斗争,这是一个大冤案。第十次是与林彪的斗争。第十一次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文革。怎么研究法,很难办。当时这个组写出了一个提纲,胡耀邦看了很不满意,批评说“怎么光是抄文件”。
  “光是抄文件”是什么意思?当时刚开完十一大,是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十一大的报告有很多正确的内容,但它又肯定文化大革命,说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是中央文件,当然不好批评,胡耀邦说的“抄文件”指的就是抄十一大的文件。胡耀邦不赞成抄十一大文件,他要求从实际出发。他把这个组撤销了,请吴江同志牵头,另外成立一个组,重新研究三次路线斗争。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耀邦同志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看实践,看实际。这是很解放的了,不是以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过圈为准了。但是中央党校有的学员有了误解,把两条原则理解成了两个标准,就是说,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一要看实践。这样就麻烦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指示的,文革是他发动的、肯定的。如果是两个标准,怎么能排除平反和拨乱反正的障碍呢?
  我和吴江同志都认为,两个标准是误解,是糊涂观念,要澄清,要写文章澄清。吴江说,你来写吧。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命题就是 “唯一”,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最初文章标题是 《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杨西光派人送来了胡福明文章的改样

  胡福明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个问题,1985年 《光明日报》评论部曾经整理过一个材料,叫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这个材料是在杨西光同志的建议、指导下整理的,我认为基本的来龙去脉已经说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材料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各种说法仍然到处宣扬。
  我现在就以这个材料为根据,作些说明。
  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时间是1977年12月。那时,党校在耀邦同志鼓励下,思想很活跃。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他也参加了这些讨论。1978年3月,杨西光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和报社的其他同志,都认为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思想,写一篇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4月初,理论部主任马沛文,送来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大样,上面有一篇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这是理论部王强华约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有关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文章,经过了报社的五次修改。

  杨西光修改大样时,觉得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联系当时的实际不够。杨西光认为,文章应该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的思想障碍,要提出冲破禁区的问题。杨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他给马沛文提出两点:一,文章要改;二,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改好后在一版发表。
  《光明日报》在按杨西光的指示修改文章的时候,得知中央党校孙长江正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于是,杨西光派王强华把改样给我送来了。这个改样我还保留,有王强华写的几个字,时间是4月21日。
  在这之前的几天,大约是4月12、13日,一个晚上,杨西光请胡福明、我、马沛文、陶凯(杨的秘书)、王强华参加报社会议,讨论怎样修改胡福明这篇文章。
  最近,王强华在接受一个采访中提到这次会议,说当时杨西光问这篇文章的重点应放在哪里,胡福明说应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孙长江说重点应放在分清路线是非上。这是事实。但王强华又说“因特殊情况”,孙后来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等,这就完全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后来为回答吴冷西的电话批评写的,作者是吴江,不是我。
  杨西光为什么很重视这篇文章,又让人带着文章请党校修改?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正在写同一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耀邦影响,想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目的很简单,当然是希望得到耀邦的支持。
  吴江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写得有勇气。那时,我们正在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稿子,吴说,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我捏出来的。
  要弄清文章产生的过程,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他一个,两个原稿由我捏在一起。第二,文章的核心在于“唯一”。“唯一”是排他的,除了实践,其他的任何权威都不是标准。这是文章的核心思想,后来这篇文章遭到严厉的批判,主要点也在这里,所谓“砍旗”、“丢刀子”等等帽子,都是对这“唯一”来的;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


  文章是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

  只要看看这场争论的情况,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谈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时说,“从这场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是一种什么情况呢?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见报。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当天晚上11点多,《人民日报》原来的总编辑吴冷西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这篇文章是方向性的错误,政治上很坏很坏。说毛主席思想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成其为真理,是根本错误的。作者的意图是引导人们怀疑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砍旗”。林彪说“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一句顶一句还不行吗?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管意识形态,也是中央党校的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就说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是代表哪个中央?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则说,毛泽东思想只能维护,不能创新,不能发展。坚持“两个凡是”的很多人都讲了话。有人还专门到胡耀邦的家,说你们写这篇文章,争论就是你们挑起来的。
  讲讲他们的理论。对于 “两个凡是”,我概括成三个不许:不许检验,不许分析,不许发展。不许检验,就不是科学,科学是必须经过检验的。不许分析,那也不是科学,毛泽东自己就说,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不许发展就更不对。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理论也必须发展。这三个不许,是宗教信条的属性,不是科学理论的属性。“两个凡是”自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在亵渎毛泽东思想。
  再讲讲他们的手法。那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正常的理论争论。第一,时间很快。从文章公开发表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第二,帽子很大,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砍旗丢刀子”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那时还没有废除“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的讲理,而是一种判决。第四,他们是准备组织围攻的。当时的那个中宣部长,在全国各省文教书记会上说,现在有篇文章,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分歧很大。毛主席当年曾对各省书记说过,凡是这种东西,应该用鼻子嗅一嗅。你看,是用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他还抱拳说“拜托拜托”,这是在启发各省组织批判,进行围攻。
  当时我看到这些情况,觉得这篇文章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为此内心感到充实和兴奋。因为这是实实在在通过尖锐的斗争,来促进国人思考,推动国家向前走,而不是为了评职称、获奖、提级而绞脑汁,而下心思。
  当然,起来反对“凡是派”,顶住他们最有力的是邓小平。他先是给华国锋写信,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然后是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特别是在6月2日全国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他针锋相对地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观点。在这次对“两个凡是”的作战中,邓小平、胡耀邦是指挥官,他们还直接参战,走到阵前去了。
  小平同志讲话以后,各个省的书记都表态,写文章。这个表态很有意思,不是一下子,而是先看看左邻右舍。有的是老百姓起来督促省里。有个省迟迟没有表态,结果出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各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说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还没有表态支持,一个是台湾省,一个是本省。有的省派专人到北京看报,说是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省表了态,我们也表态。
  上述种种情况,明显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理论讨论。直接回答问题的理论文章只有吴江执笔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当时任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文章是从理论上展开,回答吴冷西的“砍旗”论。吴冷西的电话并没有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以后,没有一篇文章再说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了。
  当然,这场讨论也有理论的内容,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却是两种历史观的碰撞。领袖也会犯错误,敢不敢于承认这一点,是遵不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两个凡是”是典型的唯心史观。所以,真理标准的文章解决的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它主要解决的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领袖也会犯错误。这是这篇文章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如果不结合当时尖锐的斗争实际,只是进行理论叙述,那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耀邦同志的压力当然很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耀邦虽然没有作出多少直接指示,我们也是有意地不过多地找他,但是,我和吴江对文章精神的把握,包括杨西光对胡福明文章的修改意见,都是受耀邦思想的影响。他讲判断路线是非的两条原则,强调的是实践标准。我们就是为了说明他的思想才写这篇文章的。怎样看耀邦的作用,主要是看精神。有人说,耀邦对文章作了很多很多修改,没有。大概只是个别字句的改动,实质性的修改没有。
  至于作者变成只有一个人,则是个谜。那是1984年,光明日报社搞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奖,时间范围是三中全会以来。这篇论文发表在三中全会以前,被作为特等奖,排在第一名。该报公布名单,作者署名由当初的“本报特约评论员”变成了“胡福明”。
  这要是从现在来讲,就可以上告,因为这是侵权。评奖奖金是1000块钱,给胡700块,给我和吴江300块。钱是用汇款单汇给我的。我们写信给当时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那时杨西光已经下来了,说这个情况不对,钱不能要,退回去。我就在北京住着,颁奖会不请我参加,也没有请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参加。这是为什么呢?我有证据证明,是会议的组织者有意回避不请。杨西光也没有被邀请。但在《光明日报》关于这个授奖会的报道中,却又赫然写着杨西光参加了会议。我问杨,他十分无奈,不断说明“我什么都没有参加,不知内情”。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30年后的评价、感触

  近30周年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也早就从中央党校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平同志已经讲得很高了,不能再高了。
  30年来,步履艰难。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跟任何美好的话一样,也可以变成一句套话;纪念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是一种形式。实践检验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
  人民群众还是真正尊重历史的。只是有些官员,只要歪曲历史能够升官,就可以把历史卖掉,历史也可以变成商品,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作为当年的一个作者,我的心情很复杂。个人倒没什么,只是,如果连以真理标准讨论命名的历史,都出现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遗憾。此风一盛,不免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点担忧。
  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历史并不是像一朵很美丽的花朵:有很美丽的花朵,也有很龌龊的东西,什么都有,很复杂。但是那个底蕴,那个花的本质,还是在不断进步的,是美好的。这一点我始终相信。我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我坚信这一点。
  30年来,步履艰难。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跟任何美好的话一样,也可以变成一句套话;纪念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是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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