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苏区的“红小鬼”到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从团中央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他是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的。他的思想是最普通、最平易的，但人们却隐隐约约地感到了惶惑与不安，觉得这个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袖。其实，谁也说不清领袖应该是个什么样儿。只是，中国人习惯了领袖们的神秘、高深和言重九鼎的威仪。而耀邦的热情与率真，似乎不符合一些人对领袖行为举止的认同。认为他不像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伟人。1987年元月耀邦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辞职后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的翻阅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自认为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予他的重托与信赖。对于耀邦的沉默，他女儿满妹理解道：原来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也就说，耀邦此时的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可惜的是耀邦沉默了两年之后，由于大面积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他的追悼会上赵紫阳同志致悼词说：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在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问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对耀邦的印象。秦川就说：“耀邦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说他宽容博大的一面是他们这些身边人所熟知的。而且耀邦同志的宽容，不仅是对党内外有不同意见的人，还包括对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整过他的人。

　　“文革”初期，耀邦的一个秘书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他，罗列了他不少的“罪状”。耀邦很痛心地当场辩驳说:“你是党员，说话要有党性！”“文革”后期，那个秘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检讨了自己的“揭发”都是胡说八道，但一直害怕再见到耀邦，其实，耀邦对此事早已冰释全无，在这个秘书想调回家乡来找耀邦帮忙的时候，耀邦竟然积极的帮他联系工作。后来，他如愿以偿回到家乡，还到了一个适合他特长的部门去领导工作。

　　1976年夏天，“四人帮”疯狂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组织造反派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以及相关单位批斗耀邦。一个曾受到耀邦器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被指定作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批判。这个小麦专家是耀邦亲自将他从河南省偃师县邀请到中科院，参加编写《小麦育种学》一书的。可在批斗会上，他却是非不分地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引起中科院群众的普遍反感。粉碎“四人帮”后，家乡县里开除了他的党籍。1977年10月9日他给耀邦写信认错，希望在处理他的问题上耀邦能帮他说说话。13日耀邦就回信给他，说：“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对于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信上还说，“如有工作机会来北京，欢迎你来家里谈谈。”

　　那年的11月10日他来到耀邦家里，想当面向耀邦道歉。可耀邦问寒问暖问收成，却只字不提批判会的事。他再也憋不住了，诚恳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话说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批斗会上对您．．．．．．”此时耀邦打断他的话，安慰他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纠缠它干什么？”然而，他所在的县领导不肯原谅他，1981年取消了他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权利。耀邦从《内部参考》上看到这则消息，亲笔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跟河南同志做点核实工作，然后按实际情况给予实事求是的处理。”由于耀邦的批示，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王若林处长专程去偃师县做调查，不仅恢复了那位小麦专家的党籍，还将他调回县科研站工作。

　　耀邦对待同志赤胆忠心，对家人严格要求。耀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做到了无私，才能做到无畏，做工作才有说服力。共产党员要求人家做的事情，首先要自己做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61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给家乡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信说：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当年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耀邦的家乡——中和公社金星大队修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由于物资紧张买不到发电机，大队干部就想到了耀邦，于是让他的哥哥耀福和堂弟耀谏去北京求助耀邦，去之前大队干部就开过会：认为求人家领导办事，空手去不好意思，就让他们带上家乡的土特产以表家乡人的一片心意。到了北京，耀福和耀谏开门见山就说想要买发动机，耀邦说：这个好啊，能提高生产嘛，发动机是买了，耀邦却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大队和公社党委：

　　信中写到：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理由：1.要防碍生产和工作；2.要浪费路费；3.我也负担不起。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中央三令五申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加上豆子和油饼累计起来27.9元。交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1982年，耀邦当选为总书记，次年，他的侄儿胡德资在一位领导的安排下，到岳阳市物资局当副经理，夫人叶秋娥到县委招待所做服务员。去了不到一个月，这事被耀邦知道，耀邦知道的当天就打电话给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湖南的招工出问题了，歪风还刮到我们家去了，不能搞特殊化……他的侄儿夫妇退回家乡后，耀邦的哥哥耀福去北京中南海跟耀邦大吵了一架。一见面，耀福就用两个成语骂他。一个是“忘恩负义”，一个是“绝义无情”。他说：你这个人当官了，就不认人了，家里的兄弟子侄你都不要了，我俩儿子在家务农，找你帮忙，你说什么非得评了劳模才帮，这等于就是不帮嘛。但今天这事不是你帮的忙，是人家帮我们的忙，你这样做太绝义无情了。拍办公桌把桌上的杯子打翻在地，还说无论你当多大的官，我都是你的哥哥，我要打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打你，他的警卫听到里面的动静和说法，生怕耀邦吃亏、挨打，就想进去劝解。可耀邦的夫人说：这是他的家事，他自己能解决好。后来，耀邦劝哥哥说：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怒火未消的哥哥此时火气更大了，站起来说：那好，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你就做你的官，再也不要回老家来了，我今天出了你的门以后也不会来你家了。为这事，兄弟俩两年没来往。直到1985年那次耀邦生病，哥哥去到北京兄弟俩才和好。

　　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高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这期间进京办事的乡亲希望耀邦能帮家乡搞点建设。能给予一些照顾，跟他要项目、要物资。耀邦却很认真地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耀邦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乡亲和哥哥家人，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可耀邦家，长子胡德平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埋头研究曹雪芹身世；次子刘湖在清华大学搞科研；三子胡德华远在南京，是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员；女儿满妹在《中华内科》杂志伏案编辑医学刊物。就在他的女儿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也想把头上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的时候。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授意他的副手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不要担心，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可满妹考虑了很久。想到耀邦曾经的告诫（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满妹只好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后来，她还有过几次去西方学习的机会，但她都觉得有违父亲的意愿和做事原则而放弃了。就这样，耀邦的四个孩子始终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耀邦对他人严格要求，对自己更是如此。他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私人馈赠，不管是外国元首的，还是国内单位或个人送的。共青城的几位领导只要到北京，都会到耀邦家去看望耀邦，耀邦也总是留他们吃饭。但几十年来，耀邦从没收过他们一件礼品。当耀邦第二次去共青城视察时，那里已经走出了一条发展之路，共青人送给他两个羽绒靠垫，耀邦收下，当场付了钱。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了一套《辞海》给他，他一收下也付了钱。因为耀邦一直认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做人既不能因小善而不为，也不能因恶小而为之，这是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