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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我写胡耀邦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本回忆并论述胡耀邦的书,尽自己一份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胡耀邦,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创造性的一生。从一九八○年底起他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和一九八一年六月全会选他为党的主席后,他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有六年之久。这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这个时期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胡耀邦的思想作风与人格也值得分析和评价。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两年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一九七九年到十二大期间,在十二大后到他下台这个期间,以及在他下台之后,我和他有不少接触,也一直在观察他,同一些朋友议论他。我认为应该把自己接触到和观察到的有关作为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胡耀邦的事和思想写下来,作一番论述。其中有一些事也许只有我记得最清楚或者体会得最深刻。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更是应该写出这本书的时候,可是几年来我一直忙于其他工作,一直没有能抽出时间来思考有关写这本书的事情。一九九八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周年,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举行了纪念。我用不少的时间赶写了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文章。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占用了我准备写回忆和论述胡耀邦这部书的时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中胡耀邦起着重大作用,在写纪念文章的过程中,也就掌握到与胡耀邦有关的更多的资料,因而对胡耀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三个月前,在完成那本《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后,我就卷起袖子,坐在桌前面,铺上稿纸,写了一个书名《我写耀邦》,开始爬格子,打算写出一部有三四十万字的书。可是写呀写的,越写越觉得自己占有的背景材料不全,有些论点把握不准,写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看样子赶不上他的十年祭了。当然我不会放弃这个打算,那就只能多花点时间,作好准备,过些时候准备好了再重新动笔。

    可是如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拿出来,不论在理智或者感情上我都受不了那样的现实。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我想可以发表一些过去写过的文章。在一九八九年四月或五月,我最早写了《我所接触和观察到的耀邦》和《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两篇都是耀邦逝世后不久,分别应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约稿而写的。当时这两家出版社都想出胡耀邦的纪念文集。我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开始他们催得很急,我是赶着在他们定的时限内交了卷。交卷后却石沉大海。最后,都退稿处理。我当然感到很遣憾。我想出版社也感到遣憾。因为即使不说胡耀邦多少年来对党对国家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单说他的众多的战友和部下,以及对他敬仰的青年,在他逝世之后想发表一些文章表示自己哀悼缅怀的心情,出几本纪念文集,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再要这两个出版社把十年前退掉的稿子拿回来重新出那个集子,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我那两篇文章的稿子还在,因此有什么报刊要,我就不改一个字,交给他们发表。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十年中,除了那两篇被退回来的稿子之外,我还写了四篇短文。这四篇短文是在不同的时候写的。它们都发表了,但是它们发表情况却各不相同。

    一九九四年我写了,《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这篇总算在外地的一张报纸上顺利地发表了。后来收入我的一本文集《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中。这是第一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的八十岁的生日,我写了《如果他在,该是祝贺他八十寿辰的时候了》和《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这是第二篇和第三篇。这两篇的内容写的完全是关于我和他之间的友情。他写给我的那首词,是短短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词中表现出有些牢骚。文章写成后,我怕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敢登,不想为难他们,就寄去了香港《大公报》。投寄的时间相当早。投稿时,特别声明如果不准备采用,希望他们很快退还给我,以便改投其他报刊。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直到临近耀邦生日,才得到一个电话通知,说他们很感谢我的“赐稿”,可是因为“稿挤”不能发出,请我原谅。这样,我也就不能及时发表这两篇东西了。对文章有可能发表不出来,我原先多少有些精神准备,所以提到退稿的事。但不及时给我来信,使我不能在耀邦八十寿辰表示我的一番心意,说实在的,我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我想这不会是报社要这么干。我同这家报纸合作得一直是很不错的。我估计他们有难言的苦衷。后来这两篇文章还是在广州、北京和香港的刊物登出来了。不过那已经是耀邦八十大寿过了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第四篇是《碎思录•小引》。这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是《碎思录》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因此这个《小引》也可以说在书中发表了。《碎思录》这本书是我在一九八三年后写的一百篇“超短文”的集子。“超短文”者,每篇只有二一百字、最多的三四百字的文章。在那本《碎思录》中每篇超短文都配有一位篆刻家刻的印章。这本书先是一九九三年在香港经济导报社印刷发行,后改由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篇小引中我告诉读者,我写这些超短文的背景和我如何从中选出三十八篇寄给了胡耀邦。在这篇《小引》中还发表了我在寄出这些超短文时写给胡耀邦的一封短信。在这篇《小引》中我也告诉读者,胡耀邦收到这三十八篇超短文后题了两句杜甫的诗赠我的事情。

    由于这四篇短文看到的人不多,我想在一九九九年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拿出来加一些话重新发表一下。

    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我总希望有一天哪个出版社要出纪念胡耀邦的纪念文集。在这十年中对别人的纪念文集出得不少,惟独胡耀邦的一直没有。我想,如果有哪个出版社要出这样的文集,我一定给他写纪念文章。而且现在我写,也可以说是为出纪念文集或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作准备。

    我一直没有看到关于胡耀邦的纪念文集。最近知道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间出版了好几本,其中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大地之子》。这本收集一九八九年四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诗词、挽联等。由于它不是向作者约稿而是把报上已经发表的东西编在一起,动作比较快,因此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没有几天时间就出版了。

    还有一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这本书是“得到《人民日报》、《瞭望》、《新观察》、《羊城晚报》、《新华文摘》等四十余家报刊资料协助,由编者对文字、内容和结构作了必要的处理”。动作也比较快。

    这两本书印得都不算少,分别是一万五千册和五万册,但是在印好后,大概没有能好好地发行,看到的人就很少。而且它们毕竟是匆忙编成的东西,算不上正儿巴经的纪念文集。但是它们都还是有用的好书。

    上面我说了,我一直想写一本论述胡耀邦的书。这样的书,这些年中也出了几本。较早的一本是吴江在香港出的《十年的路》。我还见到近年来戴煌、胡绩伟和王若水写的在香港出的三本。其中戴煌写的那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后来也在北京出版了。这几本书都是有分量的好书,它们对我想写的那本书是起了鼓励和启发作用的。我想认真地阅读它们,利用这几位同志的工作成果。不过我想我写会有我自己的角度,可能有它自己的价值。因此我还是想写,并且努力写得好一些。

    今天我想的那样的书既然写不出来,我想就只好写几篇文章来代替。眼下的这二三千字也可以算做第一篇。接着我就写《从相识到“难兄难弟”》、《向他祝贺,为他高兴》、《好学勤思》、《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之后》、《告别耀邦》等若干篇。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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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于光远: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评价...
于光远:我写胡耀邦
于光远: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于光远:好学勤思
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
于光远:在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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