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编者按】
·于光远:纪念胡..
·于光远:我写胡..
·于光远:从相识..
·于光远:好学勤..
·于光远:向他祝..
·于光远:在他担..
·于光远:告别胡..
·李向前,韩钢:..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怀念于光远 >> 耀邦与于老
于光远: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一、闻名

    我和胡耀邦的交往应该从一九七五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算起。从那时起,我同他才在工作上以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有接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彼此互不相识。情况不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就知道党内有一个名字叫胡耀邦的青年人,以后我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因此在叙述我和胡耀邦见面相识之前,也写一下我是怎么“闻”他的大名的。

    我知道胡耀邦这个人的时候,他未必知道有我这个人。至于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闻”我的“大名”,他与我从未谈起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怎么知道有胡耀邦这个人的呢?他不是一个像周扬、艾思奇那样写文章的人。在我与周扬、艾思奇见面相识之前,就从周扬、艾思奇的书文中知道他们了。胡耀邦也不是像朱德、彭德怀那样的战将。朱德、彭德怀的名字就是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也时常出现。胡耀邦这两条都沾不上边,因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我还没听说过胡耀邦,我听说胡耀邦这个人的情况有点特殊,因此记得非常清楚。

    为了讲清楚我是怎么“闻”胡耀邦的大名,先要讲一下长江局。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建立起来。这个党中央代表机构的书记是王明,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三个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八年一月后,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也就在一九三八年初,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江西南昌建立起来了。党中央决定这个分局由中共中央长江局代管。东南分局的青年部长是陈丕显。他长期担任党的儿童少年工作和青年工作。但是东南分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到陈丕显一直在农村和墟集里工作,他的工作对象也是农村和墟集里的青年,对于城市中的青年不熟悉,因此分局就向长江局提出,希望派一位对城市青年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到分局去,帮助陈丕显。于是长江局就派当时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的我前往南昌。

    那时东南分局的机关就设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那个院子里。项英、曾山、黄道等东南分局的领导人和陈丕显都住在那儿。我从武汉到南昌之后,直奔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我见到项英等同志之后,就和陈丕显住在一间房子里。许多天来,我们谈工作,也天南地北地聊天。

    有一天,陈丕显讲起他自己的经历,说在红军离开江西福建进行长征以前,他担任党中央儿童局的书记。我听到中央还有一个儿童局,而且还有儿童局书记这样一个职务,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陈丕显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对我说,那时的党中央不但有儿童局,而且还有青年局。他的那个儿童局就同青年局联系、受青年局指导。党中央青年局也有书记。这个职务就由一个叫胡耀邦的青年来担任。他还告诉我,自己在原来的苏区打了三年游击战争,而中央红军长征时,胡耀邦跟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中央苏区,现在延安。接着他就大谈了一通胡耀邦。他告诉我,胡耀邦比他才大两岁。他说胡耀邦文化程度比自己高许多,上过中学,说胡耀邦特别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陈丕显还讲,胡耀邦工作能力很强,作风特别好,他自己同胡耀邦很合得来,很服胡耀邦的指导。不过近三年多一直没有见到胡耀邦,不知道有关胡耀邦的详细情况,只听说胡耀邦在长征路上受了伤。一提起胡耀邦来,陈丕显的话就很多,说话带有深厚的情感。我对苏区的背景不熟悉,许多事情听了也记不住。那次陈丕显讲胡耀邦时,也提到冯文彬。但是那一次陈丕显没有给我讲苏区反“AB团”,他没有讲在那个运动中胡耀邦几乎被杀,是冯文彬救了胡耀邦一条命的事。关于“AB团”的事是八十年代陈丕显从湖北调到北京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后一次在聊天时讲的。那次陈丕显在中南海他的住所讲了冯文彬救胡耀邦这件事。陈丕显的哥哥是小学教员,被认为是“AB团”的,被当时的党组织杀了。可是由于陈丕显自己没有文化,不但没有杀,而且后来仍让陈丕显担任重要职务,当上了儿童局书记。对这种完全不株连的情况,我听了觉得也很新鲜。陈丕显还告诉我,当时被杀的“AB团”分子里没有一个真正Anti(反对)Bolshevik的人,只要是知识多的人就怀疑是“AB团”分子。胡耀邦爱学习,知识多,就被看做“AB团”分子,准备动手杀他。冯文彬的地位高,又是工人出身,硬把胡耀邦救了下来。

    一九三八年陈丕显同我在南昌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此胡耀邦逝世之后,我从胡耀邦的《生平》中看到他担任过党中央青年局秘书长之后,就有一个疑问,究竟胡耀邦是青年局书记还是秘书长?一次我遇见冯文彬,问他当时胡耀邦的职务究竟是秘书长还是书记。冯文彬回答说是“书记”,但也可以说是“秘书长”,那是一回事。

    将近两年后,我在设在粤北韶关的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时,广东省青委书记吴华从延安参加青年工作座谈会回来,带来了一个已经成立了中央青委的消息。他告诉我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青委名单中有一个胡耀邦。我问他胡耀邦的情况,吴华告诉我,他同胡耀邦没有接触,只知道他在部队做青年工作。别的说不出来。

 

二、相识

    一九三九年五月,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要我去延安。我离开韶关广东省委机关,路上走了两个多月,在七月下旬才到延安。到延安后在中央青委机关见到冯文彬同志,但未见胡耀邦。我问冯文彬怎么没见到胡耀邦,问冯文彬胡耀邦在中央青委分工管哪方面的工作。冯文彬告我,胡耀邦在部队做青年工作,但他不完全做青年工作,还在部队做政治工作。

    在我到中央青委后不到两个月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延安隆重举行一个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大会。按照当时延安的惯例,举行这样性质的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常常先通过一个名誉主席团的名单。当时提出的这个国际青年节大会的名誉主席团的名单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马尔梯(共产国际执委)、薛西兰•尼赫鲁•居沃(少共国际书记)、米哈也罗夫(苏联少共书记)、克列鲁(西班牙少共书记)、格林(美国少共书记)、柯林女士(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书记)、柯乐满(他担任世界学联主席时我在南昌曾见过他)、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毛泽东、朱德、宋子文、马相伯、沈钧儒、宋庆龄、王明、洛甫、周恩来等二十二人。随后这个大会通过了一个主席团的名单。这个名单是:冯文彬、胡耀邦、蔡前、李昌、刘光、黄华、高朗山、刘玉堂、白向银、赵金声、岳欣、曲常川、萧陶、左荣、于光远、刘汶、赵栖梓、已力、刘芸生十九人。这十九人是要上主席台的。这名单中的第一名是冯文彬。他是当时实际上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人,第二名就是胡耀邦。列入这个名单的有的是我们青年工作者,其中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陕甘宁边区青年团体的负责人。那时对他们我都只是闻名,除胡耀邦和我已经见过面,名单中还有一些人是我不熟悉的,甚至以后没有再听说,我想可能是青年中的模范工作者、战斗英雄。我就是在那次大会的主席台上认识了胡耀邦。仿佛是李昌把我介绍给他。他似乎也已知道我的名字。在会议的主席台上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见面时我对他突出的印象是他个子特别小,也特别年轻。那时我自己的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但在我们年青人的眼中他仍显得特别年轻。像个中学生。这个会由刘光主持,他讲了一篇话后就是李昌讲话。接着是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投到我们队伍来的日本士兵和一个朝鲜青年讲话,并通过了给蒋委员长、毛泽东、苏联青年、晋东南前线抗日将士的通电,和给日本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为了防空,会议从下午才开始,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在大会上我一直注意新认识的这个胡耀邦。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似乎很专心地听人发言,不像我那样东张西望。在那个会上,冯文彬等都没有讲话。

 

三、有缘相识,无缘交谊

    那一次我们在会上见面相识,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很注意观察他,那时不时兴交换名片这种事情,经过介绍,说了几句话,我认识了他,他认识了我,彼此就“相识”了。

    在一九三九年认识他之后的十五六年中,彼此间没有再见面。但是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听到一些的。在延安,我知道他先在军委总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日本投降后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战争胜利后转到地方当上了川北区党委书记,独当一面。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说明他已经很成熟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胡耀邦从川北调来北京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之后,我们才又见面。

    我从一九四一年秋天起就离开青年工作岗位被输送到其他战线上去了。我的工作变动了几次,从一九四八年起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我一直没有再做青年工作,但我对青年工作的感情很深,生活和工作作风也比较“青年化”,因此在中宣部一次选举机关党委委员时,曾当过一届“青年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我一直是《中国青年》的作者。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一九五一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六七万字的小册子——《和青年朋友们谈几个思想问题》。一九五四年后,我写得少了,但也还是写了一些文章给《中国青年》。一九四八年青年团还办了一个中央团校。当时中央团校还在河北平山南庄时,我去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在团校很出名,使我得到“共产主义化身”的美名。团校搬到北京城内后圆恩寺后,张凡同志两次要我去那儿给学员演讲,我都去了。总之我同团中央所属机关的关系相当密切。我在团中央机关中有不少朋友。虽然我同团中央机关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是在胡耀邦到北京之前,但在他到北京后的几年中,我同团中央的同志来往仍不算少。可是尽管我和胡耀邦在一个城市工作有好多年,彼此的接触还是很少。这就是人们说的没有缘分。当然由于我毕竟是党的老青年工作者,青年团有些活动,也常常通知我。团中央召开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请过我参加。这样的会我记得出席过两次,似乎都是团中央要召开什么大会,请我对会上发的文件提提意见。会上见到胡耀邦,也听到他的讲话,但是内容我没有什么深的印象。此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有些大型活动,如听什么报告、举行什么国宴之类,在那样的场合有时我遇到胡耀邦。但只是彼此见面打个招呼,随便讲些无关紧要的话,始终没有什么深入的交谈。

    胡耀邦到团中央工作后,从我的青年团工作的朋友们那里经常听到胡耀邦的消息,他们常同我谈起胡耀邦。谈起胡耀邦,他们总是赞不绝口,特别赞扬他的思想作风。这使我知道胡耀邦在团中央的威信很高。后来听说他去了湖南。在他去湖南之前不久我还在湖南,而他到湖南时我却离开了,在湖南又未见面。他从湖南回来后,不久又去主持陕西省委工作。在他去陕西前,我因工作曾多次去陕西,比如我去过武功的农学院,了解他们的工作。而恰巧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那段时间,我又没有去过陕西,因此在陕西又没有受过他的接待。他在陕西工作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北京,在团中央接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在“文革”中我和他不在一个系统,也没有同他一起挨批斗。上“五七干校”我去宁夏,他去河南。两个干校即使比较邻近也不会有什么往来,何况一南一北相隔好几千里。在那段时间也就听不到他什么消息。一九七二年国庆前我回到北京。我之所以能回北京,根本的原因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后,形势有所改善。不过我想回北京总得找到能说得出口的“理由”。我找的“理由”是“身体健康欠佳,需要回京休养治疗”。回北京后,在青年团系统工作的友人到我家,又谈起胡耀邦。谈话中我知道他差不多和我同时,几乎以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北京。他们还告诉我不少胡耀邦在干校中的故事,说他在干校劳动特别出力,不但劳动态度好,而且是一个好农业劳动力,精神特别振作。给我讲这个情况的朋友——我已记不起是谁了——又对他赞不绝口。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三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和胡耀邦彼此之间仍只是相识的“熟人”和“同志”,却无缘成为朋友。

 

四、难兄难弟

    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的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批判林彪。毛泽东在信上写了批语,称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一九七三年三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仍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且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担任这个职务后开始全面整顿。邓小平领导的所谓整顿,就是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秩序、制度和思想扭转过来,步入正确的轨道。一九七五年胡耀邦作为一个已经得到解放的高级干部,在中央读书班等待分配。此时读书班中“四人帮”的影响很大,因此胡耀邦等在班内仍处在被批判与监视的地位。经过胡耀邦等同志的斗争和七月邓小平在这个班上的讲话,改变了读书班的状况。胡耀邦从读书班出来后,就在七月十八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我也是在七月五日正式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个负责人之一。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正好是我六十岁生日,因此我记得特别清楚。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到十月,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进行了短短的三个来月的整顿工作。在这期间,从组织对组织来说,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组织。中国科学院是一个人数很多的机构。特别由于在“文革”中,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不存在了,三个“科”字头的机构都统一在科学院一个机构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人员很少,基本上是一个笔杆子的机构。总的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它所属的研究机构的工作,筹办一个刊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同时自己也写些文章,向邓小平反映一些重要情况等等;帮助科学院,为他们出出主意,参加文件的起草等这类工作也是它份内的事。从个人对个人来说,胡耀邦知道我长期从事党对科学事业进行指导和管理方面的工作,而他当时正在抓起草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文件,因此特别想听听我的意见。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做了两件事,一是立即在院部和下到各研究所去,进行整顿。他与科学工作者、政治组织工作者、行政工作者,包括老中青,广泛接触,讲方针、讲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受到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青年的拥护。胡耀邦先声夺人,又稳扎稳打坚定地前进,使科学院里原先“四人帮”的爪牙们不得不暂时收敛。对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胡耀邦立即采取行动。整个科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转变了空气,收到实效。这方面的事,他们做得很好,我帮不上什么忙,也用不着我帮忙。第二个方面便是邓小平指示的,要他们起草一个文件,提出整顿科学院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的想法是,这个文件起草好了,经过毛泽东批准,就可以用来作为对“四人帮”把持下的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进行整顿的武器。对这一工作,胡耀邦就希望我帮他们一点忙。所以在那个“科学院汇报提纲”写出来第一稿后,胡耀邦就把它送给我,并且带来了一个口信,要我花一点时间看看,提点意见。我认为自己对于从事这样的工作义不容辞,于是我与他就有了一个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我研究了这个文件后,亲手改了一下。我现存的档案中就有一份“于光远的改稿”。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科学院,同胡耀邦等同志开会研究,讨论问题。其实这件事我也没起多大作用,也没有提出什么我回忆起来的值得讲一讲的意见。不过这是第一件同胡耀邦在一起合作的事情,因而是有纪念意义的。

    说起《科学院汇报提纲》,我最近找出来看了一下。它的内容今天看来其实很平常,简直没有什么好写的。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那个汇报提纲其实没有什么“错”,只有讲得不够,因为当时要考虑到接受程度——意思是要争取毛泽东批准,内容不可能写得很尖锐。甚至邓小平曾主张把胡耀邦主持下写的某些尖锐的语言减少些。可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并不尖锐的文件,“四人帮”却说它是“毒草”,而且是一株“大毒草”。应该说,那时节,对起草这个文件,胡耀邦等和我之所以有兴趣,没有别的,就只因为它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们的积极性就在这里。

    这个工作总算赶在九月下旬完成了,在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汇报了。这次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到了,有关部委的人也到了,大都发言或作了插话。当时主管科学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讲的不少。邓小平要胡耀邦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事,最早就是华国锋向胡耀邦、李昌等传达的。邓小平在那次汇报会上讲的最多。汇报后,主要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了。毛泽东看后,对提纲中引用的说他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表示他未记得自己讲过(我记得他的确没有讲过,是误引了)。退回来后又进行了修改。再送上去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这个提纲毛泽东就没批下来,再没有听到有关的消息。提纲的事,就这样没有下文。要说有什么下文的话,就是“四人帮”对它开展了批判。我手边就保存有这样的小册子。

    我们在邓小平领导下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只有三个来月。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听取他的侄子毛远新的几次汇报(进谗言)之后,就改变了他对邓小平支持的态度,要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只让邓小平管一下外事。这时候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就统统干不下去了。接着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很快展开。到第二年,一九七六年一月,政治局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文件,批邓问题就在党内公开。四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打招呼会议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科学院内部就开展了批邓“运动”,搞“揭露”、“批判”、“交代”、“检查”这一套。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成天开这样的会。胡耀邦也就在中国科学院内开同样性质的会。在邓小平领导下一起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内,我和胡耀邦有时见面。一到“批邓”这个时期,我和胡耀邦就各自在本单位挨整,就见不到面了。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的运动,我是亲身经历的,情况当然很清楚。科学院的情况我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我知道那时候的“运动”同“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虽然受批挨斗,但是不可能与“文革”初期相同。这时候的大环境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大环境,群众不再是“文革”初期的群众,挨批斗的人也不再是“文革”初期挨斗的人。

    正在批邓的“高潮”中发生唐山大地震,殃及北京。在批邓中整人的人也爱惜自己的生命,防震去了。我和胡耀邦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有一天我从家步行到富强胡同他家,两人敞开思想无所顾忌地聊了一上午。谈话中他动情地说:“我们真是难兄难弟”。这是符合当时现实的一个概括,对于以后也是一个准确的预言。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编者按】
于光远: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评价...
于光远:我写胡耀邦
于光远: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于光远:好学勤思
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
于光远:在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之...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