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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好学勤思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耀邦好学勤思是很突出的。一九三八年在南昌,陈丕显就对我介绍过耀邦这个特点,以后在我和他接触中,对这一点又有直接的观察。

  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后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到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时,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

  这里,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作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我家的院子虽然很小,但搭了个帆布棚,和同院邻居一家,七八口人挤着睡在地上。他的院子里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下层只能躺一个人,铺着被褥,可能他就睡在这个下层。晚间睡着了,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檩柱直接压在身上。如果白天来地震,他就可以赶快到那里躺下。上层没有人睡,但也铺一点被褥之类的东西,可能也是想要它们起防震作用。这样,他的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他的卧室。他就在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学习。桌上有一摞摞的书,也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谈话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这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马克思写的文字: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这样便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的资本里面……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特性。”(第三四八页)

  ——“正像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最近的资本发展上也是以生产力为一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第三四九—三五○页)

  ——“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力量,已经不复是劳勤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在劳动时间以内所运用的动原(Agantion)的力量,……而这种动原却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第三五六页)

  ——“自然没有创造出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自动纺织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质的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第三五八页)

  ——“社会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社会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第三六九页)

  刘潇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是个老同志,德文很好。当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这个篇幅很大的笔记,中央编译局还没有着手翻译。刘潇然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翻译出来,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全书共四册,八百页,七八十万字。译文不通畅,但可读,是一本要花气力去啃,也不容易啃得动的书。胡耀邦却在地震期间利用“批邓”的间隙去啃,真使我感动。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老实说方才我在引马克思这些文句的时候,知道我引那样难懂枯燥的话,许多读者会望而生畏,看不下去,可我还是引用了。我的目的不是要读者去钻研马克思的这些话,而是想让读者体验一下,胡耀邦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

  那天我和他把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找了这样五条出来。这五条都是从马克思这个笔记中“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讲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中找出来的。对这个部分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我记得很清楚,查出来不费劲。当时没有时间再去从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去找。我和耀邦两人就对马克思这五段话的意思努力领会一番,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谈了这样一件与“批邓”有关的事情。

  又有一次我去富强胡同串门时,看到胡耀邦桌上又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就问他是否又在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回答说这次他看的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胡耀邦说刘潇然的这本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了很久,而这第一分册他最近才得到。他正在看第一分册里收进的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有苏聊出版的刘潇然据以翻译的德文原本,知道第一分册的内容。我说马克思这个《导言》在他生前虽然没有发表,只是个手稿,但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不少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其中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的关系。因此虽然马克思把它编入了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笔记中,但应该把它看作马克思的一篇重要经济学著作。胡耀邦那天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观点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一九七九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一九七九年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这么热心,是他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去了这两次,使我喜欢同他一起讨论书上提出的问题了。我和他都是热心政治的人,可我们见面政治谈得很少,而主要是谈学术、谈书本。

  后来我又去了富强胡同好几次。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说要“批邓”。实际上批“邓”是“批”不下去了,停止了。但是邓小平还没有复出。那是华国锋、汪东兴当政的时期。我和耀邦都比较空闲,比较自由。他还住在富强胡同。我去他那里之前,从来不打电话联系,想去就从家里出发,步行走不了半小时到他家。那几次去每次他都在家,没有空跑,去时都同他讨论问题。李昭、德平打了一个照面后各忙各人的事情去了。在富强胡同我同李昭有一次谈话,我对我们共同的朋友发表了一个看法,她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记住了。我同德平一次都没有谈过话。耀邦是一九七七年三月才去中央党校当副校长,“四人帮”粉碎后,我去富强胡同的那几次,都是在一九七六年底或一九七七年初。

  有一次我去,他正在看一本小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递过来,我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的中译本,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买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个概述。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吉田茂写道,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后来我说怪话,如果到我国农村去,看到哪一所房屋最坏,不必问一定是学校。一九九四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耀邦推荐我阅读过的吉田茂的这本书。吉田茂这本书还讲道,日本是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日本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港口。发展沿海各海港间的航运,对日本国内运输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书中还有两次用“于是日本人就走遍了全世界”这样的语言,来描写当时日本展开对外贸易时的景象。这些,在我和耀邦见面时都没有谈过,是我后来读这本书时留下的印象。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平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正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的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差不多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治国就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条件不够就要努力去创造必要的条件。如财政力量不充裕,就可以考虑发公债、借外债或者其他办法,不能采取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消极方针。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仅仅依靠现有的条件是不够的,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确实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然后借助于一切可用的手段,想方设法去创造条件。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重视古为今用。

  在一九七六年我见到的这几件事,我写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写的纪念文章中去了。

  有一次我在富强胡同和他一起闲聊时,我还同他讲起我在宁夏中央宣传部“五七干校”时的一段趣事。在“五七干校”里,我有一个嗜酒的同学。当时我手边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在银川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的新出的马恩全集。我对那位同学开玩笑,我可以为你编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让你喝酒有经典著作的根据。于是我就编起这本书来:制作了几十张卡片,拟定编辑大纲,按照一般编书的程序工作。这书编好之后只“出版”“发行”了一册。那是个手抄本。而且最后丢失了。我对耀邦讲,我编这本书是想告诉人们,马克思是人情味很重的人,并开玩笑说我这个工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后来胡德平告诉我,那天我走后耀邦在家里还谈起过这件事,德平至今记得。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马恩论喝酒>绪论》,它后来被收进了我的《酒啦集》。这篇游戏文章,小题大作,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却分八段:“编辑此书的时代背景”、“编辑此书的直接动因”、“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进行”、“著作权等”。在新版“此书之历史命运”;“国内国际影响”。第七章“国内国际影响”中,就记载了与胡耀邦谈及此书一事。

  接着我想讲一讲八十年代初的事。我认为我们经济学界和高级干部不应该只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懂得西方经济学。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工作岗位上。我就做主给了点钱,组织翻译西方经济学的书籍,办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班等等。关于这件事,我对胡耀邦讲,希望他能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胡耀邦特别赞成我的想法,要人去找西方经济学有研究的人给领导干部上课,要领导干部听,他自己也听。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胡耀邦本人就听过厉以宁上的课。

  一九八七年春他下台后,我到三〇五医院拜望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事后动了个把我已写的许多篇超短文中若干篇赠送给他的念头。在七月寄给他之后,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一张纸,上面他抄录了杜甫的两句诗“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两句在杜甫诗中并不是有名的。收到他的“酬赠”时我还不知它的出处。我看了一本全唐诗的选集就没有查到。后来还是请人查了《全唐诗》之后,才知道是从一首很长的五古《寄刘峡州伯军使君四十韵》中摘下来的。

  最近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大地之子》中看到我的研究生张凯写的《忆耀邦叔叔》。张凯的父亲是抗战期间就已经担任陕西省委领导人的张德生。在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四位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发表过一个《关于保卫大西北的号召》,署名是关锋(贾拓夫)、杨清(欧阳钦)、伯平(赵伯平)和德生(就是张德生)。全国解放后张德生在陕西担任省委书记,六十年代初得了重病,胡耀邦去陕西就是接替病中的张德生的。张凯是我招收的、专攻党史的研究生。他是第一个研究刘少奇天津讲话,写文章纠正对天津讲话的诋毁的青年研究工作者。几年前在澳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时,因无人在旁照顾,不幸逝世,年仅四十五岁。张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七二年他去看胡耀邦,问耀邦在干什么,耀邦回答:“老样子,拚命啃书本!”张问他“读什么书”,耀邦回答:“在读数理化,尤其是国外科普读物。”张凯很吃惊,胡耀邦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是这个。”一九七五年,耀邦当了科学院的一把手,张凯写道:“他学的真用上了”。

  好学和勤思本来是互相关联的,还是那本《大地之子》收入了中央党校金春明、李振霞写的一篇文章,讲了胡耀邦一九七七年到中央党校不久,就在党校的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小组,要求起草一份研究提纲。胡耀邦亲自主持会议讨论这份提纲。在讨论中他尖锐批评这份提纲的起草者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举例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那次会后,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吴江重新起草研究提纲,数易其稿,每次耀邦都亲自审阅研究。胡耀邦不满足于人们对“文革”的那些直接获得的朴素认识,而要求拟定一个提纲,系统地进行研究,这样自然比别人认识得全面些、深刻些。那个提纲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一本《“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研究提纲》来启发引导那一段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耀邦今天健在,我就想建议他来抓抓这件事。现在他不在了,我希望有别人来做这件事。我听说就是上面提到的金春明教授写了一本“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好不容易出版了。但我还没有见到。不知金教授可否愿意重新起草我说的那个提纲,进一步发挥胡耀邦的这个研究思想。

  在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的几年中间,发表过好几篇带有学术性质的讲话:关于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关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关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关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特别是最后这一篇,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更是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的写成,我想会取得别的同志的帮助,但耀邦是个亲自动手查书看书的人,作这个报告肯定是亲自下了苦功夫的。在这篇论文中他又写进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论述,但未引证马克思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而是引用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和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一封信。胡耀邦还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系统的看法。

  胡耀邦的好学是很有名的。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程度。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以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说的这一段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一样。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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