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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从胡耀邦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和胡耀邦没有联系,连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我和他之间过从不密切。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通过一次电话。除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在富强胡同聊了几次,大家一忙就各干各的。我想他和别的朋友交往的情况也许同我不一样。反正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

    可是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悼词的语言:他组织和推进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两件大事。

    关于第一件大事,我有不少接触,在去年纪念真理标准二十周年时,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引起我极大的重视。那时我正积极投入关于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见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挂帅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了。邓小平在同国务院研究室我们几个负责人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出过要重视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是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酝酿和推进工作的情况,因为我没有参与,不太清楚。后来我才知道,他一去党校就在教学中提出这个问题。一次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哲学课程中批判了“文革”中狂热地搞个人崇拜,淹没实践标准或以权力为标准取代实践标准。还有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党史课程中确定党史研究要遵循两条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准确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过程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关于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对于开展那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我一直不很清楚。第一篇文章,在发表后受到严厉责难。胡乔木也曾认为这是“分裂中央”,使耀邦很为难。后来胡耀邦在吴江等同志坚持下,下了决心继续发表那第二篇文章。对这两篇文章,胡耀邦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曾经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过六次电话。”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直接参加工作的同志说的。关于胡耀邦组织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吴江、孙长江和当时比较年轻一些的沈宝祥等都写了回忆文章。特别是沈宝祥有一本《真理标准讨论始末》,收集的材料比较多,写得很具体很清楚,用不着我来写。

    关于胡耀邦组织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他在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做的事情,对这我就更没有第一手材料可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组织部平反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有几个特点,一是原则明确坚定。那就是他有一句名言:“凡是不切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个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改正过来”。二是时间跨度大,“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数量大,当然他抓得很紧。往前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反右倾机会主义”中,在“反右派”中,和再早的政治运动中,只要问题提到他面前,他都受理,积极谋求解决。三是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尾巴。四是渠道畅通,写信上访都接受。五是周密细致,工作扎实,防止反复。耀邦本人不要命地干,看信,看材料,写批示,工作量极大。当然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还有一些人的平反问题,不是他可以做得了主的,而且那时汪东兴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还垄断着被“审查”人的材料,给他设置困难。中央办公厅负责信访工作的张耀祠在汪东兴的支持下公然反对他,他都坚持了下来,他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就果断地解决,需要中央解决的他也做好准备,使得中央工作会议在他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作出了决定,解决了许多问题(当然像刘少奇这种特大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是三中全会后才完成的事,但许多准备工作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都已经开始做了)。

    关于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想还会有其它的特点,因为我并不接触他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我也没有更多的话。好在其他同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比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收集了不少材料。

    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曾彦修和我曾经写过一个对“六十一人案”平反有用的材料。这件事在戴煌的书上也介绍了。在这本书上戴煌是这么写的:“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忙忙地说:‘中央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说的那段话。’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连忙挑灯夜读。”并说明耀邦对这个以及其他材料的批示是“这份材料是很有用的”。这件事我当然记得,因为后来中央为六十一人平反的文件,用了曾彦修和我写的证明材料。但是有些细节我却记不清楚了。曾彦修有一篇《于光远二三事》的文章,讲了这件事的细节,同戴煌书中不一样。时间、地点、过程有出入。曾文没有写我找他是耀邦要我们赶快写证明材料。不过我找曾彦修,两个人一起写也总有一个过程,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从过程来看,可能我先在口头上对耀邦讲过这件事,而这些我至今没有记起来。

    “六十一人案件”是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大家进行呼吁,最后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常委表态时,胡耀邦还是中央组织部长;文件发出时他已经是党中央秘书长了。

    在这一年多中间,中央组织部我一次没有去过,中央党校我倒去过多次。党校的教育方针和课程,党校的同志曾经要我们国务院研究室提意见,为这件事我去党校开过会。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我还在党校作过两次演讲。其中有一次用连续三个单元的时间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长篇报告。每次去党校讲课,总是冯文彬主持。但有时中午耀邦让我到他住处去休息。

    总之,胡耀邦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做的这两年大事,人所共知,有口皆碑。

    概括起来,这一年多里,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去掉了人们的束缚和禁锢,胡耀邦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这个期间胡耀邦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我真想对他表示祝贺。当然事实上并没有对他表示过这个意思,我只是有这样一种心情,如果见面,也许会半开玩笑地讲这么一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我和他正好都编在西北组。他是这个组四个召集人之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分组讨论。分组会每天上下午两次,星期日不休息,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多了。他常主持西北组的会议。他在小组会上作了四次系统的发言。他对西北组的活动出过不少主意。大会要求各个分组对发给会议的那个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的草稿提出意见的方式之一,是要各组分头改出一个稿子交上去。这个工作,西北组就要胡耀邦、王任重和我三个人来完成。在做这个工作时,我们当然也商量了一番。除了西北组的工作之外,胡耀邦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他是会议上最忙的一个人。起草农业文件的事情他是坚决主张重写的。会议的其他文件的起草,包括三中全会公报,他都积极参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的讲话,是他通知我到邓小平那里接受任务的。邓小平在他家里讲自己在那个讲话中想写的意思,以及邓小乎自己最后定稿,每次胡耀邦都在。叶剑英在那次大会也有一个发言,听说初稿是叶剑英要胡耀邦找人起草的。后来叶剑英自己指导他的秘书在初稿的基础上修改。这些情况也是胡耀邦告诉我的。由于我知道这些情况,我才写了信给叶剑英,讲我对民主法制方面的意见,并在后来又打电话给叶的秘书,在电话中又提出一个建议在闭幕会讲话中引用一句列宁讲得很精辟的话,请秘书向叶剑英汇报(我的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我还知道胡耀邦在会议期间就各种问题与到会的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他也找过我,听我对会议(不仅对西北组而且对整个会议》的意见和商量一些问题。

    去年,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次耀邦回家见到德平,告诉德平,在京西宾馆自己忙得不得了。那时会议秘书处每周安排几次娱乐活动,耀邦说他自己除了因为工作需要看过一场电影外,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时间参加。胡德平把胡耀邦的谈话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胡德平说,他翻了一下自己那时候的笔记本,本子上还记有胡耀邦找我谈话的这件事。

    在我写的那本《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有一章“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写我对他的观察,其中有一节“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他的几次发言中有些内容,我用不着去查自己的笔记就可以复述出来,因为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某种很深刻然而是被不少人忽视的观点。比方说他讲了一个他同老同志出国在苏联用餐的故事。那位老同志没有吃过西餐。侍者拿来汤和菜,他不吃,他要等到“饭”拿出来才吃。结果侍者把那些汤和菜一道一道地撤走了,“饭”还是没有来。结果这位老同志就没有“吃”,饿了一顿。胡耀邦说,我们有些同志连什么是“饭”都不懂。当时的情况是许多人不懂得食物和粮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不懂得解决吃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来解决。这个故事的思想就很深刻。

    我有一个看法,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有两个与胡耀邦直接相关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出席会议的人的成份发生了变化。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与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大不相同,其中有一大批是胡耀邦组织和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后解放出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会议参加者中间有许多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受到了教育,思想上有了武装。这两条都是同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会前做的工作分不开的。

    我有一个观察,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这一段,胡耀邦的职务只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并不特别高。但他的工作是不能以他的职务来衡量的。他的成就非常大、非常重要。这一年是他最开心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掣肘,心情十分舒畅。我当时真为他高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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