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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在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之后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四年中,胡耀邦在党中央的职务提升得很快: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四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胡耀邦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任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全年他的职务就是这个(同时他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一九八○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日常机构。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还决定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但不用正式名义。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会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主席是胡耀邦,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修改后新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晶硍烞3N醒〕觥:钤谡獯未蠡嵘系毖∥持醒胱苁榧恰

    在他担任中央秘书长之前那一个阶段,因他工作顺利我向他祝贺,为他高兴。在他担任秘书长、党中央总书记特别提升为党中央最高领导后的几年中,我的心情则是既为他高兴,又为他担忧。

    我和胡耀邦,观点相近,性格相近,彼此开心。

    我常想到他,看来他也常想到我。在工作中,我们能够互相默契地配合。但是我们俩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密友。他有没有密友?哪些人是他的密友?我不知道。但总有一些同志同他的关系比我同他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我讲这话不是全无根据,我可以说出事实来,但不想在这里说。反正除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后这段时间内和在他下台之后,我同他有一些个人往来外,我们没有相互串门、闲聊过,也没有找机会单独谈话,从来没有在两人之间臧否人物,没有说过一句“私房话”。后来我在观察中对他工作和处事有点意见,也没有找他谈话。因为要说我就只能直话直说,而那时我觉得他似乎老实过了头,甚至都有些迂。我怕向他提意见会使他为难,因此长期以来我就只是观察他,有时候和与我有同感的朋友议论他,为他忧虑,为他着急。

    当担任中央秘书长时,胡耀邦就开始遇到某些麻烦。

    依我观察,这种麻烦来自他担任中央秘书长时,还有两个人担任副秘书长,其中有一个是胡乔木。

    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但是胡乔木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曾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那时胡耀邦仅仅是一般的中央委员。现在二胡的地位有了颠倒。这是由胡乔木在“批邓”中的表现和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作出的卓越贡献的状况决定的。但是胡乔木并不那么看得起胡耀邦。就在这段时间内,胡乔木对我说:“耀邦理论水平低,我们(指他和我)要多帮助他”。我听了他的话,不以为然。另外我知道他那时还直截了当地当面对胡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胡耀邦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感谢胡乔木,说他肯帮助人,而且具体地帮助人。同时胡耀邦对胡乔木的理论水平估计过高,对胡乔木很尊重。后来的许多事就是由此产生的。

    首先在对社会上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活动和问题上,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有某种差异。比如胡耀邦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论务虚会上讲话,讲得就很全面。他肯定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可能有百分之一、百分之几的人的想法和做法不妥当。他认为对这种情况不要怕,不要随便抓人,要研究这个别人是什么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要搞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这些人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要引导和帮助,而胡乔木却把这种现象看得十分严重。而且把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说成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也就在这段时间内,胡耀邦曾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胡耀邦和胡绩伟,还有一个是于光远。我和胡耀邦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直接接触,我是通过胡绩伟才知道胡耀邦对这件事的态度的,才知道胡耀邦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像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的讨论。当我们发起这场讨论时,华国锋、余秋里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六日去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四国访问,不在国内,十一月回国。回国后余秋里就对开展这个讨论有意见。他动员《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公开批评《人民日报》,当然更点了我的名。这时候胡耀邦一方面同意胡绩伟提出的允许地方报纸批评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不用什么组织纪律来压《大庆战报》和《华北石油报》;一方面主张对这个问题坚持讨论下去。这时候胡乔木就出来反对。他出来反对,没有什么理论上政策上的理由,无非是因为华国锋反对——当时他是中央主席,胡乔木对他地位的稳定性可能有过高的估计;特别是余秋里反对,他是在经济工作中有权有势的人物。于是胡乔木准备请余秋里到社会科学院来讲话,在社会科学院内动员展开对我的批评。这件事被我顶回去了。余秋里没有来社会科学院。于是胡乔木就直接去找胡耀邦,要胡耀邦下命令停止这场讨论。胡耀邦坚决不同意。胡乔木就去找华国锋,向华国锋提出停止这场讨论的主张。胡乔木是知道华国锋的态度的,他当然不会反对胡乔木的主张,说了些不同意开展这场讨论的话。于是胡乔木就带着华国锋的话去找邓小平。邓小平那时大概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国锋搞得很僵,就同意胡乔木要求停止那场讨论的主张。于是胡乔木回过头来去找胡耀邦,用邓小平的话去压胡耀邦,使得胡耀邦不得不下令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暂停发表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文章。

    这时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已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得到解决,而且正一件一件地落实。但是也新产生许多问题,胡耀邦想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在这段时间内,胡耀邦的上面还有华国锋,他的行动还要听邓小平和陈云的。他的副手胡乔木又常同他不一致,而且胡乔木对胡耀邦不尊重,他同胡耀邦有不同意见,常常直接找邓小平,胡耀邦的主张有时便被胡乔木否定,工作很不好办。这样的事情,有的我只是大致知道,有的只是知道一点点,了解得不确切不全面,我不便去说它们。但是上面讲到的关于理论务虚会上的事情,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我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个轮廓,要原原本本地讲得用相当长的篇幅,需要写专门的文章。

    当然胡耀邦也有不少同胡乔木相左的主张,由于他坚持而取得了成功,比方说在实行农村改革的问题上,在建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上,他都出了力也取得了成功。总的说来他的威望在不断提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遇到的困难,心情上的烦恼,他不对不了解他心情的人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

    在一九八○年二月后,他担任的那个总书记的职务,还不是党中央的最高职务,同党的八大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相当。那时在总书记邓小平之上,有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这时在胡耀邦之上,也有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如果说胡耀邦担任秘书长这一段,是他进入党中央领导集团的过渡期,那么,一九八○年二月后担任总书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向担任最高职务的过渡。

    这个过渡期只有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他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是在农村推进实行承包责任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个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万里考察后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表示支持。但是反对的人不少,当时国家农委就不支持。一九八○年二月在五中全会上着重议了一下包产到户问题,这时候万里已从安徽到中央工作。胡乔木也转变了立场不再讲不要包产到户的话,而说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一九八○年五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凤阳经验。半年以后,在一九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中央举行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形成了一个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发了个“中央同意纪要各项意见”的通知,要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组织讨论,这个《纪要》,不再说什么“不许包产到户”,而是提出“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胡耀邦逝世后,赵紫阳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指出,胡耀邦“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句话指的是胡耀邦的一贯立场。而在一九八○年,在这方面他做的主要工作是以党中央名义支持了这个座谈会讨论的结果。

    我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介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农村改革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就讲农业要发展,要依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说法。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我在那本书中写道:“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窗户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在一九八○年的这个《纪要》中,这张薄纸已经捅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虽然还没有彻底撕毁。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件事,大概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胡耀邦去合肥,在安徽省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他谦逊地讲,自己对实行包产到户的觉悟比较迟。并指着参加会议的胡开明同志讲:胡是先知先觉,他自己是后知后觉,胡开明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举行的农村问题座谈会期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在农村应该实行类似包产到户那样的“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看了后,反对胡开明的主张,说“胡开明,开明是开明,可就是‘胡’开明”。因为这样一句话,胡就长期受整。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在他亲自过问下,胡才得到平反,并于一九七八年调去安徽工作,到安徽后,胡在万里同志的领导下对安徽农村改革又作出贡献。胡耀邦是对我国农村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安徽的那个会上如此谦虚地表彰别人而自认不如。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也是在一九八○年他担任中央总书记、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这个期间总结的。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冤案的平反——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把康生、谢富治这两个“政治品质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活动”的罪大恶极的家伙开除出党的决定,也是在这段时间作出的。其中有胡耀邦的主张和辛勤劳勤。由于康生死后中央所作的悼词称康生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是“四人帮”没有粉碎前作出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次中央撤销了对康生的悼词。谢富治的悼词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决定撤销。

    在这期间,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肆意践踏党规党法的行径,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一九八○年十二月后,他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是他正式提升到党中央最高职务的最后一个过渡期。在六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央主席之后,他正式成了党中央机构的“第一把手”,从组织上说,在他上面再没有别人。这时候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都还是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样的安排,明显地带有支持扶植胡耀邦的意味。关于让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是党中央尤其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尤其是叶剑英,他在当时的常委中年事最高,最有资格对这个问题发言。

    叶剑英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讲了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意思,大家都是很明白的。那时叶剑英八十一岁,邓小平比他小七岁,是七十四岁。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毫无疑问是会议的核心。说核心不是他而是别的人,完全歪曲了史实。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会后这个地位更巩固地确立起来了。但是邓小平的年龄也偏高了。将来谁来接班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胡耀邦是最合适的人选。到会的代表谁也没有这么说,但许许多多人心中都是这么想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人对胡耀邦的经历很了解。在讨论增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组会上,就有人对胡耀邦的经历作了介绍。会下更有许多的议论。那时胡耀邦六十三岁,也不算年轻。他也是个老革命。一九二九年秘密参加CY(共青团)。地下的共青团员同共产党员(CYCP)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被反动派抓住了,一样受镇压。从那时算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已有四十九年的革命历史。他的政治水平、工作精神、组织能力,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近期所做的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两件大事摆在面前。同时中央老同志也很了解他。他曾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川北的工作,后来他调到共青团中央也是邓小平点的名,加上中央工作会议让他起那种特殊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叶剑英、邓小平等把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迹象。

    中央设立书记处这个机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有人提过,一九八○年二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时,这被列为全会的一个议程,决定要把这个机构成立起来,并准备让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五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会议上,叶剑英讲话一开头就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稍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常委。这件事如五中全会公报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选举了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胡耀邦一起进中央常委的还有赵紫阳。赵紫阳没有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他任国务院总理。参加书记处的,除胡耀邦外还有万里等十位同志。

    五中全会作好这种准备,又在六中全会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决定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这个接班人也就成了事实。

    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整整六年的时间,胡耀邦在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位置上。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写耀邦的重点应该写这六年。这六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对外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耀邦重大的功劳。他逝世后中央所致的悼词中写了八条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前两条即是关于他组织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第三条是关于制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这些都是在他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之前的事。在担任中央最高职务后,除继续在农村改革方面发挥作用外,还有五条——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主持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关于完善政治协商,促进多党合作,民族团结;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我国政府和人民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等,主要都是在这六年中做的工作。事实摆在那里。这个悼词对他的功绩仍未能作充分的评价。今天应该更进一步地全面地肯定他的功绩。那些从悼词后退或任何企图贬低他的说法,都是与史实相背离的。

    但是这六年很不好写。因为在这个时期,他身处党中央最高职务,正式言论和举动必须代表党中央。因此哪些言行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和意愿,哪些是党中央集体中其他人的主张(后者有耀邦经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在思想上接受了的,也有他思想上并不以为然,组织上服从不得不讲的),不易搞清。而当时有一个规矩,政治局会议一个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一个星期至少开一次。要对耀邦作出恰当的评述,就要对他的言行作一番辨别,这是很不容易的。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这篇回忆文章所能做到的。

    在这六年中,十二大前胡耀邦的职务是中央主席,十二大后改称总书记。但是工作是一脉相承,并没有区别的。而在这前后我和他的联系是有区别的,因为十二大后,我退居二线,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他一起开会的机会少了许多。对他的了解更不如以前具体。但是我对他的事还是知道得不算太少。我总的印象,他一方面不要命地工作,为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尽智尽力,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这种批评从一九八○年算起一个接着一个。我很想对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做些研究,但这又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总之,前面我写过,这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对这六年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充分搜集资料,并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非常客观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然后综合起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不应该留下一块空白。史学家们要把这今天还存在的空白地方填补起来。而且总有一天会把这个空白填补得很好。即使现在的人不去做,将来也是会有人做的。不过现在来做,材料更容易找得全一些,有亲身经历的、健在的人也更多一些。就是像我在这六年中对他接触不多的人,也还可以提供自己亲历的一些材料。如果有人研究,我认为提供这样的资料,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现在,我是在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时写纪念文章,文章是随笔性质,想到什么,觉得哪些事情好写,就写什么事。

    先写十二大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留下的对胡耀邦的印象。

    一九八○年十二月胡耀邦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大召开有二十个月。这段时间,党中央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参加了起草工作,也参加了四千人的讨论,了解有关起草和通过这个决议的过程。但我不敢说了解得很深入具体。我知道,对这个决议的起草,是邓小平亲自定的调子,胡乔木执笔,实际上主持党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议他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起草过程中胡耀邦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起了怎样的作用,我就记不清楚了。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胡耀邦对接受历史教训和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把握得比较全面,而胡乔木却片面地不切实际地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毛泽东辩护,减弱接受历史教训的意义。我不反对在起草决议时考虑当时党员和干部的觉悟程度,采取顺利的通过,也考虑社会和国际的影响,但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是首位的,而且必须强调总结历史是为了取得经验和教训,有些话可以暂时不说,但是不应该去说那些不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话,尤其不应该发挥本身就站不住脚的东西。

    这里,不妨把胡耀邦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个讲话和胡乔木的一个讲话作一比较。胡耀邦讲: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针对毛的晚年思想。晚年错误思想的起点始于一九五三年毛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一九五七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一九五八年又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幻想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过渡到共产主义。发展国民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使胸怀大略的毛泽东满意,毛泽东热情高于理性。他总是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之间摇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大同书》,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方办人民公社时,毛将《大同书》亲自作注送给徐水县。

    胡乔木则说,建国后分四段:(a)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正确,包括集体化。(b)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除五七、五八、五九年)建设方针正确。十中全会不算路线错误。(c)六六——六七年(做了个别的好事)。七二——七三年好转。七五年大半年,路线上毛负责,党也要负责。毛与林彪、江青本质不同,毛基本上保护国务院与解放军,勉强保护了党的统一,保护了一批老同志,打倒了林彪,批评了江青,使粉碎“四人帮”成为可能。不能说党和国家变质,“文革”不是革命而是内乱。经济、政治、文化都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找到可依靠的力量,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文革”发生的原因:(1)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存在阶级斗争没有准备;(2)对苏联斗争过分紧张;(3)毛骄傲与搞家长制;(4)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不成熟。

    把两个人讲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彼此间明显的差异。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三中全会以来》中胡耀邦和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两人的讲话。这两个讲话都是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不久后,针对同一个时期的情况和问题讲的。当时我在场,听了这两个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同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期间我和他们两位的接触所得的印象,是基本相同的。

胡耀邦的思想主要在接受历史教训,认识今后我们的责任。胡乔木则除了不得不讲某些历史教训外,着重点是为一九五七年后的历史尽量辩护。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接受历史教训,强调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讲理,反对鲁莽从事,大轰大嗡。

而胡乔木则针对一九七九年初有同志写了一篇论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及还延续到一九七九年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建成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应该称之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竟讲了这样一段令人惊诧的话:一九五六年后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请注意,胡乔木这话是在一九八一年而不是一九九九年讲的。他说的“二十多年”就是“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份。他所说的“二十多年来我国”就是广大人民过着可悲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国。而他却强调在这期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只说“有成就”,而且说是“伟大的成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不仅正面发表这种荒谬的言论,而且把不按照他的观点来看问题,说成“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这些话都是他自己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

在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后的第一年,以白桦的小说《苦恋》和由此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为引子,中央召开了一个“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这个会的主旨是批评在思想战线上领导的涣散,批评的靶子首当其冲的是文艺界。除文艺界还提到理论界、新闻界。白桦的《苦恋》和《太阳和人》开这个会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后来看了电影之后,我认为是不好的作品,文艺界可以说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新闻界、文艺界的情况我说不清楚,而理论界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对理论界的批评,没有拿出任何过得硬的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胡乔木的那一篇在他看来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我就这个问题同胡乔木吵了一架,他被迫在决议第三十三条中加上我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只是很不情愿地把它放在陪衬的地位,说什么“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重点还是放在抵制理论界认为我国还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上面。胡乔木置这一切于不顾,硬是捏造事实来欺骗那些不很了解情况的人,欺骗邓小平等老同志。他还造了不少社会科学院的谣言,比如林韦同志讲过一句“四项基本原则搞不好会变成四根棍子”,胡乔木一定要说林韦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等等。这事我也当胡乔木的面批评过他,但他仍旧不改,照样上报。原先我不懂得胡乔木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报,后来才明白他需要用这种手段抬高自己打击胡耀邦和其他真正坚持正确立场的同志。经过胡乔木的“努力”,他在这个会上扮演了站在正确立场、批评别人的角色,而胡耀邦则被置于对涣散软弱负有领导责任的位置上,开这个会是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后第一次受批评,虽然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出来,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小会上或个别谈话中对他有无批评,但是实际上胡耀邦受到批评这一点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胡耀邦在这个会上讲了一篇话,我认为他这篇话是用了一番心思讲的,真难为他,应该说是讲得不错的,从原则和策略的角度来看,都很有水平,是我看到的在他担任最高职务后最好的讲话之一。这个讲话虽然也不免受到胡乔木歪曲事实的影响,但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东西。

想对自己所记得的关于在起草十二大报告过程中胡耀邦的一些情况,专门写一节。

进入一九八二年,为召开党的十二大作准备的事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央主席胡耀邦要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对他身边的郑必坚谈了自己对十二大报告内容的一些初步设想。在这之后不久,起草小组的人就集中起来上玉泉山,这时我还在一线工作。由于一九八○年中央书记处成立后,胡乔木提出把国务院研究室改成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他和邓力群离开社会科学院到研究室工作。胡乔木自己仍兼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力群就不兼了。社会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就由我主持。胡乔木也要我去那个研究室,我拒绝了,坚持留在社会科学院。因此我参加起草小组时,就没有用书记处研究室的身份。起草由胡乔木执笔。胡耀邦作为十二大报告人,经常上山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举行十一届七中全会决定九月一日举行十二大时,报告稿已经起草多时了。这个稿子前后起草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是我和胡耀邦接触比较多的一段时间。

第一件我记得清楚的事,是胡耀邦对这个报告提出要“有理论”、“有思想”、“有深度”、“有新意”这样的“四有”的要求。他还提出报告稿要深入浅出,讲出点道道,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他说报告可以夹叙夹议,但不要絮絮叨叨,拼凑很多情况和老话,使人听了闷气,也不要发号施令,尽是空话。我认为他的这些想法很好。我们许多文件有胡耀邦提出要防止的那些毛病。在这一点上,我与胡耀邦有同感。不过那次谈话未涉及报告的实质性的内容。

文件分经济、文化、政治、党、国际几个部分。四月二十二日耀邦也说了一下,这是政治报告通常的做法。

    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内容无非是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

    在发展方面,这时湖北襄樊和广东佛山送给中央两个材料,是当时讲工农总产值翻番的成绩的。这件事触动了胡耀邦。把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作为奋斗目标的思想是他提出来的。起草小组里对这提出异议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认为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奋斗目标缺点很大。农业总产值采取“产品法”来统计,即农产品的质量乘单位产品的不变价格,问题不大;而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这个产值目标中工业总产值采用的是工厂法,即一个工厂出产一种产品计算一次产值。比如南京有一个制药厂,生产阿斯匹林。一厂改两厂,一厂生产出阿斯匹林粉,一厂把粉压成阿斯匹林片,一下子产值就翻一番。就在这时候,我打电话去武汉把我的想法告诉陈丕显,我认为襄樊的这种做法不太好。陈丕显问用什么指标作为奋斗目标好,我说用国民生产总值(G N P)或者国民收入都比工农业总产值好。他说:“可是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呀。”他的话我想想有道理。我本来是赞成树立一个奋斗目标的,这对于鼓舞干劲有好处。我不同意的只是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目标。但我们的干部不懂得别的指标,看来只有勉强使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于是在起草小组开会时我宣布改变立场,放弃我的反对意见。耀邦对我这个态度改变非常高兴。但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原稿中“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句话中的“力争”之前,加上一句“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几个字。耀邦当场就表示完全同意我主张加的这个前提。十二大闭幕几天后,我就建议首都各经济学团体召开一个大型的报告会,希望大家注意胡耀邦的号召有两个意思,不只有一个翻两番的要求,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后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没有水分的翻番。

    胡耀邦提出的目标当时被认为是“宏伟”的,虽然现在早就超过了(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有六七百万亿了),但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号召还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在北京以“理论方法论组”的名义,同国家科委研究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五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每月一次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这是中国开展战略研究的会。开展这一战略研究胡耀邦是知道的,十二大报告也是党的文件中最早使用战略这个语言的报告。但是他提出的翻番战略恰好同我们那个战略座谈会第一、二次会的精神相左。我理解他的意图是鼓干劲,因此还是同意和支持了他的战略目标的提法。

    在改革方面,一九八二年一月陈云同志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这是一方面的声音。另一个方面的声音是薛暮桥、林子力等人的文章,强调商品经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因为这话当时还没有传出来,大家不知道。耀邦未必不知道,两位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使胡耀邦很为难。而对这个问题,理论界非常关心,举行过商品经济、市场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不少人写了文章。这时候邓力群改变在出国访问后发表过的肯定商品经济的提法,把自己列入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之中,而批评经济学家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那些人。胡耀邦这时未作明确表态,但是有倾向商品经济的迹象。这时候在玉泉山参加起草报告的人在胡乔木的支持下,写了一封信,批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胡乔木要我在这封信上签名,被我拒绝了。胡耀邦作的政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也就采取了回避的办法。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我对胡乔木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对我主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在第三十三条中把它放在陪衬地位很不满。我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十二大报告,但我不愿意再同胡乔木发生冲突,于是我一直等待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有一次谈到报告中关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节时,胡耀邦正好在场。我提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连说“很好,应该写”,胡乔木不好反对。最后的文字从前后来说没有把我想写的意思表达出来,但这次不像《决议》那样放在“尽管”两个字的后面,而是作为一个正面的命题提出;而且全文也只是讲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的关系,胡乔木没有敢写他在《决议》中强调的那样一些错误言论。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我提出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提法改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初改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提法,是一九五八年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来的。王明的理由是各取所需不是一种有领导的行为,以改为好。毛泽东要中宣部研究,中宣部为此召集一个小会。是我根据法文原义,参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提法,提出译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结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接受我的意见作了修改。但是不几个月,我就觉得这个译法有很大的弊端。因为“按需分配”也可以是很低标准的分配。河北徐水、山东范县,因为实行多少个包的按需分配,自称本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又多次提出改回“各取所需”。但是怎么也改不回去了。在十二大文件起草期间我主张在党章中改回去,我的这个建议胡耀邦没有接受。这个倒不是因为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说如果接受我的意见,十二大以后一定会有许多人来讨论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影响大家对二十年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注意力。我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我认为不会有他说的那种影响,但是未能说服他。因此直到现在这个说法也还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九八年是四十年,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我一直感到不安。关于合格问题,我在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曾写信给中央,但未在报刊上发表。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改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文章,收在我的文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第二卷中。

    由于在十三大后我一直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而且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但是我认为如果党章仍然要使用这个语言,那还是应该改过来的。我希望理论界注意这个必须修改的语言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胡耀邦在十二大文件起草中,对许多具体问题都给予注意。当时有一个我国兔毛出口困难,引起农民杀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他都注意要我研究。我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并把我调查研究的结果告诉了他。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向当时纺织部长郝建秀进行调查的来往信件。

    十二大后我和胡耀邦的关系,有这样一个变化:我退居二线,当了一名中顾委委员,就不经常在会议桌上同他见面了。在十二大后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不得了。自己感到离开官位后对人民和党的事业做的事,比以前更有效、更有特色。但在十二大后,胡耀邦也还常给我送来中央文件草稿和他的讲稿,多次让他的秘书传话要我提意见,有时也通过他的秘书,请我到他主持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这样的事不算多,但是我都按照耀邦的要求写了书面意见。要我参加的会议,我也都参加了,并发表了我的意见。

    不妨先讲一件我记得很清楚的有关整党决定的事:

    在整党文件中写了清除“三种人”的内容。“三种人”指的主要是“四人帮”在位时充当“四人帮”工具或者充当“四人帮”爪牙的人。决定中指出不能使用特别不能重用这样的人。这在原则上大家都赞成。问题是这样的人都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在“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就提出来那是很容易解决的,而到提出整党的一九八二年,时间已经过了六年,人员有了调动,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在会上提出要对“文革”中若干起有名的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若干篇有名的文章或文件、若干个代表“四人帮”的集体笔名中的有关人员一个一个进行调查研究,确定其是否属于“三种人”,找到他们现在哪个单位,了解他们都担任什么工作,粉碎“四人帮”前和粉碎“四人帮”后都有怎样的表现,然后一个一个研究对他们应该作何处理。我认为中央可以设一个机构,我称之为“‘三种人’研究所”,专做这个工作。按老话说便是成立“专案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否则文件上提出的消除“三种人”的目的就达不到。听了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耀邦连声说好。后来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不少属于“三种人”的人,他们的面目不但没有暴露出来反而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中央机关——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受到信任,使党的工作以后受到很大的损失。

    在整党决定下来后,耀邦遇到一件我认为处理得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在清理“三种人”时,真正该处理的“三种人”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清理到胡耀邦的写作班子头上来了。在党校的《理论动态》组中(我不在党校工作,说不清楚在党校发生的事情,因而对党校这个机构可能说不很准确),有一个名叫阮铭的人。这个人“文革”前曾在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工作,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团中央委员。这个人在“文革”开始时写文章“揭露周扬”,批判鲁迅文章中的“四条汉子”,成了中宣部的一个造反派。那是陶铸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管中央宣传部的时候。当时阮铭很活跃,地位很高,可是一九七六年陶铸一倒台,阮铭跟着也倒台,他也成了被审查对象。他的政治待遇,比我们“走资派”还差,我们“解放”时,阮铭还没有解放。一九七七年他去中央党校工作,当时他的工作归胡耀邦管。阮铭的思想比较敏锐,笔杆子比较硬,在中央党校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在整党中他被定为“三种人”。而那些真正造反起家的人在整党中不但没有挨整,反而受到重用。当阮铭作为“三种人”被提出来要处理时,胡耀邦无法保。这使得有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寒心。在“文革”初期我是“黑帮”,红卫兵里的事我全然不知。但我毕竟是在中宣部挨斗受批,阮铭这个人是很早造反但并没有“起家”的人,却成了整党中在中央机关里几乎是唯一被揪出的“三种人”。而真正造反起家的人以后反而得到重用,这是整党中的一个失败。结果胡耀邦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害。这件事我后来才听说一个大概,但不知道胡耀邦为什么对此事这样懦弱无能。这件事就更使我为胡耀邦的前途担忧。

十一

    按照时间次序,该写一段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比较早,但是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的一篇讲话开始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应该是一件大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分工管学术工作的副院长,并且兼任这个院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所以早在一九八一年时我就提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事情,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可是在纪念日到来时,我已经离开社会科学院的负责工作岗位,加上同胡乔木、邓力群之间的关系紧张,没有再让我参加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个纪念之所以我认为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潮流已经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主义。我认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作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人们去重视它的力量的缘故。我认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的问题是必须“发展”,不发展它就没有强大的生命力。胡耀邦有一个马克思几次高潮几次低潮的看法。他对我讲过,在一次集会上也非正式地对不少人讲过。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低潮中,希望能够再出现一次高潮。我不反对他抱这种希望,但是我又认为此非易事。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基础比较差。有些自视有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我已看透了他们并不懂得多少。我主张要提出问题,进行艰苦的工作。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令人高兴的,这又是一个好条件。关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事,我同他有过几次简单的交谈。最后在纪念日他拿出一篇《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讲话稿。我了解他的工作作风、工作习惯,不会接受别人给他写的稿子作为他的讲稿,他一定会自己为这个讲话作准备。他的秘书也会帮他做不少事,但他一定亲自动手,自己动脑思考,多方征求意见,他就两次送稿子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热心马克思主义事业是很佩服的,只是我认为他写的内容太受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的束缚,没有能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因此理论性显得不足。我对这个稿子不可能提出“颠覆性”的意见,只提了一些枝节性的意见,他大多接受了。他的讲话是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讲的,留给人们的印象不算很深。周扬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讲的题目是《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周扬和我等许多人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的发言。胡耀邦的报告我们大家都听了,我们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他没有在场。

    在筹备这个纪念活动时,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看,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研究,发现它们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可以和应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条我认为是清楚的。而在哲学领域中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不好,但我感到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异化问题的研究这些国外学者讨论得很起劲的问题,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我这个观点周扬是知道的。周扬接触到外国学者的研究、外国学者中对文艺理论颇有研究的人的著作也就引起他的兴趣,他还想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写异化问题的文章。学术文章当然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们也就各自准备自己的论文。在看到报上发表的周扬文章后,我觉得写得还是很好的。我和理论界的许多人,认为要写出这样一篇文章颇不容易。胡乔木自己不下功夫,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自己不写什么文章,却在事后批评周扬,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上网上线。他根据的无非是大家熟悉的分析问题要讲阶级性、不应抽象地去讲人道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周扬所讲的并非脱离实际的抽象,周扬所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恰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下出现异化的可能性,而胡乔木则不顾历史事实,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就一定不会产生异化。事实是不能用一两句辩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否认的。周扬文章讲的社会主义是具体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了事实上具体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胡乔木讲了许多“抽象”和“具体”,却不懂得黑格尔如何使用这两个概念。

    胡乔木虽然已经对周扬作了那种上网上线的批评,而且利用他所掌握的“笔政”,使他的话变成文件上的话,但我知道他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理论界普遍的不满和反感。他也知道话已经讲出去了,要设法把自己已经说过的话讲出一篇说得过去的道理来弥补。于是想写出一篇文章来,编造出一番道理。他的这篇文章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条件比起周扬写那篇文章条件好多了。首先他的时间不受什么限制,有充分的时间来建筑防御工事和进攻的武器;不像周扬有一个必须在三月十三日马克思逝世的日子这个时间拿出的限制。其次,他可以动员比较多的人为他找材料为他执笔写部分初稿片断。他可以同别人有充分的时间去议论。他可以写信给别人请别人给他提意见。无奈真理不在自己手中,他做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而是为他已经讲过的错话找根据。因此文章无法写好,竭尽全力拿出的是一本不像样子的小册子。白纸黑字在那儿,谁都可以看出它理论水平究竟有多高,思想上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逻辑上有没有混乱。他想装扮自己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暴露出他是在自己完全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情况下给周扬上网上线的。结果周扬是受批判者却显示出周扬是胜利者。胡乔木真是粉面遇雨,丑陋自取。胡乔木之所以没有公开受批评只是人们投鼠忌器,胡耀邦对胡乔木的作为,没有说一句支持的话。胡乔木做这样的事的结果,不但使周扬郁郁而死,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混乱长期未能肃清。胡乔木和邓力群还想把这个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一个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做法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方毅及书记处多数人的抵制,“清污”运动搞了二十几天就被否定了。但是在文艺战线、理论战线的范围内清除精神污染这样一个提法是继续下去了。

    胡乔木、邓力群的这些作为,很明显地包含针对胡耀邦而来的因素。他们这么做,起了显示他们保持政治上的纯洁,而胡耀邦则在这场斗争中负有领导涣散和软弱的责任这样的作用。他们制造的舆论,在一些领导同志中间是起了作用的。胡耀邦后来下台就同这有关。

十二

    一九八三年底纠正了把反对精神污染搞成一种运动的错误之后,情况有明显的好转,一九八四年改革开放进展很快。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央发出又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三月党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党组织关于“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的通知。五月中央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提出加快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城市。同月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六月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到十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是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文件。这个决定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并系统论述改革的迫切需要,论述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在这些工作中,大都是赵紫阳出面,胡耀邦讲话不多,但他的积极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胡耀邦逝世后,赵紫阳所致的悼词特别强调胡耀邦参与制定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重要作用。

    在十二大开过后,我更致力于改革,也致力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研究。我提出要大力开展中国国土经济、技术经济、生产力经济研究,提出对全国战略、地区战略、部门战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到外地去考察的时间很多,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各省都到了,有的省、区所有的地市都到了。一九八三年我去外地时,常常发现耀邦也去过那个地方不久,知道他在外地发表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带有接触到一些情况即席发表感想的性质。我在外地时,当地的干部转告我,其中绝大多数意见我都是赞成的。比如一九八三年我在青海考察时,我就听到他提出在二十一世纪党和国家建设的注意力着重点要向西部地区转移;讲在今后的二十年中,中国着重发展东部地区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到了二十一世纪转而着重发展西部地区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讲了只有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西部地区才可以得到东部地区帮助而获得发展,西部地区的人应认识这一点。我写的《开拓青海省》那篇文章,就引用了他的思想,主张青海要在科学上、人才上、农业上做好迎接这一转移的准备。我在甘肃考察时,地方上传达胡耀邦提出要重视保护草资源、改进草资源、提倡大家种草的意见。对这我也认为讲得很好。他又在外地讲要把农村“人均增百”即把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一百元作为奋斗目标。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好,而且写过题为《人均增百好》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人均收入增加是个实实在在的事,不像增加工农业产值那样不一定落在实处。人均增百这样的口号肯定能有力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一百元一百元地增加上去,农民富起来了,农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增加,会增加全社会产品和劳动的需求,市场繁荣,整个社会就会富起来。

    有一个时期耀邦和我都在外面走。往往并不是我先到某个地方他后到,而是他先到了我后到。那时节我身体好,特别爱去贫困地区。比如我就专门访问过湘鄂川边缘地区。一次我在湖南永顺,想去湖南的龙山和湖北的来凤,正好遇雨。司机怕危险不想开车,我坚持要去,结果汽车轮子装上防滑铁链走。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说胡耀邦不久前到过那个地区,讲了不少胡耀邦在那里的故事,他不辞辛苦地走,对于他了解民情大有好处。我在湖北来凤,当地的干部对我说,建国以来没有一个中央的同志到过那里,胡耀邦是他们见到的惟一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作风又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别的不说,只说让当地干部和群众知道党中央还关心着他们就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蹲点是一种调查方式,跑面又何尝不是。

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先后到中国最南、最北、最东、最西的地方去看一看。我开玩笑说,这样我可以写我的“四至”。我最北到了黑龙江的北极村;最南纔到海南的鹿回头,这不行,我想至少要到西沙,还要争取坐船到南沙;最西我知道是走不到那里去的,坐飞机度过喜马拉雅山,不知道算不算到;最东我到了图门江边的一个农村,在那里我看到有胡耀邦写的“东方第一哨”。

不过耀邦有一个主张我一直不同意,而且我到处“纠正”他,那就是他提出的“有水快流”。这“水”说的是矿产。矿产是一种不能再生的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这种战略资源,要有计划地开采。我对有色金属资源的方针是(1)建立本国的战略储备;(2)待价而沽;(3)不要急忙开采。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已建立起自己丰富的战略储备,可以压价收购,如果我们低价给他们,他们的储备就越来越多,储备一多他们就更可以压价。我们决不能吃亏。不过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胡耀邦提意见。

十三

    我的印象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最高职务期间,对国务院的工作说不上过多地干预。三中全会以来,我认为在党政分开这一点上是处理得比较彻底的。接着三中全会举行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分工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政府工作除华国锋本人外,则由余秋里、方毅这几个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就是正副秘书长中还有一位姚依林管政府经济工作(当然还有几位国务院副总理)。胡耀邦只对改革和经济工作的某些指导思想发表意见,一九八○年成立书记处,赵紫阳以总理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不进书记处,胡耀邦负责的书记处就不干预政府工作。十二大后胡耀邦这个总书记管全党工作。虽说他对党的工作,包括思想理论工作有偏爱,组织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也熟悉,同时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赵紫阳调来北京后,他和赵紫阳进入中央常委,国务院工作有赵紫阳在管,胡耀邦总管一切,但胡耀邦还是很少去干预国务院的事。特别在“清污”之后的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赵紫阳抓改革很有成效,就我的观察,胡耀邦就比较闲一点,有时间到外地走。在外地他只是就他接触到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责备他对国务院的事管得太多。我见到他,有时批评他对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管得太少。后来我觉得我的看法不对,看到他已在科教文方面抓工作,可我还是对他提出这样的意见:财政工作重要就把王丙亁同志提成了国务委员,为什么不把文化部长也提成国务委员?我还给他讲过自己对我国教育工作的不满。他知道我对教育工作意见多,也特别重视听听我对教育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中央要制定一个《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大约在四月上旬,在这个文件已经有了草稿的情况下,耀邦召集三个政治局委员和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举行会议,专门听取我的意见(这个会议附带还有一个议程,那就是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到外地走一趟,要求向书记处汇报,就请刘达同志到会汇报。那个议程不是主要的,占的时间不长)。我作了长篇发言,意思是这个文件稿可以视作一个好文件。但是教育方面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文件对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提出来,因此如果想用这样一个文件来长期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我不能投赞成票,如果考虑到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为了迈出第一步,把这作为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文件,接着不很久,比如每隔两年再搞一个,我可以同意。我举了经济改革方面不断前进、特别是连续几年中央发布有关农村改革的文件为例,说明改革必须连续多年不断发文件的道理。在这个会上我还批评对教育改革问题讨论太少。我说,这几年对经济方面的改革召集了许许多多讨论会、办了许许多多个刊物,出了多少本书,成立了好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机构,而教育改革方面没有开过一次影响大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教育改革的机构和园地也很少,而且对教育部意见比较多的人,根本看不到教育改革的材料,也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耀邦很注意地倾听我的发言。而且自己动手记了笔记,在这个会上我讲得比较长,我说自己讲得太长了,耀邦说召开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听你的意见,你尽管讲。我一个人就讲了一小时左右。

    又有一次教育部长蒋南翔要离开教育部,发生一个由谁来接替他的问题。胡耀邦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书记处的有关同志,也邀请了部分北京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如北师大的聂菊荪、浦安修(彭德怀夫人),清华大学的刘达以及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昌。我不在教育系统工作,但也把我请去了。大家在发言讨论时我没有发言而在一旁笑,被胡耀邦看见了,他说:“光远你在笑,想必有意见想发表。”我就说:“这样来讨论谁来当新的教育部长,实在很难发言。我认为可以在全国找十个办得好的大学校长,十个工作干得好的教育厅长,把他们作为候选人,请他们每个人写一篇《假如我是教育部长》,说说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发给大家,然后讨论。有了这样一个材料,大家就可以发言了。”我讲罢,耀邦立刻表示说好,可以考虑这么做,李昌和聂菊荪、浦安修都赞成我的意见。不过分管教育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方毅早已有方案。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还是由何东昌担任。在方毅提出何东昌之前,曾有人提出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但王任重反对。我没有表示赞成何东昌,因为我心里的确不赞成我的老朋友蒋南翔在清华推行的那套办法。胡耀邦还是尊重方毅的主张。我对会议的决定不满意。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在这之前中央还搞过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耀邦也要我提意见,我也提了意见,起草者尊重我的意见,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修改。

十四

    十二大到十三大之间一共开过七次中央全会,我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列席中央全会的权利,因而都列席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党中央自新时期以来召开的第二个三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中央决定。一九八五年一连开了三个中央的会议;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插在四、五中全会中间的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时间是:四中全会在九月十五日召开,只开一天;从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了六天;然后又在九月二十四日开了一天党的五中全会。这三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便是解决中央机构的年轻化问题。然后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举行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最后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举行的七中全会,决定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党的十三大,确认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我参加了十二大胡耀邦报告的起草,那时我还没有退居二线。十二届二中全会,我只是参加了胡耀邦召开的研究整党问题的会议和以后对整党决定的稿子提出意见。三中全会只参加过一个关于文件草稿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体改研究会于四月底召集的,是安志文、童大林主持。在这次会上大家一致主张一定要写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讨论结果报到赵紫阳那里,基本上为赵紫阳所接受。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没有关于党的工作方针的主题报告,不发生这种文件起草问题。总之十二大以后我就没有再直接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一九八六年,出乎意料之外,我得到通知请我参加六中全会文件的起草,从得到这个通知的时间推算起,应该在这年的五六月间。

    我不清楚为什么这次把我找去。到了集中居住的地方,我发现这个文件起草工作没有让我讨厌的人参加。看来这次可以认真地来讨论问题,起草文件。当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胡乔木、邓力群强调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倡所谓“共产主义道德”,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胡耀邦对唱这种不切实际的高调十分反感。唱这种调子的人,实际上反对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把平均主义当做我们当前的社会道德准则。大家研究结果,决定把以前已经在党的文件上出现过两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十二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的道理阐述出来,作为确定我国当前社会道德的现实的出发点,而且把马克思主义讲的上层建筑(道德是上层建筑之一)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个基本原理写进文件里。在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内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相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文件的这种提法得到邓小平的批准。

    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大家颇费了一点心思。由于这个口号没有确切的含义,它的使用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是大家又觉得这个口号已经用过了,这样一个党中央的文件不用似乎不妥。最后主张干脆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它划一个范围。这样的意见在起草小组内很难说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反正七嘴八舌,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意见。胡耀邦也表示同意,在决议上写了一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这个定义同后来邓小平在会上讲的意思是一致的。文件上这么写。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死的概念定义为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目的是防止滥用这种帽子来压人,用这个棍子来打人。但是这么下定义也把这顶帽子、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当时大家担心:如果限制不了,把这种帽子广泛地使用,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下决心这么写下来了。决议的这个提法也是得到邓小平批准的。

    总的说来,整个文件是经过邓小平看过得到他同意之后才拿到全会讨论通过的。在会议的各分组讨论,最后拿到大会上去表决,这个程序照例只是走一个形式。没有想到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位老同志提出建议,不要在决议中写进“资产阶级自由化”。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精神准备会上有展开讨论的架势。最后还是很快地通过了我们原来起草的文件。

十五

    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着手起草十三大报告。在起草六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出——后来就知道这种“看出”是看对了的——胡耀邦在十三大后,将要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赵紫阳将要接替他当总书记,并且知道这件事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可以说已经成为定局。这件事胡耀邦没有向我们透露过,我最初看出这一点是在六中全会这个文件经过大会通过后,商量如何在文字上处理时,在大会通过决议的当天,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胡耀邦和赵紫阳商量这件事,我也在场。我从胡耀邦对赵紫阳说话的口气,感到两人间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接着就是十三大报告的起草问题。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有些特别。胡耀邦把我们这些参加起草文件的人留下,谈起草十三大报告的问题。这时我从胡耀邦对我们的谈话中看出,他是想在十三大上作一个报告之后就向赵紫阳交班。说十三大不是一个人作报告,而是两个人作报告,他作“政治报告”,赵紫阳作“发展报告”。这种安排也比较特别。这也引起我的猜测,从这样一些事情中,我看出胡耀邦有这样一种心情,他即将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准备一个好的、他本人满意的报告来交班。在起草六中全会文件后,大家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的意义不该局限在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范围之内。胡耀邦说,应该把这一点写到十三大报告中去,作为党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说这是一个涉及我党基本路线的问题。

    他为了写好这个报告,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和建设的情况,第一个他想了解的地方是上海。他要我们起草组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酝酿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内容首先要作好调查研究。我也就和起草组的同志一起去了上海。我说了一些意见,他都仔细听了。没有多久我们从上海回来,听说情况有变化,十三大报告又从原来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作变成赵紫阳一个人作一个既包括政治又包括发展的报告。起草组其他的人是否留下来继续参加十三大报告的准备工作,我不清楚,只知道我这个起草小组的顾问以后再没有参加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了。

    胡耀邦不再准备做十三大报告之后,我和他就暂时没了来往。

    后来听说他的确遇到了麻烦,到十二月下旬形势已经很明显了。胡耀邦终于未能在十三大作好交代。一九八七年一月开过若干天会议之后,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决定“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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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于光远: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评价...
于光远:我写胡耀邦
于光远: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于光远:好学勤思
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
于光远:在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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