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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告别胡耀邦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出席了专为对他进行批评的党组织生活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发出了公报。公报里说,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又“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说会议批准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同时又保留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在这个会议之后,胡耀邦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一九八七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在这个大会和会后的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政治局中惟一的不担任具体工作的委员。

    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开过两个月后的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起,中顾委也举行了批评我的生活会。一共开了九个半天的时间,到三月下旬结束。在会议上我对自己的情况作了说明,澄清对我的不实之词。会后经过一个时期,在党中央准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有了比较成熟的稿子的时候,党中央的负责同志指示这个稿子要给“包括于光远同志在内的一百位经济学家”认真研究,提出意见。我写了意见书,并在一个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代表大会举行时,按照常例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十三大开过,耀邦和我的问题都告一段落。又过去一段时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认为到了应该去拜望我的朋友胡耀邦的时候了。

    这时胡耀邦住在三○五医院。我的秘书打电话找到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将前去看望他的意思。工作人员问过胡耀邦后对她说,“首长很欢迎于老前往”。从我住的地方到北海公园旁的三○五医院很近,很快就到了。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特别宽阔的休息室。这时他已经在沙发上等我了。

    一见面,我当然首先注意他的身体状况。一年多不见,他比以前苍老了一些,也清瘦了不少。他告诉我几个月来自己的体重一直下降,而且直到那时体重还没有出现回升的趋势。可是他的精神像过去一样好,观点还是很鲜明,态度很爽朗,思想很开阔。然而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受压抑的情绪。我希望他生活过得愉快一些,劝他不要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北京,限制在室内,主张他多到外地走走,换换环境,接触一些地方干部。同时我又建议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也作进一步的安排。我希望他几个助手,帮助他写回忆录。我认为像他那样的人,那样的经历,特别是他当总书记后那几年的经历应无顾虑地如实写出来,为研究当代中国历史提供第一手材料。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还特别向他推荐我的一个研究生张凯,我对他说张凯是一个很理想的助手。张凯是陕西省的老领导张德生的儿子。我知道张凯和胡耀邦很熟。张凯是“文革”后我在社会科学院招收的一名专门研究党史的研究生,是很好的青年,对党史已经做了不少研究,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不错。

    胡耀邦对我的改进健康状况的建议表示赞成。对写回忆录的事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还想看看再说。这一看就没有能够问世。我不知道他写了一点没有。如果有些稿子那也是极为珍贵的。

接着谈起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往事和最近这一年中彼此经历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后,我和他在富强胡同有过几次闲谈。将近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和他各忙各人的事情,再没有像在富强胡同时那样从容地自由地谈话。

一九八七年他和我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且很巧,组织上都为批评我们开了“生活会”。开了他七次,开了我九次。两个生活会的意义当然不能比拟,但都采用了“生活会”的形式是挺有意思的。关于对他举行的那个生活会,他想我一定知道。我也的确知道不少。我虽然愿意多知道些,但是不想去多讲他不愉快的事情,因此没有去再问。中顾委开我的生活会的事情在老同志间传得很广,他似乎也知道得不少。但对这些他与我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一句话不讲也是不可能的。他告诉我,他这次退下来的方式是要他辞职,而且不安排工作。华国锋在辞去主席职务后,还安排副主席的工作,而他只是一个不管事的政治局委员。比当初处理华国锋时还重。现在他的情况是无事忙,无事愁。他说过对自己的事情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个字:“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个人的事情暂时只好放在一边,不多考虑。他对我说:“方才你说到的那个张凯,不久前来医院看过我,张凯来的那次,批评我不该大包大揽,做违心的检讨,而表扬了你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张凯这个小伙子,他还对我说你是值得交的朋友。”我听了,觉得张凯可真直率得可爱(真可惜,一九九四年张凯在澳门的住所里犯心脏病,由于当时无人在旁,无人搭救,英年早逝)。我对耀邦说,你的情况与我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党内的职务比你低得多,而且是个退居二线的人。我的处境无论怎么不好,影响不了别的同志,而你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决不能像我这样硬顶。因此我不能赞成张凯的那种看法。我对他说:我认为你大包大揽比一件一件事去分辩清楚要好。一件事一件事订正事实,既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让你清楚。而且如果你那样做,不得不牵扯到别的许多好人,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有些对你不怀好意的人,也会恼羞成怒。那样做与事无益。大包大揽,干净利落。我说,我赞同你的“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十二个字的立场。我说,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事是早晚的事,不要着急。这一次我们谈的都是肺腑之言。在我得知他在生活会上的表现之后,我也确实反复思索过。我对他很同情,也很谅解。张凯的话,我也不是完全不赞成,但我感到他毕竟年轻了一些,没有去仔细考虑耀邦的处境和整个环境。

在那一天的谈话中,胡耀邦还告诉我,生活会后他还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对他很热情,同情他,关心他。也有些老朋友写来了热情关心他的信,可是他决定一封也不答复。这样做同他平时的做法不一样,很不习惯,但也无可奈何。他还告诉我文怀沙给他写了两句诗:“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胡耀邦告诉我文怀沙那十个字之后说,对这样的诗我怎么能回答呢?

    那天见面我对他介绍了开我的生活会时的一些情况:一九八七年三月间的那些日子,白天我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听许多同志发言。发言者有中顾委委员,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虽然对我很不了解,但轻信了有些人对我的歪曲,对我也进行了批评。由于他们真心诚意凭着他们的认识、花了不少时间“苦口婆心”地“帮助”我,所以我虽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批评,但内心还是感谢他们的。可是也有一些既非中顾委委员,又不是对我有了解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与我完全不相干的人,被邓力群动员也来到中顾委的会议上。有的人还肆意歪曲事实,诋毁我,攻击我。这使我感到这个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不正常,有人在捣鬼。这种情况使我有高度警惕。因此在晚上我就准备我的发言,并且思考要写一些作为我的座右铭性质的超短文,自己勉励自己、鼓励自己。那天我向他介绍了其中几篇,因为特别短,我就背给他听。在谈话中,胡耀邦对这个话题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那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一些理论问题。主要谈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不可以视作社会发展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前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我和他都是倾向于可以这么说。我们都认为不应该那么匆匆忙忙地搞社会主义。他说到当时苏联和陈伯达也反对把新民主主义视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件事。他还讲了一九五一、一九五三、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他说这件事后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我们那天还讲了列宁说的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那样的时候胡耀邦和我还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说起来也真有些滑稽。

本来我们两人谈兴还很浓,工作人员进来,说有一位同志前来看望胡耀邦。我感到这次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不好让这位同志久等,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时我想随手写几个字,做备忘之用。我没有随身带笔记本的习惯。见到茶几上有一张硬纸片,一看原来是中国民间人士会议中国委员会邀请他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人民大会堂赴宴的请柬。那个组织不知道胡耀邦的处境,照样发出请柬,胡耀邦也照样收到了。他看过后扔在茶几上。我问他这纸片还有没有用,他苦笑了一下,说我怎么会去呢?我就在这张请柬的正后两面记了一些字。它真起了备忘的作用。否则今天我怎能记得起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话来呢!那天我们还谈了些别的事。在那纸片上没有记的,我就记不起来了。在那个请柬上除了我写的字之外,还有胡耀邦用圆珠笔写的十三个字。那就是文怀沙信中写给他的“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和“文怀沙”三个字。由于在那个纸片上有胡耀邦的手迹,因此对我有纪念意义,我就把那张请柬保存了下来。我没有想到它对我今天写回忆文章还有好处。这张纸片现在还被我珍藏着。

 

从三○五医院出来回到家里,一直在想胡耀邦的事情,于是动了一个念头:写了一个“愿寿长八十万小时”几个字的横幅给他。

    这八个字是我的语言。我写这样一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能够活到九十多岁(八十万小时就是九十一岁又三个多月),而且还能做一点工作、生活还有一点乐趣,是十分理想的,不必再希望更长的寿命了。不过我不想用岁数来表示寿命,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太粗了一些,以分秒计又太细了。我意用小时计最为合适,所以想送给他这一条幅。意思有两条:一条是祝愿他长寿。那时他七十二岁多,寿长八十万小时还可以活将近十岁,“寿长八十万小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祝愿之辞。第二条是希望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耀邦比我小几个月,不过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他的生命也已经过了六十万小时。以八十万小时计,抓紧工作还有十六七万小时可以工作。我把这句话写成一个条幅,署上“一九八八年五月三日”这个日期,请司机同志送去裱糊好,准备赠送给他。

在我把这个条幅送去裱糊之后,我又想何不从我写的超短文中多选几篇给他。在三○五医院时他也表示出对我讲的那些超短文很有兴趣,抄给他看看也许对他有好处。于是我就去琉璃厂买回我上小学时用毛笔写作文那样的本子抄。抄到第三十八篇,看到本子只剩下两页空白,就不再抄下去。在剩下的那两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后记”:

在一九八七年那样的处境下,我抽时间写了几十篇“超短文”。其中有一部分是用以自勉的。抄在这里的共三十八篇。时间过得真快,昔日的青年,一晃都有了一大把岁数。由于我是做党的青年工作出身,一直关心青年,因而过去写了不少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三十八篇可以看作属于“老年修养”的范围的。“老年修养”有其特殊的内容,“老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有其特殊的内容。

写完写上“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个日期,并在封面上写了《自勉三十八篇》这样的标题准备送出。

    因为要等从裱糊店把那个条幅取回来才能送给耀邦,因此没有马上送出。接着我又出差了。出差回来,从店里取回一看,由于条幅是用炭墨水写的,而不是用墨汁写的,裱好后模糊一片,只好重写、再裱。

    等再一次把新写的横幅取回来后又写一封信寄出,发信的时间已经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了。那封信的底稿最近我才找到。信中除了讲给他抄这些文章和送给他的经过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延安一九四三年,我发明了一个‘革命的阿Q主义’”。现在写的那篇《随遇而安,既安且过》中写的‘一个人,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就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总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样的想法,就是那时形成的。这个‘精神胜利法’,使我在延安整个抢救甄别过程中情绪一直非常好。去年我又前进一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在我面前的问题。想得更多,做得也更多了。写了一批每篇只有二百字的文章。”我在信中告诉他,现在连同一个横幅一起送给他。这时他还在北京。

    我的东西送去不久,他就回赠给我“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样十个字。

    这十个字的涵义是很清楚的。他自勉,也勉励我,要像青松那样在寒冷的气候下不掉叶子,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同时也要像碧海那样思想开阔和心地清静。我深深地感到耀邦就是像青松碧海那样的人。令人悲痛的是,在那次见面后差不多正好一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耀邦虽然去世,但是他的历史功绩是谁也磨灭不了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东西。我想他那像青松碧海一样的品德,也将留给今天还活着的人们,勉励着人们做真正志在推进历史前进的人。

    耀邦写的那十个字寄酬的时间估计就在八月上旬,他收到我的三十八篇后很快写的。我寄给他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好在它(指那三十八篇)不长,在旅途中随便翻阅吧”。那是我让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的,知道他很快就要出去外地休息,才这么写的。

又过了一个月,记不清楚是上旬还是下旬,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胡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于光远同志。只有一张纸,别无它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未封口,抽出来一看,仅有两页烟台宾馆的信纸,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词,前面写了“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词很短,是这样几句: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最后写了“胡耀邦。九月五日草”九个字。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还比较含蓄。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这首词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的都是哪些事,那时他有哪些甜酸苦涩又怎样牵着牛和哪些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首词有一定程度的游戏之意,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可以的,也就放心了不少。

    他给我的这首词是写在烟台宾馆的信笺上,而信封上写的是“写于天津”。依我看,这首词极大可能是在烟台时写的,带到天津才发出。也有可能他把烟台宾馆的信笺带到天津,在天津宾馆写了这个词。这些我不知道,但肯定他去过烟台,然后到了天津。由于不知道他的行踪加上笔头一懒,也就没有给他酬答。

    两个月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下旬,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我应邀参加,提交给大会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论文,并带去拙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的目录。这些年来,自己老了,当初的青年朋友们也老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浑然“老年修养”也是一个形式和内容都很特别的目录,它是全书五十六节的小标题的汇集。而这些小标题又是书中这一节的提要。因此这个目录本身就是一篇近万字的文章。这本书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去三○五医院拜望胡耀邦前开始动笔,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的。在三○五医院我和胡耀邦谈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时,虽然没有告诉他我正在写那样一本书,但在讨论中我的发言很多就是这本书中写的那些话。在讨论中我们两个人的观点看法是很一致的。

我到长沙住在“蓉园”。从九月起收到他从天津寄来的词之后,我一直不知道胡耀邦此时的行踪。一到蓉园,接待我的湖南的同志就告诉我,胡耀邦正在长沙,而且就住在“九所”。九所和蓉园其实在一个大院子内,他们告诉我,胡耀邦已经来了好几天了,身体也还可以,已经去过刘少奇故居——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他还去过别的地方。他只是参观怀旧性质,没有要湖南省委为他作接见干部和群众的安排。可是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听说胡耀邦来的消息,就闻风而至,聚集在一起,想一睹胡耀邦的风采。胡耀邦很谨慎,只是向群众表示感谢和问候,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争说他们见到的胡耀邦如何如何,消息传得很广。

知道胡耀邦就住在邻近,我电话都没有打,趁学术讨论会还没有开的空档,就找人领着直奔九所。九所是我很熟的地方。一九六一年我到湖南农村调查,停留在长沙的时间就住在那里。耀邦意外地见到我,非常高兴。那时他正好没有客人,耀邦、绩伟和我三人就谈了起来。我看到他的气色比五月间在三○五医院时有了改善,看来到外地走走有好处。我告诉他接到他的“戏赠”,我俩笑了一通(也许可以说是苦笑)。我问了他的行止,他说在湖南还会多住几天,说既然是休息,就不想象过去那样紧张。他告诉我到湖南后找他的客人不少,他也找了一些闲人聊聊,并不寂寞。我就拿出我带去的那篇论文和那个“目录”,说有空希望他看看,希望他提提意见。那篇论文反而没有那本小册子的目录长,但也有八千来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子。由于当天晚上湖南省委负责会议工作的同志要到蓉园和我见面,不能久留,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分手了。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

我没有想到我留在他那儿的近两万字的文章他很快就看完了。他从九所打了个很长的电话给我。他说对我的那篇论文他提不出意见,认为写得不错,在学术讨论会上可以就这么讲。对我的目录,他说最好能够看到那本书。我告他全文还没有排印出来。他说这个目录文字的确很长,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想用事实说明毛泽东如何提出你说的那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然后进一步发展,到党的七大发展得最充分。在全国解放前夕开始倒退,然后怎样一步一步地抛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先是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代替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然后用列宁说的过渡时期代替自己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地步。他说这样的一本书的确需要。他说他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了几点从提纲中看不清楚的地方。他说看不出这本书认为最关键的是哪几件事。他在电话里又重复在三○五医院时他讲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三、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他希望把那本书的书稿寄给他。这个电话打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以后也没有打过电话,这是我和他本人惟一的一次通话,也是我最后听到胡耀邦的声音。以后这本书因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由于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三本书被撤销,很晚才印出也未能寄书给他,这是一件憾事。

    长沙在举行这个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的同时,还在宁乡花明楼举行一个露天的盛大的纪念会,并为刘少奇的塑像揭幕。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人都参加了,还有湖南省的领导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以及北京来的中央负责人。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杨尚昆同志也去了。我想胡耀邦正在湖南,他有可能被邀请。但是不知道到底是邀请了胡耀邦,胡耀邦自己决定不去呢,还是没有邀请他,反正那天纪念会上他不在。许多人对那个纪念会上没有见到胡耀邦表示遗憾。

 

    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开完已经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了。我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离开长沙的。那时他还在长沙。我想再同他谈一次。我去九所没有见到他,他出门了,没有碰上。那次他在湖南呆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从此又不知道耀邦的行踪了。后来才知道他在外面转了一些地方才回到北京。但他回北京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教育问题要他参加,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在会议期间犯病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正满怀着希望,希望他能活到我给他的那个横幅里写的长寿八十万小时。我以为他的身体到外地走了一趟以后好了些。他在外地犯过心脏病。这一点我还是在他逝世后听说的。有一个说法是他去广西时犯的病,还有一个说法是在湖南。后一个说法讲得还比较具体,说耀邦原先没有心脏病,是一次感冒引起的,而且相当的重。李昭远特地从北京赶去长沙。经过抢救才稳定了下来。他在外地犯病的情况以后我没有问过李昭,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他回到北京,在四月八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服药、在会议室现场抢救的情况,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听说的。

    关于四月十五日逝世的情况,我当时只听说是在大便时用力过度引起的心血管的破裂,一直说他是因病去世。后来再才到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当,应该说是因公去世,因为他是在开会时发的病,而且病情也不是上厕所时发生突变,而是在大便后说了一句对会议工作不满意的话后才发生突变的。

    胡耀邦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早晨七时五十三分逝世的。二十分钟后,我从胡绩伟那儿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就立刻动身前去会计司二十五号吊唁。那天我到的很早,但不是最早的。在走进大门时,在甬道上遇到平杰三从里面出来。签名时还见到我的熟人胡绩伟、李昌、朱厚泽等已经先我来过了。灵堂不大,在南墙上挂着胡耀邦的彩色遣像,周围是苍松翠柏。那时李昭、德平等站在遣体旁边。由于吊唁者络绎不绝,我只能向他的遣像鞠了躬,离开那个小房子返回家里。

    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沉痛中,也一直在沉思中。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他怀疑会不会那些陷害胡耀邦的人造胡耀邦的谣言对他做恶毒的诅咒。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张凯写的《年轻人的“大朋友”——忆耀邦叔叔》一文中,张凯就提到这个电话。说在电话中我告诉他“耀邦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张凯也许没有记准我对他讲的话。耀邦对我说的第二个想不到是,“想不到有人会那样地去理解他”。这话我已记不清是一九八八年那一次他对我说的,还是在三○五医院时或在九所时。但这个话耀邦的确对我说过。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时,作为他的朋友我还是理解他的。胡耀邦实不应该从那个想不到自己会担任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这样的岗位上被理解为一个如此不称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人而不体面地下台。在最后十年,在政坛上作出如此光辉的业绩,却如此下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确是完全想不到的,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胡耀邦逝世后在他是否可以称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上,曾经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快。这件事不但同我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后提出应该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人去世后,写生平或悼词的时候都有个写或是不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问题。以前这都默认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一九七五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规格很高,在讣告和悼词中写进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周恩来逝世,却由于“四人帮”的反对,不让人们称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毛泽东都默认了,尤其是对周恩来没有写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非常不满。我受到关于这两件事的影响,不愿见到对周恩来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现,因而主张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这个主张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别的同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和别的同志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在场的新华社的同志,发了一个《动态清样》。后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个意见不接受的消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李春光在纽约代当时一张华人报纸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要我就耀邦逝世发表感想。我问他还向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告诉我刚刚向邓力群进行了采访。我问邓力群是怎么答复的,李春光告诉我:邓力群在谈话时说他自己同胡耀邦虽然有政见上的分歧,但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对胡耀邦的去世他深深悲痛。我本来不想接受这个采访,听了邓力群是这么回答的,心中一不高兴,就接受了这个电话采访。讲过之后我立即追记我的谈话。当时这个记录是这么二百来字:

我和胡耀邦几十年前——将近五十年前都是做青年工作的,真正和他交上朋友是在“批邓”前后——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我们一块儿反对江青,一块儿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中,他概括了我们的友谊,叫“难兄难弟”。第二次,一九八七年初我们又是一种难兄难弟的友谊。在他下台后,我给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同志而非朋友或是朋友而非同志。两人在一个党组织内,彼此有交谊的愿望,才能够是同志又是朋友。我和他是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的关系。我珍视这种同志加朋友的友谊。我觉得真正的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讲到这里我对李春光说,邓力群同胡耀邦一点真诚的友谊都没有,他方才说的话没有真诚的意思,而是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我对李春光说,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不是接受采访中我给你报纸读者说的话)。他的逝世我深深悲痛。以后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讲了这件事。李锐还做了一句很尖锐的插话。《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这件事,但关于这个采访我的事,没有写进去。

说实在的,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称号,本来就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有些讨厌。什么“伟大领袖”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呀、“伟大统帅”呀、“英明领袖”呀,诸如此类的称号,我都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人民出版社出的曾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担任过很高领导职务的人的文集的“出版前言”中,几乎一律都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意思。那时我替胡耀邦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与有些人一比不服气。既然上面不同意这么写,我也就算了。我对中共中央悼词中说的“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这样的评语也认为可以满意了,不再去计较“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字眼。本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应该概括事实说话,才有确切的具体的含义。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科学工作,而历史科学的责任,就是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分析。这样作出的结论、作出的判断,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说过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中世纪的教会杀害伽利略时,伽利略说得好:无论运用怎样的强力,地球总是绕着太阳转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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