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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到的纪登奎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简单问了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们打算请你出山,你有什么意见?’他用的“出山”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别致。虽然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自“文革”以来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脱口回答:“我当然想工作。”纪登奎告诉我,过些日子就会有人来找我。果然不几天,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来找我,要我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计划会议,会后又一起到辽宁的几个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后,让我到国家计委参加研究劳动工资的工作。这件事情国家计委是林乎加管,林上面是姚连蔚领导,姚实际上什么也没管,在他上面的纪登奎倒是管了一些事。

  那段时间纪登奎还让我做了一件事。不知道纪登奎怎么知道我保存有毛泽东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记录。毛泽东读那本书(严格说来是别人读,他听)谈话时,我不在场,我只是听在场的人作传达时作了详细笔记。“文革”中抄家时,我记的三厚本笔记本都被拿走了,所幸的是这时已经归还了我。纪登奎把我找去,要我整理这个记录。我告诉他,毛读书时邓力群在场,听说邓力群也已经回到北京,是否让邓也参加。纪登奎想了一下说,可以。他问我,是否可以让吴冷西也参加。毛泽东读书时吴不在,但他文笔不错,我认为让他参加也好。于是这个工作就由我们三个人来做。我们三人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些日子,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了。纪登奎让国务院印了三十几份,一份也不许我们留。印出来的稿子我没有看到,但是过程稿我们都留下来了。

  1975年,我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那次会,作为副总理的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的代表参加的。纪登奎在中间也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这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也比较熟悉。

  同纪登奎的接触,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找我。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接着讲了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变?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与正确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倒是我自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久,1977年名月,就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讲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讲话随后也发表出来。

  1978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和纪登奎都参加了,而且两人都在西北组。他在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式行草案)》。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他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纪登奎承认,农民口粮人均在三百斤以下,吃不饱肚子。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一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人五角钱,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所在。但是,当时在农业问题上,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政策上的框框还相当多,当时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但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锢得较死。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纪登奎一个人造成的,但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确实还是力图维持过去的老路子。与会者对两个农业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意见很大,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当然,后来起草的文件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左”的案臼,甚至把本来只在一个文件上规定的“两个不许”同时写入了两个文件。这也说明突破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艰难。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纪登奎的处境比较被动。当会议在清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时,一些与会者提出了纪登奎在“文革”后期的一些问题。中南组就提出了1975年铁路整顿开始后,他却支持河南造反派的问题,与会者批评得很尖锐。西北组也有人点名批评他。对与会者的批评,纪登奎没有作申辩,相反还作了检讨,不像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一些人受到批评却极力辩驳。有一次西北组开会前,大家都对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报道兴高彩烈,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的大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这话的意思是他事先一无所闻。在场的人都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吗?!”“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也就不再说什么。

  80年代初以后,纪登奎不再担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工作,只管旅游方面的工作。有一次我去秦皇岛,参观燕塞湖风景区,看到“燕塞湖”三个字还是纪登奎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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