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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象:悼于光远老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于光远

于光远(前排中)和朱厚泽(后排左四)、吴象(后排左五)等友人在一起

近三年来,老病常犯,并发症增多,不断进出医院,与老朋友也疏于来往。这一次医疗效果明显,从医院回到家里,感到身体精神恢复了一些,正与女儿商量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当然就有光远同志。没想到926,就得到光远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第二天就到光远家中吊唁,在光远同志的遗像前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不禁想起与光远同志相处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复,一连几天如此。

记忆一下沉入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前后十多年在山西日报社任职期间,就听说过于光远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宣部的科学处兼理论处处长,别的却一无所知。文革十年动乱的末期,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并成立了七个人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文件发的消息十分简短,别的几乎什么都没说,七个人的名字却一一公布了,于光远的名字是比较靠前的。我从几个报人老朋友处听到关于他的几则“目光远大,敢作敢为”的小故事,对他萌生了仰慕之情,可惜无缘相识。此后的三四年是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事件迭起,风浪不断,大悲大喜。最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805月,我奉中组部调令,从安徽来到北京,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改任新建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我报到时,室主任邓力群笑着对我说:“室里不给你分配什么任务,你主要是帮助万里同志搞些调查研究,起草讲话报告之类。刚来中南海,一般人都有点神秘感,你还是搞在安徽的那些事,领导也没有变,只是环境是新的,过几天就熟悉了。至于办公室、看文件、电话、用车这些问题已安排好,有人领着你去看,有什么问题再商量。我这边有间办公室,主要在勤政殿那边办公,有事可随时打电话联系。”

开始工作之后,才知道书记处研究室是原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改编的,名称、机构、人员有了变动,又从中宣部、红旗杂志等单位调来了不少人,编辑出版了四五份内部刊物,人来人往显得很忙碌。于光远听说已任新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知是否在此挂职,却时常来参加会议。会议休息中间或会后,大家经常在走廊里聊天,光远同志是个极随和的人,毫无领导架子,喜欢和别人闲聊,而且总是很有兴趣地聆听别人讲的信息和意见,这样他和我就逐渐熟悉了起来。

光远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平易近人,待人平等,什么人都能谈,谈什么都行,都谈得拢,谈得愉快,而且还都能说出一套系统的看法,所以,不少人都称他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主要是位经济学家,经济学需要集多种知识于一体,他对经济学涉猎甚广,重视创新,对其他交叉学科也有兴趣研究,造诣颇深,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等,他都写有专著,真正是著作等身。在这段时间不长的日子里,尽管我与光远同志直接交谈次数不多,内容也非深谈,可对他如何为人处世,却深受启发。我深感有缘认识光远同志,时常在不同场合与他不期而遇,与他交谈如沐春风,这对我来说是来京后最高兴的收获。

后来,光远同志社会科学院的事忙,我也不断下乡出差,互相就很少见到了。不料一次开会,我又看到了光远同志坚持原则的另一面。这个会召开的准确年月记不准了,是社会科学院为他从事科学活动四十周年举行纪念座谈会,地点就在原来学部的一个会场内,大概一百人左右,既有年龄较大、气度不凡的学者、将军、名流及有关各界知名人士,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普通机关干部、仰慕者。我到得比较早,四处张望了一下,竟没有找到一个熟人,好在空座位还很多,我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也不知道旁边坐的是谁。到正式开会宣布到会的贵宾名单,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上比较解放,社会上对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很多,也反映到这个会上,甚至有些大科学家对此也持支持态度。有位年轻人听着不顺耳,突然站起来表示反对,并说这是伪科学。于是会上发生了争论。争论中有位最负盛名的大物理学家也讲了话,引起了轰动。我听后却不知如何评论才好。多年后与一位也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同志谈起这段往事,他说,这位大科学家确有大家风度,讲话富有逻辑性和吸引力,但仔细推敲,实质却是在更高层次上支持特异功能,还是欠缺一点科学精神。

当时会场的气氛还是使会议主持者感到有些尴尬,没想到这时于光远本人站了起来,他说,我从来不赞成什么特异功能,最近社会上嚷嚷的不少,中宣部和有关部门也收到各种反映,什么耳朵识字,隔墙认人,等等,我们下去做了几项调查,发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现象。他不仅语言朴实,几乎没有专业用词,举例更是普通简短,人们平常习见,调查才知是这么回事,惹得哄堂大笑。人们抢着发言,会场气氛很是活跃。争论之后,会议开得更好了。接着钱三强在会上的讲话更成了峰巅,他说,30年代他和于光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同班同学,他们的导师周培源对学生的功课要求特别严格,用各种方法考查学生的能力,比较差的就要留级或被劝转系、转校,毕业之时,全班学生只能留下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可是1936年升四年级时,班里忽然多了一个于光远,几个同学议论要盯着这位同学,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四年级一个学期还没读完,大家都服气了,公认他是博学多才的冠军。后来周培源受邀到美国讲学,还为这个班的学生争取到一个去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读研究生的名额。大家议论不用考试了,非于光远莫属。但是于光远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就去南方工作了。结果是钱三强得到机会,去法国深造。钱三强对此很感动,出国前专门打听光远的行踪,终于找到了他,原来光远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已参加中共,是半公开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两个总队长之一。分别时,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下一段气壮山河的话,大意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的选择首先是抗日救亡,发动群众,不懈斗争,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的国家。你出国深造也是多难的祖国的需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奋斗,十年后再来合作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这次会议光远同志在是非面前,不畏权威,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遗憾始终没有和光远同志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两个人都在北京,见面的机缘还是多的。1982年中央农研室及国务院农研中心先后成立,两块牌子,其实是一个单位,主任杜润生是位老专家,曾被贬为“小脚女人”,却在他的统一领导下,迈开了农村改革的步伐。我在中南海工作,又在杜老领导的机关里挂了个副职,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了“九号院”来。

记不清是哪一天竟在院子里突然碰见了于光远。我问:“您怎么来了?”他说,杜老找我们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又对我说,想去看看万里同志,有几个问题想听听他的意见。听说万里同志有点耳背,我的耳朵也有点背,最好你能陪我一起去,听不清楚的,可以请你顺便当半个翻译。我说,好啊,我去问一下,就给你打电话。我把这件事给万里同志汇报后,他也说好啊,非常欢迎。就让秘书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0点会见。第二天快到时间,我在中南海西大门口等他,他看见我打招呼,便把车停下来,我拿着工作证给门卫说了一下,就坐了他的车一起到了勤政殿那边。这一次他们谈得很愉快,很融洽,两个人距离很近,互相讲话基本上都可以听到,我这半个翻译实际上真只要半个就够了。后来有一段日子光远同志没有再来电话,万里同志和我谈起别的事情,忽然问到:“你最近见于光远没有?他还是那么健谈,问题那么多吗?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再来谈谈啊。”当天我就给光远同志打电话,还没有说什么事,他就说,这一阵身体不好,住了几天医院,正想打电话告诉你,我最近做了两副耳机,我自己戴一副,还准备送万里同志一副,可以对谈。两天后到了万里同志家里。万里一见面便说,我前一段已经找了副耳机,戴起来很费事,还是听不清,我就不戴了。承您盛情,送来专为我做的礼物,我当然要再试一试。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俩一切顺利!万里是个高个子,做了个滑稽的姿势,又伸出右臂说:“医生请!”光远掏出眼镜戴上,才把带来的耳机取出试着装好,又把一根不长的线接到耳机上,假装严肃地说:“医生认为,现在可以开始。”屋里好几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果然戴了耳机要比不戴好。

当时社会上对雇工问题争议很大,他们对此交换了一些看法,互相觉得对问题的认识有帮助,但是情况很复杂,还要进一步研究。以后光远还去过万里同志那里,也是我陪着去的。这种双方满意的交流形式进行了好几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继续下去,两位老人耳朵都背,年过九十,不断加重,更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自此之后我和光远同志更熟悉了,思想交流更广泛而深入了。

会议多是新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年代又兴起了研讨会之风,从北京刮向全国。1980年我来北京工作,几年之后,被邀请到有关研讨会的次数明显增多,有时就遇到光远同志,听到他一些内容厚实,对人很有启发的专题讲话。90年代我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这方面的机遇,但是比较之下,我认为向他学习最好的方式还是登门拜访,这种方式简便、灵活,次数几乎没有限制,受启示、教育最多也最深。

我知道他住在史家胡同,却不清楚具体什么地方。记不清哪一年什么时间了,有个星期天到东单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看望一位老友,又经他指点,才找到史家胡同于家。这是座老旧的大宅门,有两三家人居住,已不那么气派了,但院子还是比较宽敞。光远同志住北屋,好像改装过一下,有三四十平方米,突出的印象是全屋几乎都是书,三个门都不显眼,一个通院子,后墙角一个通后面几间卧室,大窗户靠墙边还有个门,里面还有个卫生间。其他三面靠墙的地方都摆满了书架。很多书架顶上也重重叠叠摞着书,一直顶到天花板。屋内有套大沙发,他的办公桌不小,靠窗户这边,光线好,对面还有把靠椅,桌面上除了电话机、订书机,还是书,有三四本摞着的,也有单本的,翻着展开放的。我进屋时,他正在转椅上看书,见了我,便说:“这几天又行动不大方便,请坐这里对面说话,又近又好,我还能听得清。”里屋孟大姐出来,给我们弄了两杯茶,寒暄了几句又回里屋去了。我们开始谈话,这种谈话随兴所至,漫无边际,海阔天空。有时向他请教专门问题,有时就是闲聊,时不时会有一件事、一句话使我有所领悟,受益不浅。

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有好几年每隔一两个月或更长一点,我们几乎必有一次这样的谈话。有次我不知为什么忽然问他,“百科全书式”这个词是怎么出来的?他不以为忤,笑着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也不赞成,我曾写过本小册子,叫《九十感言》,还没有送你,今天你来了,正好送你一本,请你批评指正。”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书写了两行字送我,对我说:“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不必回答,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但我实际上是表态了。”他翻开书指着一页,写的是:“我这个人看问题一般来说还算敏锐,不笨,但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不论旧学、新学,底子都不算深厚,我自己清楚。学识浅,常识比较多。”这几句话使我受到震动,领悟到光远同志待人宽厚,处世实事求是,两方面互相结合都是性格使然,出于真心实意,参加革命后重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改善提高,便到了一个比一般人更高的思想境界。

还有一次,我进入他的办公室兼客厅,他的秘书胡冀燕等几个都在,大家谈兴正浓。我就问什么事情这么高兴,胡冀燕说,那个提纲终于找到了。当时正值“六四”风波之后,社会上对改革开放议论很多,人们的思想也很迷茫,大家都盼望着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能有一个肯定。胡冀燕指着对面墙那些书架对我说,就是那架顶上高高的一摞书里用张报纸包的书里,我站在凳子上几乎还够不着。于光远笑着说,我要指不出这摞书,你也找不到。他高兴地拉开抽屉,取出那包东西,打开报纸,把书中夹着的三页纸给我看,原来就是三中全会邓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用铅笔写的,是邓小平的笔迹,一共三页,列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光远对我解释说,那是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期间,党的主席华国锋请邓小平在工作会议结束、正式召开三中全会之前,做一个讲话。按惯例,这种讲话稿都是由那位党内第一支笔起草。那时,党内思想非常复杂,邓还专门找他谈了一次,应该写些什么。结果,当收到送来的讲话草稿,邓仔细看了几遍,想来想去还是只好放弃。于是,下决心否定这篇稿子,自己找了几张纸,用铅笔写了一个类似提纲的东西,然后马上打电话找胡耀邦和于光远来家里商量。邓小平说,写好的这个稿子不能不否定,要另写一篇,请你们组织几个人按我这几条写一个初稿,再来研究修改。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公开。后来,时过境迁,不知怎么传来传去,有些人还以为是那个笔杆子写的。光远同志找到邓的这篇重要讲话提纲,使我们对于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对于伟大中国崛起复兴之路怎么迈开第一步,怎么才能平稳、更矫健,有极重要的意义。

光远同志不仅仅是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更是一个有趣的、好玩的人,我虽已年迈多病记忆力衰退,但想到和光远同志在一起经历的种种,那个鲜活的形象就历历在目,令人无法忘怀。从邓小平讲不要问姓社姓资,要抓经济发展;从皇甫平发表三篇文章,一直到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光远同志从来都是坚定地表示“不改革开放不行”。后来他写的东西少了,但讲的仍然很多,他对形势是乐观的,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最大部分的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不改革没有出路,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更鼓励别人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1984年,中央整党办公室约请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改革的通俗讲话,他看到了,曾写过推荐文章。后来出单行本时,就成为这个小册子的序言。90年代我写《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他为我写了篇很长的序,论述中国农村各个时期的发展,这是他研究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过程中一篇重要的文章。还有我那本《好人一生不平安》,光远同志作的序言,开头就说:“我很少为别人的书作序,因为认为写序往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先看明白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年龄变老,愈发没有这个气力,遇到别人提出写序的事情,常常只有婉言谢绝了。然而,当前些天吴象来电话,提出希望我为他的《好人一生不平安》作序的想法时,因为我们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没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这一段话,我看到后既惭愧不安,又感激莫名。他长我六岁,又是著名学者,我一直尊他为老师、前辈。交往一直非常愉快。当然也想和他结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但朋友这两个字始终没有出口,更不会见诸文字。所以见到这一段话,内心的高兴、兴奋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有些出版社往往恳请光远同志编一些有标志性的书,他也忘不了我,组织或帮助我参加。他重视文化学术的发展,寄希望于比他年龄小的人。像对待我一样,光远同志事实上为不少人的著作做过序,只是晚年例外。他就是这样对提携后人勤笔耕耘,不遗余力。

记不清哪一年了,于老搬了家,史家胡同那间大的仍给他留作书库。闻讯后,我和老伴到他新居探望,他已不能走路,可是他仍然像以往一样,总是豪情满怀。他对我说,我仍然可以坐轮椅飞天下。现在回忆起来,在他坐轮椅之后,我们还有过三次难忘的共同出访的经历,光远同志确实也做到了“坐着轮椅飞天下”。

90年代末,光远同志,后来杜老、厚泽同志我们几个一同去了广东参加一个研讨会。会后听说南海县群众性电脑应用有新的发展,他与厚泽同志去了南海。他们两个是老干部中运用电脑的先锋。在此前后,光远同志已坐上了轮椅。我们一起上了黄山市,他对开发山区、开发太平湖与黄山结合起来的观点十分赞同,给省市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四川,他给农村出现的农家乐出主意。到成都郊区参观时,他对打麻将发表了许多有意思的见解。我们去看都江堰的路上,他忽然讲起了延安。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坐在一个中巴上,胡冀燕带头唱起了歌,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唱起了黄河大合唱……还有很多很多,一一说起,像是总也说不完。

光远同志以98岁高龄,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我有幸在晚年结识了他,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悼念老友,诌了八句,不讲韵律,以此来表达我对光远同志怀念之情。

 

博学高才知古今,谦恭行事从无矜。

解放思想参与者,时代变迁尽寸心。

幸识君虽已晚,良多受益暖如春。

悲情难断送于老,此后叹无鸣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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