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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孙小礼按】本文是育之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今年二月,他说要写一篇描述于光远的长处和特点的文章,作为对《祝于光远九十寿》一文的补充,因为“祝寿”文只概述了于老的工作和贡献.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四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八至十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讽,第二个上级是秦川,第三个就是于光远了。一九五四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一九五五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初识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一九五O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作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ATOMHaJIφ*****(这是一部《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以及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十八级了。我和罗劲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二十一级。一九五四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题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于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育之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副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涧清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子,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待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作交待。

  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人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说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幅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工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

  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他对形势的发展完全估计不足。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不单涉及“二月提纲”,不单涉及“方求”文章,还涉及整个中宣部。连哲学所的造反派也来中宣部煽风点火,也来要我写交待和检查,也来揪斗我和于光远。有一次哲学所批斗于光远,还要我去陪斗。

  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的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看来他是故作轻松,其实弛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2007626整理成稿.78定稿

  (选自《党史札记末编》/龚育之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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