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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东:父亲的人格魅力与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特点
作者:于小东      时间:2013-12-18   来源:
 

非常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思会。今天到会的许多是经济学界的前辈,其中有些是我熟悉并非常尊重的老师,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界的同仁和朋友,大家聚到一起,除了怀念与父亲的交往之外,同时还讨论他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思想和贡献,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走了,而他的精神与思想还在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提起甚至传承,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到现在有快五十年了,相对来讲对他有更多了解与观察的机会,同时又是经济学出身,在专业方面本应也有更多的交流。但惭愧的是,我对父亲在经济学方面的具体思想并没有专门的深入研究,与在座的各位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父亲不同,他更多地关注中国体制改革中重大的方向性问题,而我研究的是经济领域中比较专的内容;二是因为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但在心中很少把他当做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所给予我的,更多地也不在专业方面,而是在他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

    但今天毕竟是一个经济学界的追思会,我还是想从个人的视角谈谈他在经济学研究上的一些特点。主要概括了三点:

    第一个特点是,父亲的一生都在追求社会进步,他是从大的视野出发关注和讨论经济学问题的。青少年时期的父亲最喜欢和朋友讨论的是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一生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脉络在那时候就初见端倪。改革开放中,他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首先也是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所有制问题、初级阶段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问题开始的,这些问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他自己所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注意的焦点不能不是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成为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二个特点是他特别关注基层的情况。父亲的许多经济学思想的产生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他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认为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基层,而基层的进展是我国最大的希望所在。他始终关注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走遍了除西藏、台湾的所有省市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为地区发展建言建策;他特别注意从中国的现实当中提取问题,倡导提出“中国企业学”、“中国乡镇学”、“中国县区学”等。为实践这一思想,直至晚年仍宣称“坐轮椅走天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与父亲一起到大西北考察的情形。父亲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参观企业或农村,就是坐下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座谈,内容主要围绕当地的基本情况、发展中最有成效的做法、有哪些新的思路、遇到的主要困难等等;往往一谈好几个小时,匆匆吃个便饭又赶往下一个地方。即使到晚上还常常把当地人约到宾馆中谈话。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他就要我也带一个小本,把听到、想到的记下来,回来后讨论。他自己的脑子则是不停地转,把所思所想随时写下来,汽车上、飞机场,即使只有很短的空隙,他都不会放过,就连用过的旧信封、飞机的呕吐袋上都是他的随想和笔记,回到北京后,几篇小短文已经成形了。现在我已到中年,回想起学生时代与父亲在一起外出时的这些经历,有更多的感触。我们这代人,包括更年轻的一代经济学工作者,受到相对正规的经济学教育,研究方法日益规范,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经济现象的描述或对规律的一般推测,力图探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并确定经济量的数值,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目前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满足于计量手段和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无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的问题。一些年轻学者迫于各种评价体系和事务性工作的压力,缺少时间和精力到地方搞调研,甚至在周边进行访谈的机会都不是很多。从这点来讲,我觉得父亲和他这一代老经济学家坚持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从现实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以开放、创新的思维对待学术研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于经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以及在推动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建设方面的努力。举个小例子:早在60年代,父亲就产生了研究经济学中的数学问题并由此发展出新的数学方法和分支的想法,并打算着手写一篇《物质资料生产的代数学引论》,找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进行合作。他们是1934年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的,但这项研究因文革而中断。他引用科学家冯·诺依曼与经济学家合作完成《竞赛论与经济行为》为例,指出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合作可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产生与华罗庚两个人共同指导经济数学方向研究生的想法,但因为学位制度的限制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父亲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经济学界开展了许多新的领域的研究,包括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等。他甚至还提出应该专门研究政治这一上层建筑对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和深刻的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问题,我们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但是一个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确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刚才不少同志还提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发起并组织了多家民间学术团体,组织了大量的研讨会和学术论坛。他在把中国经济学界联合在一起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努力。他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是重要的科学力量,而且是重要的理论力量”,他还自封为“发起家”说“我不怕别人说我只是发起而不去从事所发起的工作,如有人如此说,我就说:世上’发起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父亲去世后,看到网上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的评语,说:“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觉得这段推荐语作为对他经济学研究特点的总体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以上谈的是我对父亲经济学研究特点的一点想法。其实,作为女儿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除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之外,更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长者。本来我还想谈谈其它方面对我个人的影响,但今天这样的场合,时间有限还是略去吧。

    大家或许注意到在我为父亲编的纪念册中有一部分叫做“人生哲学”,是从他的著作《碎思录》中摘选出来的一些超短文,并重新排序而成。这些文字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准则。排在最后一篇的叫做“留珍”,在这篇超短文中他写到:“老年人免不了想留一点珍贵的东西给后代,即使不留给子孙,也得留给社会。要把经验转变为文化,传承下去。还要把自己的好的思想和行为,为后人树立楷模”。他还举于谦的《石灰吟》为例,说“要留清白在人间”中的‘要留’两字,说明作者懂得把清白留给人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主动的一种行动。记得在纪念父亲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时,他曾经讲过一段话。大体意思是:“人只有在两种场合被开会,听到的都是一边倒的意见——在追悼会上没有坏话,在批判会上没有好话。我不希望开成这样的会,希望大家还是认真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不同于一般的追悼会,就是在探讨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学发展的实际问题,目的是传承那些有意识的、想留下的思想,带给大家更多积极、正面的能量。因此,听到这些,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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