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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冀燕:无时不思 无日不写 ——谈于光远先生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秘书胡冀燕和于老在一起)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从1977 5 月来到于老身边工作,至今已经36 年了。到现在,我人生一多半的时间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于老做秘书。我能有这样的机遇,是非常幸运的。我跟着于老亲身经历了我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近距离地接触到各种事件和人物,结识了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前辈,如任仲夷、胡绩伟、朱厚泽、李昌、李锐、杜润生、冯兰瑞、龚育之等。他们是真正为国家的振兴和人民的福祉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一生追求真理、不背初衷、与时俱进的可敬可亲的前辈。能和他们在一起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最要感谢的是于老,他一生所坚持的“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的”精神;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他面对挫折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超乎常人的勤奋,以及他渊博的知识等,都使我终生获益。

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会记住他、人民会记住他!他所留下的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也一定会传承下去,并永远激励我们这些后辈和年轻一代!

于光远先生在我国学术界中,以其思维敏捷、观点独到,且博学、多产闻名。常有人问起我,于老是如何取得这样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在我担任于光远先生的秘书三十多年中,体会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于老不同于常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想这应该就是于老一生成功的奥秘。

 

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这是于老的座右铭,它集中体现了于老的治学态度。于老本人对他所遵循的这个座右铭的阐释是:“‘独立思考’就是不盲从、不附和。不只是为他人的言论作注解而不去想想自己应该持什么观点和态度。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不独立就谈不到思考。‘只服从真理’讲的是服从什么的问题。能服从一己的利害得失吗?能服从真理以外的某种权威吗?‘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这九个字是就认识而言的,至于行动则还要做其他的考虑。”于老常说的一句话是“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没有思想的自由,就谈不到创造,人类就无法进步。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于老说,在行动上我要服从组织纪律,因而有时不免要服从错误。

从道理上讲,于老所主张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实践并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于老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常常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和独到的见解,却因为不被人理解和接受而受到非议或批评。由于他坚信自己根据实际和科学推断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唯书、不唯上、不跟风、不畏人言,从而使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他常常自嘲自己是一个“老运动员”。在我担任他秘书期间,对此深有体会。但即便如此,他从不后悔,也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还记得,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耳朵认字”、“特异功能”、“伪气功”等伪科学在我国沉渣泛起,甚嚣尘上。这些人打着某某科学家支持、某某中央首长相信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加上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蒙蔽了广大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以至于使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应运而生,一时间气势汹汹。反对伪科学的文章没有媒体敢登,刊登或制作反对伪科学节目的媒体工作者受到批评,甚至被开除公职。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反对伪科学的带头人,于老被造谣中伤、被匿名威胁,也被某些领导人批评,甚至受到一些亲属和老朋友的责难。于老的家人和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并不理解于老何苦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和这些人作对。劝他不要再去管这些事。然而于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伪科学的泛滥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于是他不管这是不是自己份内的事,也不管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对伪科学的大旗。在那些日子里,他到处搜集资料、翻阅书籍,埋头写作(注:于老在那个时期写的反对伪科学的文章后来编辑成三本著作出版:《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我是于光远》),并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学工作者到各地去做实地调查,编写出版刊物。他自己也到处寻访。我就和他一起去过中国杂技团,去请教那些国家级的魔术师。他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服他能见到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请他们高度重视这场斗争。我清楚地记得,1997 年,作为原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于老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时,他在会议上唯一的一次发言,就是呼吁党中央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伪科学活动,并尖锐批评了当时那种“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宣传政策。1999 4 月于老在一个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会上,以“极其严重的现象,极其严重的责任”为题发言,指出“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

如今这场喧嚣一时的伪科学闹剧已成为过去,于老也早已把研究工作转入其他领域。只是于老去北京医院看病时,那里的医生、护士偶尔还会说起他们当年对于老反对伪科学的勇气如何钦佩。

于老之所以这样执着地与伪科学作斗争,不仅出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那份责任感,也出于他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科学”这个词在于老的著作和讲话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于老在自己的工作和治学中如此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是和他曾经有过的一次“丢脸”的事不无关系。

那是1958 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同志带着科学小组的两个成员张劲夫和于光远,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聂总和张劲夫同志谈完后,由于老汇报各地在大跃进中科技方面的情况。于老把各地报送的材料简要作了介绍。其中有一条消息是当天早上收到的山东省委的喜报,于老来不及斟酌,也汇报给主席。其内容是:某县某公社有一个农民在大跃进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这个苹果的把儿作了特殊的处理,然后插在正在生长的一个南瓜里。经过精心栽培,结果不仅这个南瓜长得特别大,插在里面的那个苹果也长得特别大。汇报结束后,于老越想越觉得这个材料存在明显的弄虚作假,可是自己却不假思索地汇报给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在大学里是学自然科学的,又长期在党内负责科学管理工作,却犯下了这么幼稚的错误。虽然主席和聂总都没有批评他,可他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感到脸红。这件“丢脸”的事,于老并不避讳,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于老说发生这件事情后,使他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

 

无时不思,无日不写 

这是于老时刻勉励自己的话,也是他日常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2005 年于老满九十周岁时,学术界的同仁们为他开了一个“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那个会场中心的展台上,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于老的75 本著作。这共计两千多万字的著述,既是于老一生在学术领域中辛勤耕耘的硕果,也是他毕生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这些著作统一封面、统一规格,是知识产权出版社实施“防止学术著作断版工程”以来出版的第一位学者的全部著作。

于老是出了名的大忙人。他的研究领域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科学。他热心的事情大到探索时代问题,小到“笼养苍蝇”。他不仅担任过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期以来在党内从事科学管理工作,而且担任着十几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会长或名誉会长、顾问;他还热心教育事业,是十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或名誉教授,自己还亲自带过几十个硕士研究生和十几个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他还关心各地的改革和发展,热心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出谋划策。在我担任他的秘书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到外地出差二十几次。在这样繁忙的工作情况下,于老是怎样从事自己的研究,写出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著作来的呢?奥秘就在“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这八个字里。

于老的勤奋让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几十岁的工作人员和学生都自愧不如。在旅途中,于老常常在飞机上写作。等我们下飞机时,他就会把几页在清洁袋上写就的草稿交给我。他还可以在汽车上写作,汽车的颠簸和噪音一点都干扰不了他的思路。他还有一心二用的本事,在主持会议和听别人发言时,一边听、一边写作……他的老朋友任仲夷同志曾这样刻画于老,说他“脑不停想、口不停说、手不停写、脚不停跑”。

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那是上世纪80 年代初,有一次我随于老从广州出发去海口。在飞机场候机大厅里,于老利用等候的时间埋头写作。忽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长者问我,“那位老同志是于光远吧?”我点点头,以为他可能是听过于老报告的一位老同志。没想到,他忽然站起来,兴奋地跑到于老跟前,大声地说:“小于,你还认识我吗?我是温盛湘呀!”于老抬起头,看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哎呀!我们从1938 年在广东分开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我这才搞明白,原来他们是老战友。我好奇地问那位老同志,“你们都几十年没见面了,两个人都变化那么大,你怎么认出于老来的?”老人笑了说,“我看到有人在候机楼里还埋头写作,就想起当年在广东时的小于,除了他还有谁会这样抓紧时间?看来他的老习惯一直没有变!”

即使是生病住院期间,于老的习惯仍然保持。1991 11 月于老因患癌症住进北京医院。手术后,只过了56 个小时,于老就躺不住了,想起住院前有一个刊物向他约稿。于是他就请求看护他的护士,按照他的口述,把文章记录下来。后来因输血感染了丙型肝炎,大夫更是要求他平卧。没有办法,他就口述,请陪床的老伴帮他记下来。那几本《我的编年故事》就是住院期间用这种方式写成的。后来于老又陆陆续续住了几次院。在于老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医院的吴院长也不得不为他破例,允许他在病房写作。吴院长说,我们了解于老,写作是他的生活习惯,不让他看书写作,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恐怕会对他的身体康复不利。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有很多因素,比如天赋、机遇等,但勤奋是每一个成功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于老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勤奋的人。他曾对我们说,“我这个人优点不多,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有人批评我这一点那一点,但是没有人批评我懒惰。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我在学术方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做一个研究学问的“有心人” 

这是于老给他的学生们写的若干封信中其中一封信的题目。

于老是个博学的人。在学术界,有人称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有人称他是“杂家”。他的这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呢?除了于老有着过目不忘的天赋,和对各种知识强烈的求知欲外,恐怕就是得益于他是一个研究学问的“有心人”。

他常常问别人:知道问号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吗?然后他自己解释说,你看“?”像不像一个钩子?脑子里有了这个钩子,就可以从书本上、从生活中钩到知识。他的这个解释很生动形象,会给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常教育他的学生,脑子里要有问号,于光远与任仲夷(九十年代末) 才能随时随地学到各种有用的知识。与此相关,他还特别强调“注意”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那么即使发生在鼻子底下的事,也会视而不见。他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个“苏东坡的胡子”的故事:有人问苏东坡,你睡觉时,是把胡子放在被子里面呢,还是放在被子外面?苏东坡回答不上来。于是晚上睡觉时,他便注意了自己的胡子。结果把胡子放在里面觉得不舒服,放在外面也不舒服。

为了让读者了解于老在治学中的这个特点,我想在这里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且都与《红楼梦》有关。

1974 年春天,社会上正掀起“评法批儒”的高潮。北京中医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同时接到上级指示,要他们分别写出“儒家如何破坏中医”和“儒家如何破坏西医”的大批判文章。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接到任务都犯了难。负责执笔的同志更是一筹莫展。后来他们不知听了谁的话,说于光远杂七杂八知识知道得多,于是就上门来求教。听了他们接到的任务,于老也感到很滑稽,觉得这样的文章根本无法写,不知该如何帮助他们。可是看到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于老又不忍让他们白跑一趟。于是于老问他们,关于西医西药传到中国的时间,你们打算从何时写起。来人问于老:是否应从鸦片战争时说起?于老说,这样写恐怕不行,西医西药传到中国要比鸦片战争时期早得多。他说,《红楼梦》里有一回写道,宝玉看到晴雯有些不舒服,就给她嗅了一下鼻烟。这鼻烟装在一个小盒子里。一打开,盒盖上有一个光屁股长翅膀的小孩儿。这当然是安琪儿,因此这鼻烟肯定是从西洋进口的。当晴雯告诉宝玉,嗅了之后身体舒服了一点儿时,宝玉就说:“干脆再用点儿西药好了。”于是宝玉就从王熙凤那里找到一种叫“依夫纳”的药膏,涂在两个红绸圆片上,贴到晴雯的太阳穴上。于老说,《红楼梦》写于雍正乾隆年间,比鸦片战争要早一百多年。于老打开话匣子,和来人上下古今地扯了一通,来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差不多是在这件事前后,有一天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彭华同志找到于老家里来。他说,前不久,姚文元在一次会议上说:“‘新闻’这个词以前没有用过,自从南京出了《新闻报》后,才开始使用。”说完后,他自己也有点不放心,于是找到彭华,让他去查一查。彭华知道于光远知识渊博,于是就来登门请教。于老说“姚文元讲得肯定不对!”“什么时候最早有了‘新闻’这个词我说不准,但至少在《红楼梦》中就已经出现了‘新闻’这个词。《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问贾雨村‘都中可有新闻乎?’”于老还告诉彭华,戈公振写的《中国新闻史》中提到,早在宋朝时,朝廷里就有邸报。彭华临走时于老把戈公振的这本书找出来,借给了彭华。

于老不是“红学家”,可是当需要某些知识时,他却能随口把书中那些别人不经意的内容引证出来。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研究学问的“有心人”。

于老之所以知识渊博,不仅因为他好学,而且因为他善于学习。于老常对我们说,他有四个学历:一是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上学经历;二是他从小到大在几个图书馆自学的经历;三是他中学半工半读时,曾有一个自己的化学实验室,在那里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践、发明创造的经历;四是小时候在街上看别人下棋、打牌,注意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和社会上各种现象的经历。

于老还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当敬一事师》。文中写道:“对传授给自己许多知识、给予自己很多教诲的老师,应当终身敬重,其理甚显。而在人的一生中经常是从众多的‘一事师’、‘一字师’和‘一理师’那里得到教益。一个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的老师。”他说,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吾师”中所说的“师”,也就是指这样的“一事师”、“一字师”和“一理师”。对这些老师,也应给予敬重。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于老始终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在他80 岁生日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张条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用以自勉。他说“世界快要迈进新世纪,老年人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人老了,身体免不了走下坡路,但在精神上、知识上还是应该走上坡路。”

去过于老家的人,很多人都见过于老的一个特殊收藏,那就是铅笔头。这些铅笔头摊在桌子上,有一大片,花花绿绿很好看。这些铅笔头都是于老自己用过的,铅笔头大小差不多,每个都在两公分左右。有一天我很好奇地数了一下,大约有两千多个。这些铅笔头只是于老从1978 年到90 年代中期,十几年里使用过的。后来在打字员和我这个秘书的强烈呼吁下(因为于老的字本来就难认,铅笔字一模糊就更难认了),于老便改用圆珠笔了。直到2001 年,那一年于老过86岁生日时,他的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于老就彻底换笔了。86 岁开始学电脑,这对于老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艰巨的挑战。于老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了新的学习。于老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这对于于老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于老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于是他就向自己的女儿和周围的人请教,弄明白后,就死记硬背下来。时间一久,找不到的字越来越少了。于老的女儿告诉我:“本来我们给他买电脑,就是想让他玩儿一玩儿,没想到他还真的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了。我想,他学会打字也就可以了,复制、粘贴等编排的事我可以帮助他。可是每次我操作时,他都让我慢一点儿。他把操作的方法一点一点都记了下来。现在他喊我帮忙的时候已经很少了。他在学习电脑这件事上,真有不畏难的劲头。”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要靠右手食指控制鼠标。而于老的右手食指在战争年代动过手术,无法弯曲,所以只能靠左手帮忙,才能操作鼠标。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开始时输入字的速度比手写慢得多,于老还是坚持下来了。他每天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家里人最发愁的就是叫他吃饭,三番五次叫不动。如今于老使用电脑已经很熟练了,三年前还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于老曾对自己的老伴说,“电脑这个东西真聪明,简直神奇了!”在他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学会了使用电脑。于老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道:“改用电脑写文章好处是大大的:便于写作、便于修改,提高了工作效率;解放了秘书和打字员,她们再也不用费力地去辨认我的‘天书’了,还产生了一个大大的副产品,那就是因为使用电脑,启发了我的思考,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一书。使用电脑唯一的损失是,我的手稿从此绝迹了(这是别人发现后告诉我的)。”

正像对电脑一样,于老对所有的新事物都怀着孩童般的极大兴趣。有一位朋友曾给于老抓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于老身穿红马甲、手持大哥大,正笑着打电话。这是90年代初期。身上的红马甲是他去上海参观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时,人家送给他的;大哥大是他过生日时,女婿送的。从此后,手机成了他最喜欢的玩意儿。他追赶着手机的更新换代,到现在,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换了多少个手机了。

于老的这种性格,不仅使他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也使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断创新,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理论研究的前沿。

在于老满90 周岁时,他向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讲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他说:“我认为对于90 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我主张可以幻想。俄国民主主义的先躯者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于老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2006 8 月中旬,于老因患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他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

他在年底给亲友们的贺年信中写道:“(2006年)10 8 日这一天,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那就是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寿长80 万小时’的愿望。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仍会继续努力。在大家的帮助下,尽量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有效寿命。”“在我的生命里,只要还有意识,就永远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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