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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一个不弃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我眼中的于光远老师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他说:“感谢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我们讲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俱兴。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脑子不活跃,什么都活不起来。”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只是要短期的专政;无产阶级执政后,要大力创造条件,让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共产主义要超越国家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平等、天下大同。

  对我这样一个早年冒着危险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

  我跟于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做硕士论文,首次来北京查资料。我是皖南农村背景的学生,对北京学术界的气氛无比向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处于千花齐放的春天。当时物质生活上海是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学术上,恰好相反。

  马列主义也须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时教育部有个文件,据说是从邓小平那里要来的一个特权:经过“文革”,全国高校教师青黄不接,名牌大学培养的前三届研究生(当时只有硕士生,没有博士生),本校有优先的留校权,任何部委都不能抢人。这可是个特许,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都有此特权。1982年我毕业,复旦把我留校。在当时绝大部分同学眼中,这是全国最好的分配。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几百万下乡的上海人正千方百计要回来。

  虽然我从麻雀变成了凤凰,但还是向往北京,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工作。我一听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许的分配政策的权威性,于是主动跟马列所联系,请求把我调去。

  马列所是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所”,马列主义具指导地位,改革开放前却没有这个所。于光远是推动建所最力的一个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说:马列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国无异议;但“四人帮”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我们要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没有明讲的是:马列主义不应该是崇拜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科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隐含了跟科学必须一致的研究和评价标准。

  刚开始听说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当马列所所长,于光远当第一副所长。这规格是最高的了。但胡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当院长所长,而是全党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他跟于光远说:你代劳吧,当首任所长。

  于光远也忙得一塌糊涂。邓小平最重要的四个理论工作者助手,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还有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薛年纪很大了,活跃程度比不上这三位。于光远让毛泽东当年称为“四个红色教授”之一的经济学家苏绍智当第一副所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调过来的。

  我1981年春赴京收集论文资料,拜访了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远打个招呼,他太忙。马列所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借用的,社科院的大楼还在盖。

  他出面找到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杨在1954年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书记,他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大文章。通过他再给上海市打电话,这才把我从复旦大学调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时,学校管分配的干部说了句狠话:我们留一个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留不下来,不要不识好歹,否则你哪里来哪里去。

  我当时是破釜沉舟,因为很快要开始博士研究生招生了,如果我被退回安徽,就下决心考博士进京。幸好,于光远苏绍智几个电话一打,复旦大学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中国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进京报到,只买到站票,连硬座都没有,站了一天一夜。

  “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

  就这样到了北京工作。在复旦时,我们对单位的领导要称头衔,叫苏校长、金书记。但到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见到这些在全国学术界如雷贯耳的人,除了称胡乔木为乔木同志(也不喊院长,他笑笑就走过去了),其他的都是称老师。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人来说,太亲切了。于光远有一大堆头衔,叫他“光远老师”的,我开始还以为都是他的研究生,其实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员都要来,我到他办公室,说是来感谢您的。他说:“感谢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我们讲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俱兴。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脑子不活跃,什么都活不起来。”

  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特差,单位食堂周末也不开,幸好那时周末只有一天,到外面买东西吃。也没什么好买,也没钱,路边摊买点油饼咸菜,糊弄过去。

  改革开放前没有中国社科院,只是中国科学院下的一个部,我们都没有房子住。本地人还可以骑车回家,我是外地人,只好睡办公室。最想当床用的是光远老师的办公桌,因为他级别最高,给毛泽东当过科技政策的秘书,办公桌又长又宽,睡在上面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来上班,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我也不敢对他造成任何干扰。我每天在小研究室里看书写作,深夜没人了,才敢把卷起的铺盖打开。如果他的办公室没锁,就睡在他桌子上。第二天清早,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时北京很小,到了魏公村就是郊区,以下都是土路,朝阳区党校就是农村,驴子和马都能见到。我们单位还有在八宝山、首钢附近租农民房的同事,他们挤公车,来回三个小时。我24小时,连睡觉都在办公室,时间利用率特高,文章发表得特多,被表扬时,我说:“还得感谢光远老师。”他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感谢我?“因为我常睡在你办公桌上。”

  他吃一惊:“啊,难怪我有时觉得办公室有点气味!”

  因为啥?我周末孤独,偶尔喝点二锅头。那时的二锅头很差,一股洗锅水的味道,几毛钱就能买一斤散装酒,我买的一块多瓶装的。他周二来的时候,有时还是闻到有点味道。

  官样文章,绝不可以拿出去

  那时大家对于光远的评价五花八门;他资格老,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后来跑到延安去闹革命。他有几件在当时引起争议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说他“到处下蛋不孵鸡”。他到处提思路出主意,说这个问题要研究,那个学科分支要设立,要办一个学术刊物,要建一个学术团体。他地位高,发了话,下面的人就要办。但他讲得太多,别人要给他代管的太多。了解他的人说,那时中国刚恢复“双百”方针,真需要这样一个人,提出新观念、开辟新方向。没有他到处下蛋,别的人功力不够,信息不够,权力也不够,下不出那样的蛋。下了,别人也不愿代管。

  他的思想新颖异常。“文革”后他讲,现在中国最高的自然科学刊物叫《中国科学》,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译成英文,按国际学术刊物的通例,审稿发稿,索引完备。他说,也要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代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高成果。否则怎么把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成果让全世界了解?

  他提出来后,很多人兴奋不已。但也有人问,自然科学只有一个标准,“四人帮”时讲马列主义的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已经是笑话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啥统一标准?于光远坚持说,不对,也有。就该按照科学的逻辑、研究方法、验证程序,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人文的问题。

  有人追问,那也包括马列主义吗?他说:当然啦!

  1981-1982年,这种思想很了不起。果然就办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他说要办成全国最好的,绝不可以滥竽充数。宣传品、抄文件的官样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销,英文版要符合国际学术界通则。

  我的硕士论文是讨论人道主义,当时很新颖,争议也大。我把论文稍修订后按程序投稿,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那时的主编是后来的人大副校长谢韬。我从文艺复兴一直讲到马克思及其批评者,文章三万多字。当时匿名审稿,来回修改几次,全文发表。随后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第一次评青年奖,我获得一等奖。

  《中国社会科学》是光远老师主张办的,我又是他和苏绍智老师亲自调过来的。年轻人发表长篇论文得奖,他很高兴,在走廊里对我讲:“看来花了那么多力气把你调来,也还没调错。”那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长篇论文,可以破格提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全国的正教授正研究员也就一两百个。

  那时马列所里一身兼多职的老资格有几位,副所长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长,还有冯兰瑞,延安整风时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还有其他延安时代的。一发生重要的事情,光远老师他们就会来通通气,消息非常灵通。

  推动改革:内部辩论与前沿研究

  光远老师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最重要推动者。他认为全国的社会科学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问题,暂不能拿出来说,就在内部进行大辩论。辩论得比较成熟了,再拿出来。

  经团联的主要办公点就设在马列所,这个机构有极丰富的国际视野,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先进的观念的来源地。我们在复旦时使用图书馆,享受教师的同等待遇,也有敏感的内部刊物,有学生阅览不到的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而我从复旦大学分配来马列所看资料,却觉得是开天辟地的新鲜!

  这个所有好几种参考资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难以相信。当时有个《大参考》,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开,有时厚达几十页。阅览者要签字,只能在资料室读。《大参考》上,国外对中国绝大多数敏感问题和现实麻烦的报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级干部才能看。我们很幸运地分配到这个单位,得以了解国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参考》上,思想深理论强的文章很少。光远老师说,应该搞学术研究性强的参考资料,于是就编辑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不定期,只要来了好东西,马上组织突击翻译。那时没有商业性的翻译,都是学术水平高的学者做翻译。国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困境、苏联东欧的改革与危机、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古巴问题等等,都是前沿的学术理论探讨。有时一期一百多页,就是一本书。

  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原矿、富矿”,我这样的年轻学者太幸福了!白天读,我还没看完,别人就催,也不允许随便复印,成本高,又要保密。因为睡在办公室里,我就有了几倍多的阅读时间。这些参考资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变革,是通风的巨大窗口。从外面吹进来的各种新观念,由此迅速传到全国。

  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至关重要

  有两个理论问题,我永远忘不了。

  光远老师性格急,很多事情比别人先看到好几步。他提出的观念,被别人批评走得太快;说他这个级别要是走得太快,别人难以跟上。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他是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此前,他为邓小平起草了开创全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胡耀邦要他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整个宏观经济的思路要深刻反省:几十年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付出了那么高比例的投资,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么少?有些方面竟然停滞不前,严重时甚至大面积的饥荒和倒退?这类问题必须根本扭转过来!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为投资而投资、为高速度而高速度。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目标,要转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把民富作为终极目的,而不是先生产、后生活。

  这个讨论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仍很有意义。中国多年的GDP里,基础设施投资占到50%,居民消费才30%多,这依然是当今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1980年代初的时候,光远老师协助胡耀邦,就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这个观念到现在都很有意义,民本嘛!光远老师跟胡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领域以真理标准讨论开辟道路,在经济领域,就是以这个开辟道路。

  一政一经,是很完整的改革思路。可惜马上就遭到了反对,这个讨论,没来得及像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续下去,对中国的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高投资低回报,有根本的纠偏作用。政府会更注重消费品生产,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前二十年。吴敬琏现在还在呼吁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他说,实际上从改革初期到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模式难转的见证者。

  共产主义对进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远老师的第二个想法更了不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向邓小平建议,说在极左政策主导的前几十年里,无限制提倡加强革命专政,张春桥更力主建立“全面专政”——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文化、科技、家庭、文艺,更别说政治,对所有领域都要实行专政。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只是要短期的专政;无产阶级执政后,要大力创造条件,让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这才是共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认真汲取“文革”的教训,在理论上真正弄懂马恩的共产主义价值。马恩最看重的是,共产主义要超越国家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平等、天下大同。

  他跟邓小平慎重提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要对全世界进步人士有吸引力,虽然现在条件不够,但目标不能忘记,让人民自我管理,减少人民群众被管理的环节和机构,为“国家的消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创造条件。

  这也是光远老师那一代人,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念书,却抛弃了触手可及的富贵,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延安去的两个原因之一(另一个跟抗战有关)。

  光远老师在中国社科院里虽然新点子太多,回过头来看,他在很多领域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着青少年时期的理想,从未被地位和权力所腐蚀。

  那时他还赞成一个口号: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当时老经济学家孙冶方说,“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很多人说他在鼓吹资本主义挂帅,我竭力为之解释。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我说:浪费比贪污还坏,有些人贪污就是改变所有权,假如拿去投资,可能比浪费稍好。光远老师批评我,这话不能乱说!那个时代,在最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里,是千花齐放、百家争论。包括人道主义,他也很赞同,但也教训我:不要走得太远;因为胡乔木说,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以人权取代阶级的权利。

  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被光远老师、苏老师推荐去国外留学。我1984年夏季去哈佛,1993年回亚洲,次年夏天回北京,第一个拜访的长辈就是光远老师。他见到我很高兴,他那时已经做了化疗,得了乳腺癌。别人很奇怪,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

  他的老部下要在香港把他的诗词随笔出本书,我建议出线装的,请他签字,他很高兴。

  他很坦诚,很开放,在这两点上很了不起。他写过专门的文章,大意是:对我这样一个早年冒着危险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偏好变成偏信。要抱着多元的学习借鉴态度,前瞻的、开拓的、与时俱进的、永不放弃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丧失记忆力之前,他一直是这个开放的态度。

  2004年尾我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完全不能动了,坐着轮椅推出来。他说:我又多过了一个元旦。我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想了一下:“噢……”我提醒他:“我就是睡你办公桌的小丁!元旦来给你老人家拜年的。”我在他的轮椅前跪下去,磕头拜年。大家很惊讶,这是晚辈对长辈的传统大礼。只有在场的原来跟我同一研究室的小邵林春她们才知道,为什么我对光远老师如此感激。

  2011年,我的《中国模式》一书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前言里我用大字标明:此书是敬献给深刻影响了我的五位前辈理想主义者的,头一位便是于光远。

  (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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