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吴象:悼于光远..
·龚育之:我的第..
·高尚全:学习光..
·刘道玉:中国当..
·于小东:父亲的..
·胡冀燕:无时不..
·程继尧:我与于..
·朱相远:当代复..
·韩钢:我与于光..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怀念于光远 >> 怀念于老
陈伯钧、王芳:改革先导者于光远
作者:      时间:2013-12-18   来源:
 

  纪念于光远

  于光远(1915.07.05~2013.09.26),原姓郁,字钟正,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名为于光远。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1982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成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哲学,同时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代表作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等。

 

  本刊老社长的回忆

  人物档案

  陈伯钧,1947年加入经济导报社,长期主持报社的办刊和经营。1988年领导组建经导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任首届董事长,并继续担任经济导报社社长,直至1992年退休。八十年代以来,曾先后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等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

 

  于老(光远)永远离开我们了。信息传来,我有深切悼念。

  在《经济导报》早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界有三位老人家是最关心和支持这个专业刋物的,他们就是许老(涤新)、薛老(暮桥)、于老(光远)。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曾请于老为到北京旅行的经济导报社员工讲话,鼓励大家艰苦工作,奋发图强。以后,经济导报社在北京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举办经济座谈会、召开新经济刋物创刋招待会、以及导报社40周年和45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报庆招待会等等,于老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对《经济导报》和它的各种出版物,于老是十分关心的。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封于老来信,对导报编印的一份《经济统计》提出意见和建议。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导报社除《导报》周刊外,还出版有十多种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和中英文合编的周刊、月刊和季刊等,在香港、中国和世界各地发行。而于老信中所说的《经济统计》,则是导报编印的一份不定期(一周、两周或三、四周)、免费提供给内地经济学家和财经机构的“内参”资料。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刚刚兴起,但内地对外面的情况十分隔阂,各国经济资料更是十分匮乏,而导报社在香港却因工作之需要和地利之便,订有多种外文刋物。编印《经济统计》,就主要取材于《联合国统计月刋》和几份美、英刋物。于老对《经济统计》提出的意见,不只显示出老人家治学的认真、也体现了老人家对导报的爱护。

  于老还送过一本他写的书《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给我。书中有云:“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看到这段话,再回忆起于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对导报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哪能抑止满怀思念之情?

 

 

  改革先导者于光远

  本刊记者王芳

  他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人”、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经济学的深刻认知和理解。世人总结于光远在经济学上的五个贡献:一是最宽派的商品观点;二是坚持经济学规律不可抗;三是其为经济学界首个拨乱反正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四是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开创者和阐述者;五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或许是人们从悲痛中走出需要时间,又或许是他的成就很高需要慢慢整理,再或许是他的贡献太多需要认真梳理,于光远已经走了快1个月了,学术界、政治界、舆论界对他的悼念潮方才徐徐拉开帷幕。

  新华网1014发布唁电表示:“于光远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人们在怀念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既颂扬他的贡献,也会指出他的缺憾,但在对于光远先生的怀念中,鲜见这样的“客观”悼文,从所有怀念他的文章中还原出的于光远,是一位倡导改革理论,不惜为此受到批判几乎丢了党籍的人;是坚持真理科学,冷静指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的人;是主张市场经济,为“按劳分配”和“唯生产力论”正名,将坚韧的计划经济体制顽石敲打锤击出了第一道裂痕的人;是为邓小平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为改革开放的历史画上了最为浓墨重彩一笔的人。他是“真正赞成开放的人”,他是“思想解放中经济学界一面大旗”,他被认定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重要而关键,又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以人们愿意忘记他的另一面,只怀念他的“好”。

  他生前曾向《经济导报》多次投稿,面对这位熟悉的老作者,我们也不妨“流俗”,单纯只从改革贡献的角度来纪念这位历史性的人物-于光远先生。

 

受命起草改革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而这份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的报告,成为扭转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指导文件,正是由于光远组织人起草的。

  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披露了这一报告出台始末。

  19781110,座落于北京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里,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但这个原定20天的会议却足足开了36天,在中共历史上十分罕见,而正是这36天的会议,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所有理论基础。

  于光远作为当时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全程亲历这场会议,这场会议在他的印象中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参会者的成分不错,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这场会议的讨论激烈而开放,“四人帮”时期人人自危的氛围已被突破,一些老同志不再“沉默”,而是大胆提出诉求,要求肃清历史问题,明确解放思想,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做出批判,对真理标准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做热烈的讨论。

  是年,1114日晚,实际上已经是中央“第一提琴手”的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就来到京西宾馆参会,他从参会者热烈的讨论中敏锐地嗅到了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已经到来,胡乔木早在会议之前为他准备的演讲稿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式,于是决定重拟演讲稿,让胡耀邦找人重写,于光远就是胡耀邦选中的人。

  122,邓小平为于光远提供了演讲稿的提纲,于光远安排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三天后,就上交了这份指明中国发展方向,明确发展指导思想,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著名讲话稿。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3天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做了确认,这份讲话稿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通过的《公报》开头表述:“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位从事时政新闻工作近30年的老记者先生,也曾是计划经济转型的亲历者,他回忆起这篇报告时满是赞叹的语气:“尽管现在看起来报告中有些语句仍然有些‘官话’、‘套话’,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让人读起来很感觉‘清新’,如沐春风。”

于光远回忆,这份演讲稿的标题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的,很多被人们称赞和历史铭记的振耳发聩的句子,也大多来自小平同志自己。

不过,长期以来,关于这份报告的起草却一直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来自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所著的《回忆胡乔木》一书:“在中央工作会议不久,小平同志曾邀胡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把胡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的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胡乔木同志手里。”“小平同志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还需要修改,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13,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要讲话了,午饭后,胡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不过,被两种说法弄得迷茫的党史研究者很快有了惊喜,因为2008年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这本书出版时,公布了邓小平同志为他提供的讲话稿提纲原件,一共3页的16开的白纸微微泛黄,邓小平用铅笔写了7个提纲,近500字,分别是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七,新的措施新的问题;最前面还有一个是“对会议的评价”,加起来一共是八个问题。

  这份手稿原件证实:在邓小平的开放思想下,在于光远与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才有了这份指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指导性宣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幕,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下基础。

 

为什么是于光远?

  会议过程中临时换稿,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为什么邓小平选中的是于光远?

  其实,于光远投身共产党之后,一直坚持真理,倡导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份报告的负责人而被历史铭记和颂扬,是实至名归。

  1934年,通过严苛考试,19岁的于光远从上海大同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插班,与钱三强、何泽慧等后来为中国物理学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级人物成为同班同学,于光远的论文曾由老师周培源先生带给爱因斯坦亲自修改,但在那个动乱的战争年代,于光远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此不惜弃考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的研究生招生考试。

  “文革”开始后,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下放农村,住牛棚,干农活,被批斗,但生性乐观的于光远没有因此而消沉,始终抱有一颗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于光远从宁夏的五七干校(“文革期间”,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回到北京后不久,开始集合身边的朋友、同时重新开始研究因“文革”而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此后他长期耕耘于此,并结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1973年,近10年的文革已经让中国经济几近崩塌,为了收拾这“烂摊子”,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复出两年后,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就是负责人之一。政研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没有设在党中央而是设在国务院,是为了在“四人帮”控制之外发出自己的声音,方便邓小平工作。

于光远后来回忆起来曾说道:“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分配给我这样一个工作。”而政研室也最终不负希望,在整个经济巨大转型时期,许多命题由政研室第一次提出,很多改革的理念在这里萌芽生根,包括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问题,很多问题都成为邓小平推动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如政研室成立不久之后,就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16000字的长文,不同于其它文章对“四人帮”的迎合,而是与其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撑起了一面与极“左”势力公开对抗的旗帜。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5年中国经济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伴随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度失势,政研室被称为“邓记谣言公司”,于光远等人再度受到“批判”。

  不过,已失民心的“四人帮”终究挡不住改革的大势所趋,197610月“四人帮”被捕,随后,“拨乱反正”工作率先在理论界展开,在畸形权力和国民懵懂时期的常识颠倒、逻辑混乱等“走偏”现象,正在逐步回归。

  1976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起草者将征求意见稿寄给了于光远,于光远指出,讲话稿中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是不对的,“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后来,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删去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但是不久之后“两个凡是”言论的提出,让于光远真正意识到,虽然“四人帮”倒台,但纠正“四人帮”的宣传言论,纠正错误观点的工作迫不及待,于是,于光远联合冯兰瑞、周叔莲和吴敬琏开始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于光远组织了三个小组,分别研究按劳分配、为“唯生产力论”正名、讨论民主与专政问题。

  于光远组织召开全国安排分配问题讨论会,与会者谈到“奖金”、“物质刺激”等一系列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看起来“大不逆”的词汇。

  不过,这些言论却得到了邓小平的关注和认可,他默默地关注着这些会议,仔细阅读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还约谈了于光远等人。随后,政研室起草了重头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6天后,《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篇文章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遣兵”,与以往的任何文风和内容大不相同,触犯了一些人的思想禁区,但却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了第一缕春风。

  从1976年冬天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光远共组织了7次“按劳分配”和“唯生产力论”的大讨论,这些努力最终打破了绵延多年的大锅饭,推进了联产承包制的落实,生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芽,思想空前活跃。

  此外,他扛住了所有压力,坚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后来得到邓小平的认可,成为中国制定社会主义政治、精神文明和建设目标的基础,成为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出发点。

  曾与于光远有过交往的人们对他的共同印象都是一个“思维很活跃”的人,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人,他担任第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在整个社会都反对个人追求金钱的语境下,提出“只有发财才能向前进”的理论并受到批判,但历史最终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经济学大家们的好导师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发轫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而于光远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中的标志性人物,源于他对经济学的深刻认知和理解,虽然他曾是物理学“科班出身”,但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却有着很高的建树,很多经济学大家都尊称他为“导师”。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与陈翰笙、薛暮桥、杜润生、孙冶方是对中国经济学学术发展起带头作用,对中国政策制定起到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

  而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和赵人伟等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二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他们中大都受到于光远的影响。

  他的“弟子”张卓元刋文回忆:“尽管在各个方面都有造诣,但他研究成就最主要的是在经济学,主要科学成果表现在经济学。”

  张卓元在1959年大概有两至三个月时间天天到于光远的办公室,帮助他找资料,探讨问题,协助他写文章,后来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由于每天朝夕相处,张卓元对于光远的印象更立体:“他的知识面特别广,理论研究造诣很深,智商也非常高,在讨论中会不断出现很多创新的想法。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1955年就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学部委员。在经济学方面非常有造诣,思想一贯很解放,勇于探索问题。”

  张卓元说于光远在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五个方面,一是最宽派的商品观点;二是作为哲学家,他认为经济学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三是他曾是经济学界首个拨乱反正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四是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创者和阐述者;五是于光远对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他是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和教条的。”张卓元这么评价他的导师。

  赵人伟则将于光远视为他的经济学启老师之一。

  在中学时就仰慕于光远的赵人伟50年代考上北大,经常聆听于光远在北大经济系做的报告,学习知识,聆听教诲。后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是他的直接领导人。

  “他的创造性思维和探索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赵人伟说。

  弥留之际的董辅礽先生将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发给于光远,题目是《守身为大》,这篇文章中董辅礽写到:“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者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变成了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坚持真理,毫不动摇。”

  甚至第三代经济学家,以周其仁、张维迎、林毅夫等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国际名校接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他们也都曾受到于光远的影响,有些人在于光远的影响下开始系统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

  在舆论还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于光远顶住压力,积极组织外国经济学讲座,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设,连续举办了五六十讲,场面异常火爆,很多年轻经济学者,都是从那时开始真正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西方经济学,那个时代公开做讲座,于光远是以他的地位克服了阻力的。”

  周其仁也曾讲过:“当年听这个讲座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没听说过。”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吴象:悼于光远老
龚育之: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
高尚全:学习光远同志的改革创新...
刘道玉: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于小东:父亲的人格魅力与在经济...
胡冀燕:无时不思 无日不写 ——...
程继尧:我与于光远的“邂逅”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