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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袁庚,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什么?
作者:      时间:2016-02-03   来源:《金融家》
 

当今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你如今的创新与创业都离不开他曾经的奋斗。

他是中国改革实际运作幕后第一人,也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创始人。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甚至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中国未来的变革离不开这些历史重要人物的“以史为鉴”。不幸的是,恰在今日凌晨,袁庚因病去世,享年99岁。

即将到来的423,本来应该是袁庚99岁的生日。不过他没有熬到, 不过已被病痛折磨多日的袁老,应该也该可以含笑,自己曾在蛇口,在深圳,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上的浓墨重彩和丰碑式人物。

当年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拓荒牛。

他被誉为“中国改革之星”、“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邓小平改革幕后操盘手。当今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你如今的创新与创业都离不开他曾经的奋斗。

而如今,位于深圳600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深圳第一高楼。这座大厦的拥有者,是被袁庚称作“蛇口基因最好的传承者之一”的中国平安集团,一家总资产已逾四万亿元的巨擘,他的掌舵人马明哲,也许一生都会被外人紧紧与袁庚联系在一起。

马明哲被传多年曾担任袁庚的司机,故而被袁庚提拔,虽然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个传闻,马明哲的朋友也曾侧面否认过说马明哲没有做过司机,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创业”,但马明哲对袁庚的尊重和感恩溢于言表,“他在蛇口是神一样的人物”,这是马明哲说起袁庚。

据媒体报道,只有初中学历的马明哲首先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作工人,然后在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担任通讯员。马明哲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83年他的一次平常的工作调动中。

1983年夏,马明哲被调动到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工作,就职于该地的劳动人事处。在那个年代,汽车在中国是少有的专供领导们出行的工具。由于会开车,马明哲就被选中担任当时的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并兼任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车队的队长。

由于早年丧父,马明哲一直是由守寡的许姓母亲抚养长大的。单亲家庭培养了他忍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而作为一个领导的司机而言,这样的性格恰恰是最合适的。不久,马明哲就赢得了袁庚的赏识和信任。

在袁庚身边工作了两年之后,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安排到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那个时候,公司总共也就叁五个人,主要负责工业区员工的一些福利性劳保事务,规模很小。转眼到了1988年,袁庚又委派马明哲参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从而开始了马明哲“发迹”的富豪不归路。

在金融界,马明哲从一个基层干部,奋斗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且在位时间长达10余年之久,这在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和风波诡谲的中国金融界中,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131日凌晨358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少年时期,他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蝴蝶等各界精英,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

1945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袁庚同志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1952年,袁庚同志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54年,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收集了大量重要信息,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外交策略,顺利参加万隆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4月,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周总理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同志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4月,袁庚同志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84月,袁庚同志被康生等一伙以“特务和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197510月,袁庚同志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6月袁庚同志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197810月,袁庚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7810月,袁庚同志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

1979年招商局以“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为经营方针,致力于发展工业。面对香港的寸土寸金,袁庚同志在深入考察后,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原料。经实地勘察比较后,最终选定蛇口。

1979131,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它的问世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

19803月,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着垄断地位背景下,袁庚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带领广大的创业者,勇闯禁区,进行蛇口工业区开展全面的改革探索。

袁庚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1979年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由此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为了克服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的现象,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最早实行工程招标,让参与投标的单位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此后工业区的基建工程项目大都采用招标方式发包,达到了质优、价平、建设速度快的成效。蛇口工业区的工程招标,在中国基建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

蛇口也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住房制度的改革。袁庚认为,只有使职工摆脱了对企业的人身依附,自由择业才能得到保障。1981年,蛇口工业区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迈出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住房商品化解决了职工住房的良性循环问题,职工住房通过商品化的方式能够很好的不断的推出新的住房来满足职工需要,使“住者有其屋”。

19803月,袁庚向中央报告关于蛇口工业区面向全国遴选人才的事宜,并建议来应聘应考的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给与支持鼓励,不应加以阻拦。19818月,蛇口工业区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大批专业人才汇集蛇口,适应了工业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袁庚主张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每个干部的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作参考,调离工业区按原职别介绍出去。1983年蛇口从首届管委会成立开始,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干部聘任制极大地激发了蛇口发展的活力,开创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19814月,袁庚向中央提议将距离南海东部油田中心200公里的赤湾建成一个深水港和石油后勤服务基地。19827月,招商局以有别于全资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模式,组成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的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赤湾,袁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仅用三年时间,便在荒僻海滩上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深水港区、石油后勤基地及其配套措施,为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首创之举。

1983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袁庚主张把职工与企业从隶属的行政关系变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1983年蛇口工业区率先在劳动用工上推行劳动合同制,成为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袁庚把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1984年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1992年,袁庚又率先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蛇口竖起。

袁庚认为在蛇口搞改革开放,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高度的民主,实现民主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职工要有一系列的新观念代替封建落后的旧观念。1985424,蛇口工业区试行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当地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

1986年袁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由蛇口工业区负责、不要国家投资创立一个商业银行的设想。19865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得到批准。 1987年4月8,在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正式成立。

随着经济的增长,袁庚认为发展保险业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他致函国务院财经小组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必要性,指出设立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这个设想经过多方沟通,取得广泛共识和认可。

1987126,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1988527,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

袁庚还倡导职工以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监督管理层工作,袁庚一直支持蛇口工业区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多个协会与学会,像企业管理者协会、翻译工作者协会、会计工作者协会等等。袁庚希望协会办成“压力集团”,有权把蛇口工业区的“民意”公开出来,形成舆论来监督领导。

袁庚鼓励新闻监督,提出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要搞人身攻击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蛇口通讯》开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先河。

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33月,袁庚同志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袁庚执掌招商局时,创办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已走过了100余年的历程。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影响,当时招商局仅处香港一隅,实力薄弱。袁庚以开发蛇口为契机,为百年招商局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将招商局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发展成为业务综合、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创造了招商局第二个百年的开始。

 

纪念袁庚,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什么?

在这份四千余字的文章中,系统地回顾了袁庚在革命年代、文革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年代的境遇。无疑,他最备受外界熟知的莫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精神。直到今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被人们广为流传。

 招商局集团对其一生的评价是: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袁庚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于突破计划经济束缚向市场经济探索,但我们恰恰最不该遗忘的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努力,而也正是今天中国忽暗忽明南辕北辙以及让人急需提振提醒的关键所在。

 

绝不允许以言论治罪

当今天的人们还在为“以言治罪”焦虑无力时,早在1988年的“蛇口风波”时,袁庚就提出,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一定要加以保护;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

 而在现实中,袁更以自身来实践不能“以言治罪”。袁庚曾对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说,要“敢于刊登批评蛇口领导干部,包括批评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让当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让百姓怕官。”当得知《蛇口通讯报》真的要登批评他的文章时,袁庚竟兴奋异常,要求批评稿“一字不改见报”,并立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告此事,从而开创了中国同级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先例。

袁庚也曾坦言,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1985228刊登在《蛇口通讯报》第2期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

 

舆论监督相当欠缺

对于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袁庚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四期接受关山采访时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职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他强调,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没有法治和民主  中国将走向邪路

当今天的人们不敢“妄议民主”甚至以素质论为名不适用时,袁庚早在19834月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4月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他曾说,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

袁庚还谈到,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民主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直选产生。

在他看来,民主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

 

中国没有纯粹经济问题  必须要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他说,“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当今天的经济学家还在为经济而讨论经济增速时,袁庚更大胆指出,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实践者袁庚离去,这个人口与经济数一数二的大国,转型之路依然步履蹒跚。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袁庚那段激情澎湃令人鼓舞的改革热潮时,他对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见解,仍然是这个国家最急需要做的事。但另一方面,今天似乎也到了一种“袁庚之后无他人”的历史折点。

 

纪念袁庚的现实意义

万里去世时,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为前海传媒撰稿《万里走了 历史转折中的今天何去何从?》里面有两句话也同样适合袁庚。“一旦历史的机缘出现,他们便利用一切可能来努力实现当初的理想,为民族和民众谋取福祉,哪怕这种努力与权力结构、既有意识形态甚至个人利害发生冲突。而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是他们所具有政治担当的本源。”

“如果他们仅是理想主义者,中国的改革注定也不会取得那些重要的成就。他们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一种植根于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了解,对民间的疾苦发自内心的同情,以及以往各种政治历练尤其是建政前实际工作经验所锻造的现实主义态度,让他们能清晰地把握社会的脉动,时代的气息,顺应民意,借助民气,撬开大厦,启动改革。”

今天,袁庚离开了,特区也不特了,很多试验也没有了,似乎说明一个时代完结了,但令人担忧的是新的时代并没有真正开启。前两个月,前海传媒就改革路径请教了袁庚的老同事、深圳前政协的一位领导,在他看来,“今天地方改革很难再有当年的勇气与毅力,很重要的因素是地方执政者要为自身仕途考虑,而局部试验性改革显然是有风险的。因此这轮改革恐怕只能由中央开启。”

纪念袁庚,是纪念他对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刻认识。这在今天非常重要或者说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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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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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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