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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蛇口风云
作者:李成刚 张孔娟      时间:2016-02-03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谈起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蛇口工业区,有一个人始终无法绕开,那就是工业区第一任建设总指挥袁庚。在很多报道中,袁庚被描述成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第一推动者。不过,究竟如何理解创建工业区的“一老”袁庚,工业区的“一少”乔胜利对中国经济时报表示,写袁庚的文章很多,但感觉都没有写出真正的袁庚来。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觉得写得很棒、很好,袁庚在蛇口又发表了什么新的观点和见解,又作了什么样的报告,在蛇口又采取了哪些重要的行动和改革措施。这些对不对?都对,但是真正的袁庚并不是这样子的。

乔胜利说,写真正的袁庚,要了解他为什么要发表那些观点,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改革措施。把“为什么”弄明白了,真正的袁庚也就比较完整了。

在本文写作时,袁庚已经卧病不能言,医学上称为“植物人”。本文内容来自乔胜利、袁庚家人和朋友的讲述,以及他们提供的部分历史材料。希望能从这些讲述和材料中找到一个“真正”的袁庚。

谈起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蛇口工业区,有一个人始终无法绕开,那就是工业区第一任建设总指挥袁庚。在很多报道中,袁庚被描述成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第一推动者。不过,究竟如何理解创建工业区的“一老”袁庚,工业区的“一少”乔胜利对中国经济时报表示,写袁庚的文章很多,但感觉都没有写出真正的袁庚来。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觉得写得很棒、很好,袁庚在蛇口又发表了什么新的观点和见解,又作了什么样的报告,在蛇口又采取了哪些重要的行动和改革措施。这些对不对?都对,但是真正的袁庚并不是这样子的。

乔胜利说,写真正的袁庚,要了解他为什么要发表那些观点,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改革措施。把“为什么”弄明白了,真正的袁庚也就比较完整了。

那么,“真正”的袁庚是什么样子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对外窗口——蛇口工业区初建时,又都历经了哪些震动人心的拼搏奋斗呢?

 

老将出马

930,因为康生罗织罪名而在秦城监狱关押了5年的袁庚,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得以释放回家。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于是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找到在部队时的老领导,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进入交通部外事局,不久后任外事局副局长。

在外事局工作的这段时间,袁庚参与了《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等中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的签署工作,在这期间他随叶飞多次出国考察,在与不同国家的比较中,袁庚对中国当时经济体制的弊端有了新的认识,这使他思路活跃、思想开放的特点更显突出。因此,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准备离休回家养老的时候,突然接到交通部党组准备派他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的消息,于是,袁庚动心了。

袁庚到香港工作后,为扩大招商局船务事业,一直想在香港买块地。不过,让他丧气的是,即便退而求其次跑到澳门,也同样发现这里的土地价格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据《招商局史》的简介,1978年的香港土地价格之高,仅次于日本东京,中心区每平方英尺已至1.5万港元,郊区工业用地也达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以上。同时,劳动力缺乏、用工成本过高等因素,使得袁庚只能打消了在香港买地的念头。

1978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经济代表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丹麦等国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向中央提供了大量信息与建议。7月,国务院专题研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产生了许多新的理念,包括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设备等设想。

正值此时,袁庚在叶飞的支持下,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优势,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很快,这份报告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决定“放权”,“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让招商局“放手大干”。李先念副主席批示:“……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得到中央的批准,袁庚提出了在内地筹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勾勒出了他的早期蛇口工业区构想的轮廓。1979年新年期间,袁庚将自己关在职工宿舍,修改、补充,完成了《关于我国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作用。

 

选址蛇口

袁庚等招商局同仁选中蛇口公社的原因,是这里靠近电网,有用电的便利;靠近白坭水库,饮用水便利;这里占用农田不多;离蛇口镇不远,生活供应比较便利;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盐田水深港宽,大亚湾水域辽阔,宜建深水港。

事实上,此时的蛇口公社,还是一个逃港风潮的前沿阵地。据当时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1月至11月,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广东省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在宝安县一地就堵截收容了逃港人员4.6万多人。

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报之后,广东省、交通部很快通过并上报中央。不过,袁庚是个急性子,胆子又大,在中央还没有批复报告的情况下,就风风火火地开始了工业区的前期准备工作。正是袁庚的这种工作风格,导致了很多关于他的告状、批评和怀疑。“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独断专行”、“奢侈腐败”等等告状信从未中断过,而或明或暗的针对袁庚的调查也从未中断过。

不过,虽然“揭发”和调查还在暗地里进行,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推进并未放缓。1979126,叶飞给李先念写信,请他抽时间听取袁庚的汇报。很快,131,刚刚过完春节,袁庚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汇报。当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的办公室。袁庚的汇报从招商局的成立开始,一直讲到在蛇口设立工业区,他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看了地图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拿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惊呆了,大概算了下,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只敢拿走了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

这件事成为很多年后袁庚检讨自己的三大遗憾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丁宁宁也曾批评袁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为什么不敢要这36平方公里的土地,袁庚曾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涂俏的采访时说:“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这件事上还有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干情报工作出身的袁庚的“机敏”。在李先念看了地图同意给一块地时,袁庚从李先念桌上的笔筒中拿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递给副主席。回去时,彭德清批评袁庚,你主动把铅笔递给首长,这不是逼首长表态吗?怎么能这么做?袁庚没有解释,这或者是当过侦察兵的袁庚看到了首长的意图,也或者是他玩了个“小聪明”。

随着李先念的批示通过,很快,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具体问题的讨论就顺利展开。虽然在讨论中,还有很多问题无从解答,例如袁庚要求的一些“特殊待遇”,争论激烈,无法说清。最后谷牧表态:“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经定了,大家都要支持,总共就300亩的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照此办理’(李先念批示)起来。”

前后4个月,从197810月到19792月,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工,就完成了改革开放的初次尝试。对蛇口工业区设想能够顺利实现,袁庚曾总结:那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也派出了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又有广东省支持,还不要财政拨款,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才能很快定下来。

 

奖金风波

198010月,经交通部批准,招商局正式向外宣布,改组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袁庚兼任总指挥,这年袁庚63岁。

在构想蛇口工业区之初,袁庚就提出要摆脱现行体制中“大锅饭”的做法,他的想法得到谷牧、刘田夫的支持。

蛇口600的顺岸码头工程,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最初开工,按传统路子,沿用“大锅饭”的奖励办法,每月在工人中评定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765元奖金。因为工程进展很慢,工业区指挥部对四航局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定额超产奖励使工程进度大幅加快。四航局原来用的挖土翻斗车,一天能运2030车,新奖励制度一实行,规定每人每个工作日定额为运泥40车,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额部分每车奖励4分钱。实行奖励制度后,个人积极性极大增强,码头施工开始提速,原定19803月底完工的工程,提前一个月就完成了。

工业区港口第一次运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等到蛇口视察后,谷牧表示,蛇口工业区有可取之处,基本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搞计件工资,超过定额后可以增加付酬,所以很快突破原定计划,大大缩短了工期,提前完成任务,这个路数对头。

但就在谷牧肯定计件工资后不久,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却相继发布文件,提出为了纠正滥发奖金,规定职工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有人指责蛇口“奖金挂帅”是倒退。超额奖励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码头建设进度又陷入困境。在现场调查时,有工人对袁庚说:“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途径。”看到码头上懒洋洋的施工现场,袁庚说:“想办法,奖金制度一定要执行。”

19805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交报告,这份题为《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不能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已成为工业区建设的障碍。工业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坚持和推广前段时间实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快蛇口工业区建设。

两星期后,《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案头。在胡耀邦的批示下,蛇口工业区实行超产奖励得以获准。8月,蛇口工业区立即提速,工地再次火热起来。

19801213,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袁庚,当袁庚谈到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利、要有筹措资金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时,胡耀邦问:“你究竟要多大权力,是否把你的要求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回到蛇口,同事说起这件事,问袁庚,总书记真问你要多大权力吗?有人接话:“袁总,你要个副总理吧,有权力才能把蛇口搞好!”

 

寒流倒袭

1982年,当蛇口工业区准备从主抓基础建设转向抓工厂、宿舍建设时,袁庚听到一个消息:去年底,有一个中央调查组在深圳进行秘密调查。不久,袁庚得知,这个调查组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调查报告,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是针对特区开放中种种问题的。

这一时段,沿海地区走私猖獗,一些人将这种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将之归罪为改革开放,这种思想让袁庚等工业区管理者心里发寒。

2月,中央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3次召进北京。221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一位中央领导在座谈会上说:反走私贩私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让广东的干部背心发凉的是,这次座谈会纪要文件还有一个附件,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两省座谈会后,任仲夷第一次向中央做了检讨。不过,他顶住了压力,在坚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为此任仲夷还提出“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极力支持吴南生、梁湘、袁庚等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干部。

不过,社会思潮和舆论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之声越来越重。19823月,上海一家媒体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的嫌疑。4月,又有媒体指责引进外资,开发特区土地有偿使用是搞变相“租界”,是海外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独立王国。此时,香港一媒体发表《十二评深圳》,乘机火上浇油,抹黑特区。

在“租界风波”的同时,另一种思潮也给特区带来压力。1980年,中央41号文件提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1982年,北京忽然发出《情况通报》,强调“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要“强调计划经济”。4月,还专门为“强调计划经济”给深圳开了一个会。

政治上的“租界论”,经济上的“市场调节过头论”,使得针对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空前激烈,一时间舆情汹涌。

事实上,谷牧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坚决不同意《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这次会议1个月后,328,谷牧再次视察深圳,以行动表示对特区的支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袁庚态度坚决,我在这里干事,人家偏要说事,怎么办?我干我的,你说你的。

 

辞官不做

袁庚在蛇口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彻底突破了干部管理体制,在蛇口取消了干部的等级制度。无论来蛇口之前是局级、处级、科级,在蛇口主管人事的乔胜利说,不管是哪一级,总之到了蛇口,他的行政级别“就冷冻到档案里去了”。

“这确实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乔胜利说。来蛇口的都是精英,为什么?因为这一批人不会把行政级别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来到特区,就是来实现自我的。蛇口提出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引起全国哗然,有的人不敢来了,有的人却踊跃地来,认为这个地方不讲论资排辈,不讲个人的资历,有更多发挥能力的空间。

对袁庚来说,敢于这样做,或许是对当时干部体制的不认同,或许是63岁的老人,对“级别”一词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却是想着怎么激发活力,将蛇口的事干好。

有一天,乔胜利收到中央组织部对袁庚的一个任命文件,任命袁庚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副部级)。他接到这个通知就赶到袁庚家里,说,袁董啊,中央组织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袁庚问什么难题?乔胜利将文件递给他,袁庚拿着文件一看,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站起来一边走,一边把这个任命通知撕成条,扔到垃圾筒里。

乔胜利说:“我为什么说中央组织部给他出了个难题呢?因为他在蛇口取消干部的等级制度,现在中央组织部给了他一个副部级,他怎么向广大员工解释?”

在正厅的级别,袁庚也算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17423,袁庚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现深圳市),父亲欧阳亨是一个海员。袁庚原名欧阳汝山,小学毕业证上改为欧阳珊,19383月,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不连累家人,他随母亲袁燕姓,改名袁更,后因护照笔误为袁庚,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袁庚是老革命,19岁时考入中央军校广州分校,1938年入党,1940年参加了海陆丰的黄谭战斗,1941年,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派到东莞宝太线开展工作,开辟大陆与香港的地下航路,为游击队秘密运送药品。1948年两广纵队成立,袁庚任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两广纵队成立炮兵团,袁庚任团长,率部队沿湖北、江西,一直打到现在的深圳。

袁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作为情报和炮兵顾问,袁庚奔赴越南,参加了高平战役,后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1955年,周恩来总理赴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时,袁庚负责情报组织工作。1959年,袁庚调往中央调查部任一局二处处长、副局长。1963年,袁庚被派往柬埔寨,破获了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又有先进的经济思想,又是老革命的袁庚,63岁时,对“级别”已经不再看重了。

任仲夷到广东任第一书记后,对袁庚的精明能干印象很深。19814月,任仲夷视察深圳,考虑到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梁湘一肩挑压力过大,就想找个能力强的分担市长职务,他想到了袁庚。任仲夷找袁庚谈话,袁庚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但任仲夷仍决定推荐袁庚为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长,并且得到了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支持。

不过,袁庚考虑了几天,决定坚守蛇口,哪也不去,就要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就这件事,袁庚与其子袁中印有过一次交流。袁中印问父亲:“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不想去当市长”,袁庚说:“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明确了自己的想法,袁庚到中组部找到宋任穷,努力解释了半天,最后说:“宋部长,你就让我在蛇口好好干一番事业吧。”得到宋任穷同意,袁庚又找任仲夷,把自己硬是留在了蛇口。

如乔胜利所问,袁庚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或许1980115,蛇口工业区正式对外招商时,他回答香港《明报》记者“你在蛇口搞的究竟是什么主义?”的问题时,道出了“真实袁庚”的诉求:“共产党的目标,搞社会主义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我们没有搞好,内地目前还很穷,所以现在党中央立志搞改革,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争论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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