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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超:我见证,在延安坚守公平正义的胡耀邦
作者:      时间:2014-12-03   来源:
 

——我做《黄克功案件》影片顾问的感想

 

史超,1938年来到延安.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曾任胡耀邦秘书。著名编剧,代表作:《大决战》《五更寒》《云雾山中》《秘密图纸》《东进!东进!》。

我今年94岁了,脑子不糊涂,用电脑还能写文章,这得益于我18岁投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养成的军人作风,热爱运动。特別在抗大期间给胡耀邦同志当秘书,从他身上学到了爱看书、爱写作的习惯。过去学过英文,现在在电脑打字也用上了。说来,我离开第二野战军后,一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我的身体好,心境宽,总是想到战争年代,特别是爬战壕打伏击时的感受:“五更是最寒冷的,五更过去,天就亮了,太阳就会出来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人只要有信仰,咬住牙关,坚持下去,难关就能迈过去,胜利就接近了。

电影《黄克功案件》经历了同样一个度过难关的过程。编剧王兴东告诉我,这个题材前后搞了9年,由于他的坚持不懈、坚守不弃、坚忍不拔的劲头,直至从剧本到完成影片,终于看到从银幕上投射出来的阳光了。作品如同生命一样,都要经历“五更寒”的。黎明之光就是人的意志之光,放弃就意味着胎死腹中,世上从未有不需要度过难关的胜利之果。

去年夏天,《中国作家》影视版发表了电影剧本《黄克功案件》,请我参加讨论会。读过剧本,它让我震惊,让我浮想,让我难眠,让我一下子飞回到延安抗大的岁月,所有场景对我都不陌生,写的就是我们抗大发生的教官杀人犯罪的案件。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居功自傲,盛气凌人,逼婚不成,杀害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茜,这是写入党史,军史的案例。尤其胡耀邦是这起案子的公诉人,在剧本中是很重要的角色。我投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黄克功案件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这件事的影响持久,警世不懈。

在我未到延安前,就听到了关于毛泽东和红军的传说。1938年我到了延安,在我眼里一切都是新鲜的,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延安城很小,只有一条贯穿南门到北门的街道。我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城里靠近教堂的一条僻静的小道上,遇见了毛泽东。他戴着八角帽,穿着军衣,身后大约20开外,跟着一个背驳壳枪的警卫员。我惊愕极了,这就是统帅红军的毛泽东?我掏出纪念册,试探着请他签名,他说了一句“什么”,因为是湖南口音,我未听懂。他接过我手中的自来水钢笔。在纪念册上书写下“学习、学习再学习”,向我招了招手走了。我目送他的背影.这就是统帅红军的毛泽东!

红军在我心目中是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百战百胜的队伍,不要说崇拜和钦佩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见到他们脚上穿的草鞋和草鞋上扎的红绒球,都羡慕得不得了,希望在自己的草鞋上也能扎一个。

我进入了抗大三大队学习,不久又改编进入一大队。一大队驻在瓦窑堡。政委是胡耀邦。有一天我帮厨,和炊事班班长在案板上切土豆。他是红军时的炊事员,四川人,我请他谈淡黄克功事件。他说黄克功要娶一个女学生,女学生不肯,黄克功就威逼人家,最后开枪把女学生打死了。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说在延安的人没有不晓得这件事的。说到这,管理员叫他到大队部去领肉,明天打牙祭。瞬间,红军高大的形象在我心自中顿然失色。炊事班班长领肉回来,接着骂黄克功道:“……坏种,给红军丢脸,毙啦!毙得好!”我再仔细问,他就不想说下去了。

晚饭后有半个钟头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去队部找指导员问个究竟。指导员和副指导员都在,指导员姓孔,是大学生,北平地下党,1937年就来了延安、他和黄克功同一个时期在抗大学习,他参加过公审黄克功的大会。首先他问我:“黄克功已经枪毙一年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儿?”我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好多人最初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他讲了事件的前前后后,特別讲了毛泽东、张闻天和胡耀邦。事发后,毛泽东听了汇报,马上叫抗大领导彻查,交给边区法院来办案。案情调查清楚后,他就说这个事件给人的印象太坏,破坏了红军的纪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管他有多大功劳,绝不姑息,犯什么法就治什么罪,胡耀邦当时是抗大的政治部副主任,他主管这次案情的调查。开始黄克功自己说是误杀、也有人帮助黄克功说情。胡耀邦原则性强,肯用脑子,认真负责,不管別人怎么说,他不受干扰,坚持调查,用证据说话。经过多次细致、反复的调查核实,取得了证据,不是误杀而是有意杀人的。孔指导员还说了这次事件之后,张闻天做了题为《革命者的婚姻与恋爱》的报告,要求抗大干部正确对待恋爱观,把这个案件当作政治课,抓紧教育,严整纪律,他以我们训练队做例子,要求每个队员端正恋爱观。实际上,指导员是有意给我补上这一课的。他还说:“当时国民党拿这个事件造了不少谣。由于枪毙了黄克功,谣言也就不攻自破,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学生愈来愈多,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还难忘张副指导员,他当过中学教员,干过地下党,1937年来到延安,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在一旁静静地坐着,听完孔指导员的话,补充说:“当时胡耀邦任政治部副主任。虽然,他担任案件调查工作,但还是关心黄克功的,整理他的遗物,对黄克功的行为很惋惜。杀一儆百,这件事的教育意义很大。当黄克功打死刘茜后,众说纷纭,尤其是陕北公学的学生,有点乱,看你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处理之后,平静下来,觉得处理得好、处理得对。除一恶而得民心,延安群众更相信共产党是公平的,更贴近共产党了。”

公审黄克功,依法办案,共产党没有包庇自己犯法的干部。在民间的影响很大。我们在瓦窑堡是以班为单位住在老百姓家里的,瓦窑堡离延安那么远。他们也知道了黄克功这桩事。一天,小饭馆的老板到房东家串门,见了我们便说:“延安多好,大官杀了人,也不过是个女娃子,还打官司过堂,砍了头。在我们这里,县长说了算,还有他手下人说了也算,有理说不清。前几天罚了我十二块银元,我一个月才能赚多少!为啥罚我?明明是敲竹杠!这在延安我得告他。”当时瓦窑堡的县长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委任的,那里还驻扎着一个保安中队。

以后胡耀邦调到总政组织部任副部长(部长方强离职,率军委考察团赴敌后根据地),他到抗大挑秘书,挑到了我。他住四合院的南屋,我住西屋,朝夕相处。他为人爽直、亲和、真挚,从不枴弯抹角;他工作认真、细心、负责,思想缜密,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不论文件、讲话、汇报,都是他自己写,让我誊清,从未让我代他起草过,做报告连一个字的草稿都不要。唯有信件,他讲要点,我写成后,他还亲自过目。生活上严于律己,从未花过组织部一分钱为自己买东西。

我到组织部工作不久,有一件事我闹不明白:组织部和军法处在业务上毫无相关之处,可胡耀邦是组织部长又兼军法处长(我也兼任军法处的秘书),是什么道理?我不便去问胡耀邦,找到组织科黎科长。他在红军担任团政委,有文化,很幽默。我就请教他,他叫我再想想,我实在想不出。他说:“耀邦没有办黄克功案件的表现,能选他任这个职务吗?”我恍然大悟。

我还记得审判一个反革命案件,我参与了胡耀邦处理此案件的全过程。这个反革命分子姓吴(现已记不起他的名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有关单位送来他的罪行材料,写得很长。胡耀邦先叫我将罪行归纳出几个方面,他看过后,在宣传托派思想一项上画了问号,将散播反动言论一项删掉。他对我说:“吴某在西安托派头子叶青办的训练班受过训,可能是托派。定他宣传托派思想,他宣传了什么,这里一条也没有。吴某散布反动言论,说边区穷困、税重、高干吃小灶,这些是现状。”散布反动言论是有意煽动不满情绪,但不能作为罪状。为了核实材料,他把送材料的单位保卫部门负责同志请来,关于吴某策动逃跑和盗取机密文件两项,他问得非常细致,他认为有疑点的就反复问,有的问题单位保卫部门负责同志回答不出来,有的自相矛盾。他就说:“你们要严肃对待,扎扎实实。吴某的罪行有多大就是多大,有多少就是多少,既不能增加,也不能遗漏。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杀了,就是我们犯罪。”

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让我深深地领教了。所以,我非常认同《黄克功案件》剧本中突出了他重事实、重证据的特点,写出了胡耀邦的性格。

还有一件事我牢记不忘,有一封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王稼祥,批转给胡耀邦处理的重要机密信件,信封上特别标明亲启、但信却丢失了。平时我收到发给他的信和文件都先过目,不需他看的,就交给有关的科;需要他看的,交给他;我自己能处理的,就自己处理。这封信我的确没有看过,但收发室的登记簿上有我收到的签名。这把我急坏了,也吓坏了。胡耀邦批评了我。他见我吓成那般模样,叫我別急,急没有用。他提出好多可能,帮助我一块想,特别问了我最近收到过几封亲启信,我告诉他就是前几天收到过一封。他没再说什么,回到他的屋,我看他靠在椅子里,眯着眼,好像是在深思。我心里忐忑不安,饭也吃不进。饭后他拿着前几天的那封亲启信,叫我跟他到收发室.向负责收发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也叫他从各方面多想想。收发人员自恃登记簿上有我的签名,铁证如山.满不在乎:胡耀邦找他要来登记簿,来回看了几遍,又看过他拿来的那封信.说:“日期不对吧?”收发说:“有什么不对?”胡耀邦把信展平在桌上.指着信上的日期说.史超签名的是这封信! 收发还不服。拿起信和登记簿对照,果然我签名收到的是前几天的那封亲启信.他慌了。胡耀邦叫他好好想,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胡耀邦和我刚回来,收发就追了来.说信找到了,信夹在《解放日报》里边。幸亏报纸未分发出去,不然问题就大了。那时我就想,胡部长真是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领导。所以,看到剧本中胡耀邦为了调查刘茜的那把口琴,费心寻找,直至找到最后一个证据,这种执着的态度和性格特別符合耀邦同志的个性。

做了一辈子编剧,免不了要为编剧说上几句。黄克功案件是一个情杀案,也是我们抗大的一块伤疤,人所共知,伤疤从来忌讳和避免揭开的.而作者竟然赤裸裸地将伤疤剥个精光.并且这个伤疤不是一般的伤疤,某些人会认为这有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声誉。黄克功是一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屡立战功的团级干部,居然因为一个女学生不爱他.将女学生开枪打死.残酷而匪气,把这个尘封多年的伤疤揭开、会不会对共产党历史有不好的影响? 我开始真为王兴东担心,他比我小31岁。记得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搞电影剧本《在被告后边》时,曾去过他家的陋室,和他们夫妇有很好的交往。所以,制片人王浙滨来电话让我看剧本,想请我来做个顾问,深感担子不重,责任重啊!

剧本是编剧发表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宣言。我知道兴东同志有过当兵的历史.并且很早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的很多剧本,如《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建国大业》等。始终坚守党的文艺思想,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表达人民的意愿。

剧本《黄克功案件》比过去的剧本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那颗党员编剧的良知和激情,浓墨刻画了雷经天审判长和公诉人胡耀邦的形象。同时.很有深度地塑造了毛泽东、张闻天、贺子珍、罗瑞卿、成仿吾等形象,故事揭示了黄克功从红军团长演变成罪犯的过程。完成这种题材的剧本,凭借的不是胆量.而是剧作家的胆识。换句话说,作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透视出伤疤下面蕴藏的深层含义。覆盖在它下面的不是腐肉,是光洁的肌体,不是暴露,恰是颂扬,颂扬我党一贯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共产党不搞超越法律的特权。尤其是毛泽东的形象,不是写他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役.而是如何处理红军犯法有罪的高级干部,是赦还是杀同样摆在军事统帅面前,毛泽东没有使用特赦权,体现了毛泽东依法治军、从严治党的思想。

读过剧本后,我深知其中的难度。我参与创作过电影《大决战》,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有要求和限制的,面对历史的真实史料,如何虚构故事剧情,能让观众看下去,而不像在介绍史料。《黄克功案件》所写的剧情。是一段沉痛的史实,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当时都是知名知姓的,而此后几十年又多是党政的领导人,两者都不容作者随意增添删改,这给编剧的写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从剧作上看,编剧是用自己的创作经验处理了一些要害的问题,紧紧抓住审判长和被审判者做文章,情与法、罪与罚、法与理的矛盾,充分展开了。围绕着“平等”主题做了文章,其中写雷经天,一出场就判决延安夫妻离婚案,体现了“男女平等”;后来审判黄克功案件,主张民主,公开审判,不搞官贵民贱,反对特权,体现“官民平等”。

雷经天有一句点睛之笔:“不是一碗,我是两碗水,都要端平”,将共产党的法官忠于法律的天职,表现得非常感人。胡耀邦同志拒绝说情风,强调法庭只重事实,最后当黄克功即将押赴刑场,递给黃克功一碗热水,真实地再现了红军人性的一面。此杯水对于塑造人物是神来之笔,令人难忘银幕上胡耀邦的形象。

应该说,剧作并未简单地把笔墨放在事件的政治意义上,即依法处理了黄克功,而是理直气壮地从正面、毫无隐晦地从反面,并从人性的角度向深层次开掘,展现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本质,即对人民的关爱,和对一切侵害人民利益者的愤恨。作者还是让审判长说出了“不判黄克功死刑,共产党就不姓共了”这样的台词,这是切人肺腑的心声。剧作构筑理性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人情的关系是故事的两个支柱,让“杀还是赦”的悬念贯穿全剧,故事锁定在两个支柱和一个贯穿悬念中进行,引人入胜,震撼人心,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达到发人深省的目的。

在兰州举办的第2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电影《黄克功案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影院座无虚席。观众被电影故事所感动,我被毛孩演的胡耀邦所感动。当初导演王放放第一次带着毛孩见我时。让我来认可毛孩,我知道他演过很多电视剧,也是军队的演员,个头和气质、形体和眼神,很像当年的耀邦。没想到他在银幕上生动地创作了这一角色。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当年抗大时期的耀邦形象,亲切极了。仿佛自己也年轻了。作为健在的胡耀邦当年的秘书.我非常认同这个艺术形象。作为本片的顾问,我再次看到77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那个故事,年轻的导演和演员们能够在陕北那样艰苦的地方,出演、拍摄当年艰苦时期的共产党领导抗战时的故事,非常欣慰。无论是看到那些抬着的从抗日前线下来的伤兵.还是看到正在开赴抗日前线行军的镜头.都令我回首当年的延安,真实而亲切!

感谢这些中国最有作为的挚爱电影事业的年轻人.你们是用延安的精神复活了延安的故事,用延安的精神创造了延安民主法治的形象,你们是远离毒品和拒绝享受奢靡的一代电影新人,拍延安的故事.学延安的精神,承延安的作风。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当年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播种的延安精神,让我这位94岁的老延安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未来和希望。

作为中国电影的见证人,我知道没有好剧本是拍不出好影片的,剧本决定了影片的灵魂。这个磨砺了9年的剧本我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学员,看到商业影片冲击之下能够再现当时延安环境和人物的电影,实属追求艺术所为的真正作品,一部描写和塑造共产党人本质的史实影片.也是一部从严治党、依法执政的生动教材。延安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圣地,其中民主、法治,平等、公正是其精神内涵。我所以接受这个“顾问”,就是愿意你们多问我一些当年的感受。看到电影中所展现的,无论是领袖还是平民,无论是抗大还是陕北公学.无论是罪犯还是法官,电影将当年这些人物化为艺术写照,不仅照耀了过去,更加如镜般地回照当今,这才是拍摄这部电影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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