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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思忆父亲耀邦与中国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出版 胡德平追忆父亲胡耀邦改革思想与历程
作者:      时间:2011-03-23   来源:新华网
 

图为胡耀邦

图为胡德平

胡德平

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军队农场锻炼,做过工人,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2008年至今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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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父亲曾经说过: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

胡德平:思忆父亲耀邦与中国改革

论改革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新京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以此为书名,有什么含义?

胡德平:这个大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改革应该怎么改?三是对三十多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应该认真来对待。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耀邦自己也说过,他只是在特殊的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是有局限性的。

新京报: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所以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他就这么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新京报: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核心是什么?

胡德平:经济问题上,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另外,胡耀邦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必须有。

谈家庭

父亲说,你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新京报:这本书里提到你写过一篇《谈开放》的文章,你父亲曾经批阅。胡耀邦启动改革,他的方法和心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态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特点?

胡德平:我只能说他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他自己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耀邦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胡耀邦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新京报: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记者 张弘)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胡德平 版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定价:48.00元

  近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本版摘编书中部分章节,回顾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和生活往事。

  贫富悬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政策的。耀邦同志主张社队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

  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大大改观。农村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国有更强大的物力、财力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今,彻底消灭贫困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如北欧几国。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西欧诸国,应警钟长鸣,不能长期如此。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

  真理标准

  历史的合力怎样形成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

  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封家书

  耀邦对家人表达的信念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他先从不久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遵化县机械化的报道谈起,接着娓娓谈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历史,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农业,最后他讲述了他对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设想。

  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做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做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一板一眼地说道:“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摘自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摘编/记者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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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图为温家宝(前排左起第四)、曾庆红(前排右起第三)、吴官正(前排左起第三)、胡耀邦夫人李昭(前排左起第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前排右起第二)等合影。(图片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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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
 
胡德平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是我历时四五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作品。这本书不是一部家史,也不是我父亲的个人传记,我试图去完成的是一部胡耀邦的思想发展史。在历史的天平上,个人的恩怨是非都不算什么,唯有思想可以永恒。

“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对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给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部书的最大缺憾就是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我认为此话是经过侯老长期痛苦思考后的箴言。离开经济基础而谈思想史,这是历史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能够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即此一点就有解放思想、解放人,要求变革上层建筑与之同步的意义。改革开放已经超过30年了,这比我党从建党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长,因此整理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是时代赋予的课题。

本书是学习我国改革思想史的一部专作,但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不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我想任何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有兴趣的人,都有权利用心写出这方面的著述。当代人写当代史,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能否客观公正,则一直是史学界讨论不休的一个有趣话题。本书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的诘问。我希望从我个人的角度,从我父亲的观点思想入手,梳理他的一些明晰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是怎么想的?我只能以这个我熟悉了解的人物为核心,把他有关的讲话,我的日记,还有一些相关资料梳理出来。这本书侧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他自己也说,他只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走上了一个特殊岗位的过渡性人物。过渡性的人物是有局限性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 不仅仅是他,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处在向现代化中国过渡的一代,这个过渡到今天仍在进行之中。

我想通过这本书,努力从三个方面入手来梳理胡耀邦的思想: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中国的改革怎么改,三是对改革的现状如何评价?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文革”之后,在胡耀邦逐步地走上中国的领导岗位之后,他认识到,中国不能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旧路、老路。他这样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前。不走苏联东欧的旧路老路的思想,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这些同志的可贵之处是,他们经常去思考党的历史,经常把党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的革命道路与苏联迥异,我们有20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这是一条特殊的道路。父亲最早是在湘赣根据地参加的革命,这样的经历让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道路与苏联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在延安时期,他又参加过整风,真正了解党的历史的人会知道,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领导干部只要认真学习,会认识到去苏联化的必要性。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党内一些同志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当时我在上小学,有一次和父亲一起散步,他说:计划就是法律,这个对吗?计划就不能改了吗?计划可以不顾实际吗?计划是谁订的,可以这么神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联道路未必适合我们,也许,那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深度还不够,但无疑,思考已经从那时开始了。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决定写信向毛泽东建言。他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必须要走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

这种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是来为人民考虑问题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胡耀邦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绝不是偶然,有人认为是“文革”的结束决定了改革的开始,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

中国的改革怎么改

坚决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全党的共识,但是胡耀邦个人没有使用“集中”这个词,他的说法是“高度集权”,这个集权是以主观臆断的行政命令,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他很明确地使用了“集权”这个词。他举了例子来进行对比,他说宋朝为什么这么弱,就是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的指挥官都是要把布阵图上报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他说特别想去看看宁夏,宁夏一个西北的荒凉之地,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西夏王国?还把宋朝打得很头疼,西夏的体制一定要比宋王朝灵活得多。而且党项族还带有游牧民族的性质。他决心要改的就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他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但同时也不是改掉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全面改革与四化建设》的讲话,他说“希望全党同志和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

为了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就要讲民主和法制,他常常把民主和法制放在一起讲。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要为全民的利益负责,另外也不是改掉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的时候,他就谈到了社会保障问题,他说不吃大锅饭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对人民的医疗养老负责。我想在他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承了他的思想,是爱民、为民、亲民的政府,政府的爱民为民亲民的举措我们都要支持,尤其是近两年,社会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要让人们在进取之中有所保障。在怎么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幸福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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