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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以胡耀邦经济思想解读当下中国难题
作者:      时间:2011-03-10   来源:cover 封面人物
 

  胡耀邦是深受中国人爱戴的政治家,22年来,对他的怀念从未中断。人们怀念他光明磊落的性格、博大的胸襟抱负、民主的工作作风……

  胡耀邦是一位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他曾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正因如此,他赢得了亿万人民的心。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精神也体现在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上。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其长子胡德平先生说:“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即将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胡德平追忆胡耀邦》一书,完整地呈现了胡耀邦从上世纪 60年代直至整个 80年代的心路历程,详述了胡耀邦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本专题选编了其中有关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几个片段,用以观照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其中一些思想,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困境,仍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是“全民所有”还是“全民所无”

——胡耀邦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

◎ 文/胡德平


  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关于如何看待地尽其利和保护国家资源的问题,耀邦同志曾说:除国家可能和必须经营的大型的、大宗的、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就可以通过上级规划,相互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地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耀邦同志认为,公社、社队解决资源问题,总的方向是“地尽其利”,变国家独享的资源为全民共享,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开辟生产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属是中小型的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甚至国家一定时期不能经营的大型资源,都可以放手让当地及附近的人民公社联合起来开采、开发和加工。
  这里,耀邦同志的提法是国家经营资源,而不是说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所有权应属全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采矿业、冶炼业和金属加工业发展势头很猛,最明显的就是煤炭业和钢铁业的生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突破了基础工业发展的瓶颈。
  如今我国各类企业享用国有资源已逐渐成为现实,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享用国家的公共资源,但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国企、私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何定位、发挥作用,如何合理使用占有资源,仍需明确,不能忽而国退民进,忽而国进民退,长期拉锯。公有资源如何按市场配置这篇大文章,还应继续做下去。

一、是“全民所有”还是“全民所无”

  我国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尽管全民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和当地群众发生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耀邦同志向毛泽东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
他说:
  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同志认为“大全民”和“小全民”相关,有一致性:

  大全民是由许多小全民构成的,没有小全民就没有大全民。离开许多组织起来了的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小全民所有,就谈不上有什么大全民所有。

  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我们就不必再拘泥困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若还要一味强调集体经济低级,全民所有“一大二公”高级的话,我们仍将生活在空话之中。
  我国现在有各类所有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有何异同呢?私营企业摆脱家族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股份制又摆脱多家股东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是不是进步呢?毫无问题是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私有经济的社会化方向。那么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多个股东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又改为上市的公众公司,又怎样呢?我认为甚为明显的就是国有独资公司已变为全民和股民的企业了。但为何股东、股民可以分红,外国的股东、股民也能分红,全民则不能分红?如果这样的模式成为定式,那么全民的企业岂不成为股民的企业了吗?有人说全民不分红,但政府却分到了利润,政府代表全民享受了权益,所以全民可以不分红,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律地位。把全民企业叫做国有企业也通,但千万要注意应该用“国有”注释“全民”,而不能用“全民”去注释“国有”。否则就会大大把事情搞乱。若再把国营企业理解为政府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那么国企迈向行政垄断企业的障碍就不多了(自然垄断的企业和国家专卖专营的企业除外)。如果此风一起而不止,那么我国就会出现特殊的利益集团,改革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20 世纪不就有这样的意见,行政垄断企业的高管人员要求在企业中入股,还要设立期权吗?
  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好险!幸亏被制止。
  1983 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以后二十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 或10% 上缴给政府。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给全民。国有企业绝不能以给国家上交税收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为避免形式主义和愚弄全民的做法,不必像俄罗斯那样,每个公民领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证券,全民所得的红利按人头划分也很难操作,或可全部纳入社会保险基金,或可采用别的形式整体使用。经济学家陈志武给全民所得的红利起名为“国民权益基金”,很恰当。

二、“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

  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耀邦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远远大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积极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上,他坚定支持个体劳动者、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对有雇工行为的私有企业也未采取那种封杀、打压的态度。每个时期,在耀邦同志的头脑中都有“共产党”三字在起作用,但能否把“共产党”和雇工、私营企业结合起来呢?
  耀邦同志发挥毛主席的话,谈到了“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的问题:

  十年前主席就非常深刻生动地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
  我认为这种观念若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就会产生认识上的飞跃。所谓优化配置资源,就是要用市场供求的关系配置资源,但对社会主义来说,远远不够,因为这种资源不是私有的,也不是国家垄断的,优化配置资源还应该体现在市场配置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上,这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开辟最经济、最得人心的发展道路。

  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水域、沙漠、雪域……都是全民共有的资源,应让国家、地区、集体和自然人“共产”,这些主体可以组成各类公有、私有,国有、国营和混合所有制等形式的企业,平等合理使用这些资源,共享分用全民的公共资源。

  耀邦同志所谓的“共产”资源,就是共享分用,有偿租让。其标准就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不是国家垄断资源的效益,也不是完全由资本说了算的效益。这种社会经济效益表现在:凡是少数人可以办的事,就不需多数人去办;凡是民间可办的事,就无需政府办;凡是地方可办的事,就不需中央办。我国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政策,就是乡镇企业能办的事,政府就鼓励它与当地国企竞争,或限制国企进入。
  这样做就会产生如下效果,在一切谋利性的国有企业中,每个公民都有均等化的一份红利,就不会产生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一切接受政府信托,经营公共产品的国营企业,就不会大赚老百姓的钱。如果公共产品以赢利为目的,即便赢利再多,也会落得个财聚而民散的结局!所以必须把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严格分开。

1986 年2 月5 日,胡耀邦(右三)与胡锦涛(右二)以及温家宝(右一)、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右四)

等在黄果树瀑布风景区合影留念。 新华社 周浩荣、摄

  此外还要有以赢利为目标,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私有企业好理解,纯属私人性质,民营企业最好的例子就是联想,就是公有资产的所有者请专业人士经营。这两种企业也要严格区分。两种企业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和赢利性的全民企业竞争,全民企业竞争不过,就应让渡其资源或股份,以求让社会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刺激全民企业提高竞争力。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利、金融和一切资源,讲究效率,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积极增加公共财政和扩大公共事业。这里用得着毛泽东同志的那种说法:你是真想而不是假想,你是十分想而不是几分想。要做到社会的公正,缩小贫富差距,你就要讲效率,讲劳动生产率。须知,我国的GDP 总量虽然已占世界第二位,但整体的国家竞争力仍然很低。
  我国发电的装机容量已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总和,但GDP 总量仍在美国之后。

三、资源向全民开放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文革”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同时在中央多次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看待雇工问题。1986 年8 月18 日,耀邦同志在辞职之前的5 个月,和德中友好协会的副会长托马斯先生有过一次谈话。他说:
  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而言,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不仅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样有好处……一部分小私营企业,规模不大,资本数量很小,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将采取可能的方式来实现其增长,但无论如何,私企不能超过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
——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
(德国

  耀邦同志对此想做些什么工作呢?他说:
  在今明两年,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个体、私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党内需要找个时间讨论几个经济问题,看是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雇佣人员多于七个人就是剥削,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推敲。
——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
(德国)
  对于马克思的剥削论还要推敲,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从实际出发,他的观点是:
  现在的私营企业雇佣工人与旧社会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工人领取工资,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也不能说这其中完全不存在剥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欧几百年前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在时代不同了。
——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
(德国)
  据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提供的材料,耀邦同志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党内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在争论,按马克思的说法,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我看这种争论没多大意思。
——《胡耀邦总书记在接受联邦德国德中友协主席托马斯•海勃勒尔博士采访时的谈话要点》
  此时,耀邦同志关于全民“共产”全国资源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资源已经彻底向全民敞开,也包括向自然人、私营企业敞开。此时,他又想到了新问题:

  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也要不断地获取资源,他们通过优惠信贷发展企业,这样的发展一旦形成规模,就将其改造成集体企业。对于私企的老板,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也会把他们提拔为经理或厂长。
——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
(德国)
  耀邦同志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古代中国“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思想,文字表述非常优美,逻辑又相当辩证;同时,他又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矢志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事业。对科学理论他务尽其行,对亲身实践他务尽其功。尽管如此,用他的话来说,他仍是一个“历史上的过渡人物”。我相信,他晚年若重读给毛泽东主席的这封建言信,他不会有任何愧怍之心,因为在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他又登上了一座新的思想高峰。
  ( 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摘自1969 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




1953 年9 月毛主席(左)、罗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本文后记

  耀邦同志作为一位共产党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涉及经济领域的任何一项改革方针、政策,他均将此方针、政策与共产党牢牢挂钩。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资源、劳动对象都是全民所有,既非私有,也非国家垄断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可以利用,地方、集体企业也可以利用,私有、民营企业同样可以利用,就是自然人利用也应鼓励。鼓励解放了的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共全民全部待开发资源的产!但党和政府的目的导向应该十分明确,就是建设民富国强、繁荣发达的社会主义祖国。各种经济主体和全民共有的资源结合得越紧密、地位越平等、政府执法越公平、党的意识形态越解放,我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国民财富的分配才能越趋向合理。
  耀邦同志当时就认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全民所无”、“全民皆困”, 他认为我党应追求的是“全民皆有”和“全民皆富”。如果这一观点不错的话,我国的改革还差得远呢!


贫富悬殊是二元化对立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

——胡耀邦谈消灭贫困的政治障碍

◎ 文/ 胡德平

  消灭贫困、共同富裕,当然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但绝不能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就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上的障碍了。
  1949 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城市人口吃商品粮,农村人口吃自产粮、返销粮;户籍制度割断了城乡、工农之间的正常流动,生活在不同等级,有着不同身份人们的上学、就业、医疗、居住都各有各自的空间。对此,刘少奇同志曾说:“……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4 页)他先涉及的是干群问题,以后又提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其思想相当深刻,可惜“文革”的巨石压“死”了这株思想幼苗,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使这株思想的幼苗复活。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如果“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社队办企业的政策得以实行,农民的日用生产品就可以得到部分满足,还有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和剩余产品需要卖给城市、国有企业。农民的经济地位就会提高,其政治地位跟着也会提高。耀邦同志说:
  联社不能加工的产品和加工的剩余产品,须要出售给国家,国家通过商业渠道转售给国家工业部门、外贸部门或别的联社、地区。联社工业愈向前发展,自给自足的部分加大,出售给国家的部分也会加大。
  社队企业兴办起来,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的干部和农民的社会联系就会大大扩展。商业部门、工业部门、外贸部门,其他地区的社队,都成了他们的客户,成为一种买卖关系,双方可以议价、砍价,农民就会逐渐取得政治上的民主的权利;第二,农民有了自己的商品、企业、市场和话语权的地位,就会逐渐取得和其他利益群体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第三,社队企业出售给国家的产品不断增多、丰富,就会引起农村产品向商品的转化率不断提高,社队企业将必然逐步成为市场的自由主体;第四,这种市场的自由主体,也就是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完全是一支积极革新的政治力量;第五,农民的经济地位提高以后,他们对教育、文化、科学的要求也会日益突出起来,直至人的全面解放。正如耀邦同志所言: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
这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文化科学专业的更快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也才有可能逐步地实现。
  农民有了自己的企业,甚至是现代化的企业,又有了文化、科学知识,才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才能真正获得最终解放。这是政治问题中的最终要求。
  我们只有把消除贫困悬殊,共同富裕的任务,提高到广大农民,以至全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教育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最快、最好、最妥善的解决。

胡耀邦在宁夏调研(胡德平提供)


  解决贫困问题就生产而论生产,就经济而论经济,不管政治是不行的。我认为我国农村改革之初既受到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又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若农民身上没有政治上的压力,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为何要立生死状,义乌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为何要突破政府部门户籍政策和工商部门的严厉禁令?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虽没有提到农民的政治权利,但经济和政治是统一的,他和中央、地方一些领导正是在“文革”之后,最灵敏地感受到这两方面的压力和任务,所以才能很快顺应广大农民要求改革这一历史潮流,在潮流中发挥作用。

本文后记

  我国人民生活贫困问题,在“文革”前就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两者之间,其积极的变化就是过去贫困是普遍现象,现在则是局部的少数现象。其消极现象则是现在的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大拉开了距离。我国的基尼系数升至0.48,竟然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要高,这很值得警惕、反省。
  对待贫富问题,我国一定要全面审视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我国股改之前,同股而不同权不同价,难道只是一种经济问题吗?又如我国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流转出让时,同地而不同权不同价,尽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肯定这一改革前景,但是进展不大,难道只是认识不到位吗?再如垄断企业和民间企业同行同工而不同酬,甚至报酬、福利相差高达十倍,难道只是分配问题吗?只有这些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诸多问题,都能逐渐解决,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趋于一致。汉代陈平宰牛分肉的故事很有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蛋糕要做得大而又大,分肉又要均而又均,我国政府官员都要像陈平一样,为蛋糕做大就要严厉打击一切贪污和浪费,为蛋糕分均就要灵活多切几刀。
  (本文为《关于贫富悬殊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四》一章中一个标题下的内容,其中“本文后记”是针对该文全文而写)

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状况是胡耀邦密切关注的。1985 年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胡耀邦对发展小城镇的论述

◎ 文/ 胡德平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住宅建设,只考虑城市,不考虑农村,只考虑领取国家工资的工薪阶层,却不考虑其他社会阶层。就是国家考虑干部、职工的住宅问题,也无长远计划和根本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大城市和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至今还有成片成片的棚户区!
  就是首都北京又何尝不是如此。1974 年北京市终于出台了一项政策,就是放宽对住房基本建设的审批,允许各单位在自有用地内自筹资金修建职工住宅,刹那间,人们自建住宅的积极性像井喷似的爆发出来。各单位见缝插针的建房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是在大杂院、中小街道旁也盖了许多临时建筑,人们将之或做卧室、或做厨房、或做仓库。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人们对砖头的渴望。找砖头、拉砖头,甚至偷砖头,就如今日之淘宝热。这是一项得过且过,又无可奈何的无政府主义的政策。同时也暴露了“文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几近白痴的无知无能。这是北京古城所遭到的一次较大破坏。
  第一次发出首都北京乃至全国住房存在严重问题的信号,不是什么红头文件,而是1976 年夏天的唐山大地震。第一次引起党中央、国务院认真考虑我国城市人口、就业、住房一系列问题的,也不是主动积极的谋划,而是近千万上山下乡回城知青的突发事件。1978 年4 月4 日,耀邦同志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对世界上人口流入城市的历史现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一是建筑业,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是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160 页
  耀邦同志认为,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不是历史潮流,不但广大知青可以回城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农民也可以大量进城。1982 年4 月15 日,他同罗马尼亚外宾谈话中说道: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农民只搞农业,中国农民永远富裕不起来。能不能把一部分农民引进城市当工人呢?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是二比八。如果我们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农村引进一亿人口到城镇,那时还是达不到三比七。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737 页
  一亿农民进城,让人不能不对耀邦同志的预言感到惊讶!但前提应明确,其前提之一就是全国的城镇化。1983 年年底在讨论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时,耀邦同志认为:
  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从事种植业的人达到三亿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现在不喊这个口号,但是我们心中要有数,心中无数就没有方针上的指导。——《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949 页
  三亿人口务农的预言也让人惊讶!今后大中城市的人口要大大增加,我国的土地资源和耕地又奇缺,人们的住宅问题是否将会变得越来越无解呢?因为只靠各个城市那点国有土地,根本无法解决六七亿,甚至八九亿人口的房产和居住问题。真正解决我国人民的住房问题,改善人民的居住状况,只有在打破城乡对立的二元化经济结构的框架之后才能有解,而且发展的余地还非常之大,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城乡统筹的建房制度。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色工业化的一条独创之路,就是我国的工业化无需重走那条众多产业工人都涌向大城市的老路。乡镇企业的工人可以大量聚集在小城小镇,为大城市分流大部分劳动力,同时又使我国工业化的成本大大降低。据我所知,耀邦同志较早提到乡镇企业是在1979 年11 月,那时乡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他认为:
  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445 页
  以后,他特别重视苏南和湖北咸宁地区的中小城镇,特别提到那里的小城镇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一些城镇、社队干部、能工巧匠延请大中城市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科研人员下镇下乡落户,有的同大中城市的企业合资经营生产,这种做法大大发展了乡镇企业,大大促进了小城镇的就业人口,同时乡镇企业又形成了小城小镇的经济基础。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二,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在我国广大农村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79 年5 月3 日,耀邦同志对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们说:
  比如,手工业问题,小城镇。社会主义没有经济、文化中心,只有几个大城市,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网点,我看我们的经济是不行的。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356 页
  小城镇在各方面的中心作用,他说得非常之多。他认为许多文化活动都可以因群众的喜爱而提倡起来,应该引导民间艺人组织起来,发展自负盈亏的业余或半业余剧团,50 年代行之有效的文化站、广播站、科技站、电影队都要恢复并发展起来。这些人才和机构都是小城镇发展的积极推手。
  他对西方国家的小城镇印象很好,认为可以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他说:欧洲许多国家的小城镇很发达,人们并不羡慕大城市。我们也要逐步把小城镇搞起来,那里有适合当地条件的工业、商业、服务业,有比较好的教育和文化设施,有看戏、看电影、听音乐和吃东西的地方,有活跃的经济、文化和信息交流,不是很好吗?小城镇要搞就搞好,做好规划,搞一个成一个,不要搞了两年又拆。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1061 页
  第三,耀邦同志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内在含义还有一个创新的思想结晶,就是“离土不离乡”,他在1983 年12 月22 日的有关会议上提出:
  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十八亿或者二十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949 页
  离土不离乡的思想,并没有离开“三农”问题。事实上,一部分农民可以不搞农业,可以投入到新的商业、服务业、公交运输业中去。经商务工的大多数农民既可以不进大城市,又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的现代文明:即不离故乡,不离农村,政府部门应该多出这样的好政策、好办法,把广大的农村变成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发展起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岂不很好?
  1984 年,他在江西高安考察,当县委书记翟时达说老表们申请在小集镇开店的已有一百多户,乡镇企业发展很快时,耀邦同志指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大措施。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1062 页
  我认为此话是对“离土不离乡”最简洁的解释。
  第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平衡现代化大都市、众多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人口和居住条件,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已是不争的国际大都市,这里可以举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举办世界博览会,这样的大城市和世界的大都市在硬件上已无分上下伯仲了。随着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彻底摆脱身份、民族、户口的束缚,更加自由地选择这些国际大都市作为自己的居留地。但1984 年12 月,胡耀邦先后到湖北和江西的19 个县市进行考察,鼓励农民加快山区建设。
  是否要设一些门槛和条件呢?必要的条件必须要有,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发展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城小镇,借以和我国的大城市、国际大都会相平衡,就是广大农村也应是欣欣向荣的、居住条件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耀邦同志1978 年春节,即刚到中组部上班后,在跟一位中年朋友聊天时,深情地说了他在这方面的向往和憧憬:
  不要忘记农村,中国幅员广阔之处在农村,中国的大舞台在农村。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140 页
  现在我国真正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转折期了,耀邦同志那时的美好理想,今天有了实现的更大可能性。
  第五,在中央领导的思想认识中,小城镇建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终于在1984 年的一号文件中,占据了它的历史地位,其意义非常重大。此后,小城镇存在、发展和遇到的问题,不但成为全国广大农村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城市居民也日益感觉到任何人都莫能置身于此事之外了。耀邦同志对这个文件怎样评价呢?他说:
  农业责任制五年见了效,还要坚持下去的话,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是继农业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大政策,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大政策,是生产力的又一个大解放。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948 页
  应该说,耀邦同志对发展农村小城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以至于把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历史重要性相提并论。有了小城镇的发展,并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中华文化为滋养,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空间就会更加广阔。城乡居民的住宅问题才有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在改革前夜的1978 年春节前夕,耀邦同志若有所思,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现在的建设也可能先从农村抓起,让农民摆脱困苦,先富起来,也许是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140 页
  20 世纪80 年代初,持小城镇发展观点的人还不多,费孝通先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和耀邦同志在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上神交很深。费老回忆,1983 年9 月开始,他以在家乡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撰写倡导发展小城镇的系列文章。四篇文章写齐,准备结集成册时,传到了耀邦同志手中。当时耀邦同志正感冒在家休息,无意中看了一遍,随手写了一段话,并推荐给党内一些同志参阅。耀邦同志的批语说:
  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既然拿不出,就不必急忙作决策,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行……

  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4 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费孝通》,群言出版社1996 年版,第42 页
  十几年后,费老提笔写下了《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一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
——《费孝通文集》第15 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2 页
  君子之交淡如水,耀邦同志尊重费老、关心费老,耀邦同志1986 年6 月出访欧洲四国,费老也在同行之列。别无他故,民盟的前任主席费老当年不求名利,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大业,并以自己的专长为伟大事业添砖加瓦。因此,耀邦同志引费老为运谋国是的益友,视他为共同事业的同志,也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费老的专著《小城镇四记》就是小城镇建设的一块理论与调研相结合的坚固基石。
  1988 年夏,父亲离开了工作岗位,在烟台休息。一天,忽听到民盟多位领导刚到烟台开会,他二话没说,带着笔者很快赶到他们的住地,和费孝通、钱伟长等主席握手问候,时间不久,旋即离去。

本文后记

  20 世纪80 年代初,耀邦同志估计20 年后,将有一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务农人员可减少到三亿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三。现在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7%,城镇人口的总量已大大超过当时的估计。我认为农民的宅基地换城市住房,耕地换社保,只适于城中村、城郊村,广大农村仍无这种机遇。即使如此,也仍有一个就业问题不易解决。耀邦同志在谈到建设小城镇、新农村时,曾提过“离土不离乡”的理念,而“离土不离乡”的生活、生产空间就广泛多了。
  这一问题,一时还难以说清,还有待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吧!



胡耀邦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 文/ 胡德平


  耀邦同志的消费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他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经过革命战争岁月异常艰苦的生活。延安时期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听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京戏,那多好啊。”建国以后,他和青年人的接触,也使他更深一层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一、对经济工作的热爱

  耀邦同志做过人民军队的组织工作,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两段时间都不算短,他对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相当熟悉。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他未能直接从事经济工作,总持有相当的遗憾。他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可以说,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我想这是他热爱经济工作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设问题。

二、对群众需求的关注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20 世纪60 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间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
  咣当咣当,七八十块;
  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的美的教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回答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耀邦同志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今后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在本国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同志回忆:1984 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 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三、“文革”中的逆向思考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 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 ,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要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呢?!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平地一声雷,经济建设这种平常事情还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张张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前一年的1966 年8 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年月,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有若干个晚上,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

四、“文革”中的学习

  耀邦同志为人民事业工作的一生,也是他学习的一生。即便在1976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仍在潜心读书。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同志有一段回忆文字为证:
  (1976 年7 月唐山地震几天后)这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
  ——《湖南党史》1999 年4 月

  耀邦同志解释说是要查核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因为有共同的理论兴趣,所以两人对“批邓”只发泄了一通不满的“反动言论”,便在书中共同查找起有关论述来,共找出了五段阐明这一问题的言论。
  此后不久,于光远又去我家串门,一进父亲住处,又看到书桌上仍然翻开着刘潇然翻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老问,怎么还在研究科技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父亲说,这本书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他正在看这个书的导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个情节十分生动,党内的政治人物、理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由衷的、自觉的,是有分析综合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岂因“四人帮”的攻讦而读书,值不得为此呕气。这次耀邦同志非常兴奋地谈了他的读后心得,据于老记载:
  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 年、1976 年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很重视。
  ——《湖南党史》1999 年4 月于老是我党研究马列主义的资深理论家,也是我国30 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他记录的这段历史逸事很有意思。他在文章中还联系到,1979 年耀邦同志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与他接受批判在家赋闲认真学习读书有关系的,是有思想理论作指导的。

于光远老20 世纪80 年代的照片(胡冀燕提供)


五、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 年,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根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党校写了一篇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10 月20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0 月22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10月9 日,耀邦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
  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422 页
  至此,耀邦同志基本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消费的理论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准备,他才有可能召集1982 年5 月19 日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会。

本文后记

  耀邦同志出身于湖南浏阳乡下一个下中农的家庭,对人们衣食住行用诸方面的需要有切肤之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明白了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同是一个,就是为人民、为民族的利益贡献终生。为此,他特别重视学习,学革命的本领,学建设的本领。“时刻准备着”!苏区儿童团的口号激励了他终生学习的态度。



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胡耀邦如何看消费

◎ 文/ 胡德平

  二战后,先是南斯拉夫,20世纪50 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确实,他们的一些经验对我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五年、十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
  ——《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

  他以商讨的口吻,提出当代世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
成功。
  ——《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

  “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苏联。1991 年,苏联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它的经济模式有关吗?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所致。真的如此吗?否!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是“白痴”,是“笨蛋”,只会在地图上指挥作战,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但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所建立的经济建设模式。请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的核心部分是怎么说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及右翼资产阶级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作用。
  是什么样的一种积极作用呢?赫鲁晓夫说:
  如果1928 年至1929 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农民收入增加后,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图为山东省沂源县的农民高兴地购买了电视机


本文后记

  耀邦同志在党的高层领导岗位上,研究世界经济问题。他认为苏联经济长期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不可取。

  资本主义国家追逐高额利润,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在货币问题上大做文章的模式也不可取。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探讨充满兴趣……




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胡耀邦如何看消费

◎ 文/ 胡德平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把不同意见强加一顶“复兴服装工业”的帽子,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苏联重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经济模式。苏联在特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充分理由,但把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轻工业、农业的所谓“反对派”,统统作为“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并清除出党,关入集中营,把很多好同志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斯大林模式。
  而东欧数国虽想改变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解决轻重工业失衡、群众日用生活品极其短缺的问题,但慑于苏联的压力和帝国霸权,只能是以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而作罢。为安抚人民群众对生活下降的不满与愤怒,为满足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便向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借贷举债,充实货架上的消费品,但仍未启动起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反而触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转变成政治危机。这些才是苏东共产党倒台的深层原因。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接着说:
  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
  耀邦同志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 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但他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多种信息也了解到,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比二战前后的竞争还要激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日、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攻城略地。耀邦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剥削,剥夺世界人民群众的手法、技术、游戏规则更高明了。怎么个高明呢?耀邦同志说: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气,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
  ——《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
  耀邦同志这种说法,与今天的经济形势、情况有极大不同。当下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告诉我们,美国是个低储蓄或是基本不储蓄的国家,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利息很低。金融资本怎么进行剥削呢?
  实际情况是,银行业中,传统利差业务利润大大降低,而非利息收入已成为主流业务。它可以劝导、引诱你做个人理财业务,金融中介服务业务,这方面的回报利润就比银行的存款利息高多了。银行还可以分出投资银行的专业银行,一笔买卖就是几亿、几十亿的生意。如果美国的金融业没有利润,如果美元不能“钱生钱”,怎么一个高逆差、高赤字、高负债、低储蓄的国家,可以长期享用物美价廉的商品达十几年之久呢?那么,耀邦同志说的“文明”、“高明”赚取利润的方法,剥夺中低层人民的游戏规则就是成立的。所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学。但是资本主义一些“文明”、“高明”的运作方式、赢利模式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方面,我们也要学,如对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对拥有人力资本,又愿意买断未来,超前消费的人,则应给予他们明朗的预期。更应鼓励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且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放松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银行的存贷差也是很大的,至今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投资渠道也少得可怜。
耀邦同志说到的中国模式即第三种模式:
  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
  他对三种模式的论述是他在座谈会上最后的归纳。
  目前国际金融海啸还未平息,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及突出的内需问题又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有信心克服不利因素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我们应以敢于应战、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围绕内需下大力气,不必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背包袱,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去打拼又一个三十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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