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论坛“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 ” 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觉得重庆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破坏法制，没有法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所谓公检法完全成为一个人的家丁，我作为研究历史的，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一种历史遗忘症，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文革结束后，从上到下都认识到，必须要有法制，许多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也深受无法制之苦，于是在 79 年到 80 年代，就提出来了民主与法制。 49 年后、尤其是反右后，再没有提出过民主与法制，而 79 年后痛定思痛，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建设，包括一些法制条文的颁布，后来还有个刊物就叫做《民主与法制》，我记得那刊物当时发行量特别大特别大。

　　经过这 30 年的努力，离真正做到法制还差很多，离法制的路还很远很远，但毕竟在此之前，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往法制的路上走，因为包括高层统治者，高层领导也知道，没有法制自己也是没有保证的。为什么这些年往后退，因为他们把那个惨痛的教训忘记了，本来法制的基础就很薄弱。回顾这 30 年的法制建设历程，一点点的进步都非常困难，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如关于是否要人权等，每点进步都很困难，但是，倒退却很快，很容易。如果薄的重庆模式搞成了可以说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所以，一定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没有法制情况下，包括给最高统治者领导人带来的惨痛教训。

　　也就是说，之所以薄能实现他做的一切，跟长期不许谈文革有关，哪个刊物一谈文革就要封，包括现在。有时在媒体上，不许我说文革，那我就把文革改成“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不让讲文革啊。 30 年只有经济改革进展快、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而大学里的大学生形成了一个概念，很多人都觉得文革毛时代物质是贫困的、道德是崇高的，我说这哪里哪里啊？但你没办法，一个人演讲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文革的事情要说清楚。包括薄在重庆做了些什么，不要隐瞒，不要考虑所谓的政治家办案政治考虑，如果完全披露出来会有什么政治影响？实际上在 1979 年对待文革就是这样，他们觉得如果全部公布会有什么样什么的影响。我觉得对薄的处理也应该公开，他做了什么，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切都应该公开。如果再隐瞒的话，考虑到某种影响，实际上是对中国法制造成的隐患会更大。

　　另外，我觉得还是重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公安可以随便编个罪名任意抓人。所以说，人们现在都说，公安的权力过大，实际公安权力过大还是背后这个书记的权力，因为书记支持王立军，王立军才能这样为所欲为，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书记强有力的支持，他也不敢这样到这种地步。所以说要限制公安的权力，根本上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只有他的权力受到限制公安的权力才能受到限制。所以，所谓限制一把手权力也就是要实行宪政，宪政就是要限制最高领导人、限制公权力。

　　所以具体来说，要有一种制度安排，公检法要承认它是一个互相制衡的、互相监督的，而不能为了效率，这好象形成了个传统，哪怕在 80 年代强调法制的时候，因为特殊情况严打，公检法就联合办案，这一定要废止掉，今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另一个具体可以做的就是废除劳教，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应该废掉了，如果我说对新一代领导班子有什么期望的话，我想 02 、 03 年胡温上台不久的时候，废除的收容制度，当时是给人民欢欣鼓舞的。我觉得，新一代“十八大”领导班子可以把废除劳教制度作为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法制改革、制度安排的一个给全国人民的见面礼，当然这一切还要配合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舆论宣传，包括宣传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都应该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做到。

　　如果没有公开透明，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很难实现这些。最近我刚刚看到一个某地的通知，现在由于很多地方的财政比较困难，所以在对一些企业征收明年的征收，这个通知说因为钓鱼岛的事情要打仗了，所以你们必须要把明年的税收先缴了，一个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这样的理由，所以怎么样限制他？如果限制不了他，他可以以冠冕堂皇的钓鱼岛要打仗的理由向你征税，他说内部传达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谁知道内部传达了？

　　好，我就讲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