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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重庆教训,是为了依法治国
作者:      时间:2012-12-04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研讨会的专家呼吁,披露重庆真相。反思重庆教训,避免重庆悲剧重演
  

  11 月 30 日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财新《中国改革》联合在北京召开“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研讨会。胡德平、保育钧、郭道辉、胡舒立、盛平、童之伟、李庄、陈有西、马晓力、张千帆、何兵、雷颐、张剑荆、徐昕、李楯、展江、荣剑等 3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网现刊登嘉宾发言摘要,以飨读者。发言根据会议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重庆模式”本质上是红色民粹主义

  “重庆模式”是红色民粹主义,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内容是民粹主义的。

  首先,它有违民主。民主讲究多数人作主,但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尤其要允许少数人以民主的方式参加决策过程,否则就是民粹。

  其次,它背离法治。只强调多数人的利益,对其行为是不是合法完全不谈,而且所谓的多数人也仅仅是重庆收入比较低的人群,比如棒棒、出租车司机等,是非常之片面的。

  另外,它妨碍民生。总体来说是让人民走向贫穷的老路子。

  反思重庆,不仅是为了重庆,也是为了全中国,恢复全社会对既定的基本经济政策,包括保护私营经济政策的信心。我初步归纳为 10 个方面:

  1 、必须从法治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的状况。

  2 、搞暴力型社会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法治。

  3 、行使司法一定要保障基本人权,消除一些极端野蛮的现象,如刑讯逼供。

  4 、对人身财产权的侵犯很可能比黑社会组织规模还要大、程度还要深。

  5 、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公、检、法,必须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

  6 、司法必须按宪法规定保持理性。

  7 、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公正、公开。

  8 、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

  9 、必须坚持初级阶段,破除民粹主义,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0 、必须正视重庆提出的课题,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客观存在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可以做:

  1 、在宪法上应当明确执政党的权力范围,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尤其是地方党委书记,这涉及到党章的问题,也涉及到宪法的问题。

  2 、要实行人大选举制度和竞争性选举制度。

  3 、要提升国家审判机关的公信力,同时以独立司法来改变各地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

  4 、要集中主要财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全体农民和其他低收入人群共享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有效地降低收入差距。

  李庄(前律师,“李庄案”当事人)

  不揭露出重庆的罪恶和丑陋,我们会成为历史罪人

  重庆的教训是惨痛的,是用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我对重庆有 150 问,是 150 个数字,是历史的填空,包括唱红、打黑等等。比如,重庆到底抓了多少人?到底判了多少人?为抓一个李庄,把龚刚华,龚刚华的儿子、邻居竟然都抓了,多达 50 人。现在,我这里有好几十个当事人登记备案,有 17 个律师在重庆受理这些冤假错案。

  但我在重庆发现一个特别痛心的现象,很多老百姓说薄书记好、王立军好。老百姓是善良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后来我突然明白了,重庆这四年的“红色传销”,老百姓要慢慢恢复。所以,不把他的罪恶和丑陋揭露出来,咱们就会成为历史罪人,尤其是我。

  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很简单,就是将法形成一种制度,再用这种制度去规范、约束人们的一种游戏规则。如果超出了这个游戏规则范围和界限,那是不行的。社会如果老是强调法的严厉,过分夸大法的作用是不行的,会怨声载道。但不讲法老是讲德,老百姓把法当儿戏也不行。怎么把法和德结合起来?孔子说过,“ 道之以政 , 齐之以刑 , 民免而无耻 ;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就是用高压、酷政、严打使老百姓被迫守法,内心的德是没有的,而用德感化他的内心,让他轻松的生活、遵纪守法。几千年了,我们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尤其是重庆“打黑”时期,所谓的社会治安好,不是通过法治,而是通过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实现的。

  陈有西(著名律师)

  深刻反思重庆悲剧涉及到国家下一步如何走

  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深厚的,如果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对重庆问题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位和反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还存在,类似的悲剧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整治重庆不是为了重庆,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为了国家下一步走什么路,“十八大”以后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放到全国的体制上来思考。

  第一、需要深层次思考重庆教训。

  1 、重庆教训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2 、重庆现象是薄熙来个人因素导致的吗?

  3 、重庆现象只发生在重庆吗?

  4 、薄熙来退出政治舞台以后,能够消除重庆现象吗?没有了薄熙来以后,这个悲剧就不会不发生了?

  第二、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功了?首先是唱红的思想基础。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二是打黑的法律基础。 1979 年刑法、刑诉法实施以后, 30 多年,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罪名有 560 多个,光经济犯罪方面就有 100 多个罪名。要折腾一个企业家,一个人找出十几个罪名随便都能找到的,打黑的法律基础已经建成了。这就是立法万能论对国家市场经济的破坏,立了那么多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刑法的法网是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的过去的。三是高压维稳,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导致了庸俗主义的执法,导致无法无天,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四是否定改革的思潮。重庆打黑过程中,把私营企业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国企再捐 1.5 亿给公安局,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的做法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五是绑架社会舆论。六是民粹主义的渊源。为什么?重庆反腐败、打黑,迎合了仇富、仇官的心态。一些做法,如发补贴、重绿化、为老百姓巡逻,抓住了一些热点的民生问题。掌握了刑法工具,把检察院搞的不敢说话,把最高法院给套进来了。唱红把中宣部套进去了,打黑把最高法院套进去了。再用司法手段进行掠夺和资产的重组,甚至剥夺人的生命。

  第三,重庆问题的危害实质是什么?

  1 、社会治理的方式是权治还是法治?重庆走的就是权治的道路。

  2 、发展方向,顺势还是逆势?“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确立的党的路线要不要继续?

  3 、政治导向,独裁还是民主?

  4 、经济基础,计划还是市场?公有制还是多种经济成份?他的做法如在全国推开的话,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被摧毁掉,这点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

  5 、发展模式,长期效益还是短期效益?只要眼前搞的好,管你“十八大”以后政府是不是破产。现在,重庆有大量的银行贷款、投资,以及民营企业几千亿的钱都无法恢复了,有一些是现金、有一些是股权、有些是房产。

  6 、组织路线,民主还是擅权?完全由他家天下,他说用谁就用谁。

  7 、意识形态,多元还是盲从?很清楚的就是盲从,唱红歌,薄熙来书记辛苦了等等。

  8 、法律价值,公平还是镇压?

  9 、政治道德,坚持公义还是坚持私利?

  重庆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有很多事情,到底是平稳过渡还是拨乱反正?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搞还是用法治方式?希望从薄熙来审判开始真正能够公开化、真正能够走法律程序。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让民众知道重庆真相

  重庆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情,至少涉及三个制度层次上的事情。

  1 、一个就是党委的、特别是一把手的权无所不在、至高无上、完全不受约束,这为个人滥用权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司法完全无足轻重、荡然无存,完全沦为傀儡。

  3 、言论和新闻自由缺失。可以公然动用资源为自己塑造形象,各地都在做这个事,只不过重庆用了这个资源为他个人做宣传,另外把所有负面的东西统统给扼杀掉。在重庆发个贴子就会被劳教,更别说唱红、打黑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们要知道重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一切前提都是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呼吁重庆公开庭审录像

  作为一位见证者,重庆模式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以公安为主导的专案组办案,不讲程序、刑讯逼供。我一直在呼吁庭审录像公开,只要一公开所有这些问题一清二楚。

  “重庆模式”也表现在“唱红”和“打黑”的配套上。唱红是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这个比赛完了又是另外一个比赛,为了比赛还要训练。有一家医院 4 点半医生就不上班,唱红歌去了。

  “重庆模式”也表现在利用公共财政对学术的支持,对大学的收买、对课题的收买,对种种研讨会的安排、组织,学者沦为权利的附庸。

  但是,重庆打黑不过是历次打黑的加强版、黑色版,其它地方也同样上演了和重庆模式类似的戏剧。

  所以,我们要反思的是“重庆模式”,更要反思其背后的政法管理体制,这样一个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模式。

  怎么反思“重庆模式”、重庆教训?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申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司法裁判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有司法独立,甚至社会主义可以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司法独立。

  所以,一定要解放思想。首先大家要凝聚共识,推动法制的前进。法制是未来可以走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一条道路。

  司法独立最关键是要解决司法与党的关系的问题。党可以坚持对一切的领导,但在司法领域不干预个案应该作为一个原则。因为干预个案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就有违党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党可以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因此政法委对于省级以下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中央政法委可以保留作为司法政策的引导功能。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

  权力没有制衡必然会出现重庆事件

  共和国 60 多年来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可以刑讯逼供,但重庆却可以这样做。这种情况正像 1949 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一批人整一批人。这里牵扯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尽管执政党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但始终只有言词没有行动。

  当没有权力制衡,仍然以运动式的行动方式、以一种非法制的形式,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真正做到法治就有这么几点: 1 、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不能剥夺的。 2 、一切法律决定都要经过正当程序做出。 3 、一切法律上的纷争最终应当得到不受干扰的第三方司法裁判。这些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人权,但同时修复旧体制的行动始终在推进,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现在,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前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带来的残害,而且在一个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底层是有极大的情绪的,这和我们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有很大的关系。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

  给人民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

  “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重庆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革开放 ” ,这些都要打引号,在最漂亮的话下面都有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发生,让人民蒙受灾难。

  54 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刘少奇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制定宪法就是要人民明白这件事:你没做亏心事晚上谁敲门都不要怕。我们现在行吗?在重庆问题暴露之前,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包括高级干部。

  “十八大”之后,全国人民在新的中央集体领导下,要营造安全的环境,只要守法、诚实经营,就不会有牢狱之灾。政府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位置应该摆好。公权力的范围太大了,无所不包。能不能把那些非政府组织搞好,把基层民主搞好,把基层自治搞好,让社会发挥些力量呢?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基层自治。

  “十八大”之后势头是好的,能不能继续下去还要靠全社会的努力。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重庆事件再有所隐瞒,会形成更大的隐患

  重庆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破坏法治,一个人说了算,所谓公检法完全成为一个人的家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一种历史遗忘症,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文革”结束 后,从上到下都认识到,必须要有法治,于是在 79 年乃至 80 年代,就提出来了民主与法制,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建设,包括一些法制条文的颁布。

  30 年来我们一点一点地往法治的路上走。但几年我们却是在往后退。为什么?因为把那个惨痛的教训忘记了,本来法治基础就很薄弱,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很困难,但倒退 却很快。如果薄的“重庆模式”成功了,可以说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所以,一定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没有法制情况下,包括给最高统治者领导人带来的惨痛教训。

  薄熙来能实现他做的一切,跟长期不许谈“文革”有关。 30 年只有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然而却在大学生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很多人都觉得“文革”时期物质是贫困的,道德是崇高的。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文革”的事情说清楚。包括薄在重庆做了些什么,不要隐瞒,不要考虑如果完全披露出来会有什么政治影响。实际上, 1979 年对待“文革”就是这样,觉得如果全部公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对薄的处理也应该这样,他做了什么,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切都应该公开。如果隐瞒,考虑到某种影响,那么对中国法治造成的隐患会更大。

  “重庆模式”给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是,可以随便编个罪名任意抓人。公安的权力过大,实际上还是背后书记的权力大,因为书记支持,王立军才能这样为所欲为,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书记强有力的支持,他也不敢到这种地步。所以,限制公安的权力,根本上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只有他的权力受到限制,公安的权力才能受到限制。所以,所谓限制一把手权力也就是要实行宪政,,限制最高领导人、限制公权力。

  具体来说,要有一种制度安排,公检法要互相制衡、互相监督,而不能为了效率,公检法联合办案,这个一定要废止掉。一个具体可以做的就是废掉劳教制度。新一代“十八大”领导班子可以把废除劳教制度作为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给全国人民一个见面礼。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重庆教训在于一个地方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法制

  重庆的问题,教训比较深刻,我觉得要反思重庆几个问题:

  第一、思想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薄熙来要在重庆唱红?这显然是反对普世价值,我们在政法指导思想上提“三个至上”,这本身就出了问题。 1 ,普世价值是不能批的。所有的普世价值已经被共产党写入宪法,宪法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定的。要和西方争论,应该争论的是普世价值的表现形式,普世价值是要实现的,但是实现普世价值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澄清。 2 ,要提法律至上。因为提党的事业至上,没有想到有党的长期事业和党的阶段性事业,有党的全国事业和地方事业。“党的事业至上”提出以后,在地方已经被地方领导把地方的事业凌驾于党的全国性事业之上,把党的短期事业凌驾于长期事业之上。

  第二,应该法治先行。

  第三,不能仅仅看到是重庆一个地方的法治沦落。重庆对全国的教训是,一个地方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法制。比如,薄熙来事件出来之后,贵阳小河法院还是会“黑打”。深层次就可以看出,摧毁法治有两股力量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是一些“一把手”,因为人治是最爽的,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中国能实现人治最主要的内因。二个就是底层有这么一股力量,希望在乱中可以获得一些东西。

  第四,我们要反思这个国家,为什么薄熙来如此干的时候没有人抵抗?李庄被判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我当时说,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不能断定李庄犯了伪证罪。结果,薄当天晚上给电视台打电话,第二天就把制片人给撤了,主持人也未幸免。

  司法独立是常识。审判怎么独立?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审判民主开始,我喊了多少年,把人民陪审员、陪审团搞起来,把人民调动起来,用人民陪审团推动审判独立。

  保育钧(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

  以李庄案子和劳教问题突破前行

  就眼前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李庄的案子,第二个是劳教问题,把这两个突破,顺着这个往前走。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

  现实地推进重庆事件的研究跟进

  重庆事件牵扯到几个层次问题,需要今后一个时期从各个方向进行分工研究、分层跟进。

  第一,任何人都不能杀人,这个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第二是非常基本的,就是党内治理的层次。党要管党,这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党建那节讲的很清楚。第三,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中,中国能不能再出现一个单独的地方,实行一套单独的不一样的政策?第四,言论自由,重庆事件如果剥夺了言论自由,就无法弄清真相。第五,司法独立。第六,私有财权保护问题。

  “十八大”提出富强、文明、和谐和自由的概念,对基本社会核心价值的检讨是需要的。怎么推动深刻反思重庆事件这个重要教训,确实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往前走。应该选择现阶段推进起来可能性比较大、成本比较低的事情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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